《中草药》基于中药超分子探讨黄芪-莪术配伍增效抗肝癌的科学内涵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与致死率均居前列的恶性肿瘤[1]。中医认为肝癌的核心病机为正气虚损为本，痰浊凝滞、血瘀阻络、癌毒内蕴为标[2]。其病理基础为正气亏虚与血瘀形成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2]。故对此类患者的治疗应该以补气益气为主，辅以行血活血，以做到“祛瘀不伤正，扶正不留瘀”，因此临床上益气活血法被广泛应用于肝癌的治疗[3-5]。

黄芪味甘，微温，无毒，归脾、肺二经；是补气类代表性中药，具有补气升阳、利水消肿、托毒生肌等功效[6]。莪术味辛、苦，性温，入肝经，作为活血化瘀类中药能大破气中之血，故破血行气为莪术之首要功效[7]。两者配伍构成益气活血的经典药对。黄芪-莪术作为益气活血的代表性药对，最早见于《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的理冲汤，具有补气不壅中、攻破不伤正的特点[8]。窦永起教授指出，单用益气药虽能缓补正气，但久用易致气机壅滞，反不利于气的运行；而活血药虽能化瘀行滞，但长期使用易伤正气；因此，气血需协调并进，益气与活血药物合用不仅可互补不足，更能协同发挥破瘀不伤正、行气不留瘀的疗效[9]。在临床实践中，唐德才教授探索将黄芪-莪术药对用于肿瘤治疗，并据此拟定“芪术抗癌方”，其中黄芪与莪术配比为2∶1。他认为，莪术虽能破血行气，但也易耗伤正气；与黄芪合用则可增强破积消瘤之效，尤其适用于气虚血瘀证型的肿瘤患者[10]。综上，黄芪-莪术药对在肝癌治疗中疗效确切，是抗肝癌中药的重要组成。然而，其配伍协同的科学内涵尚不明确，亟需深入研究与阐释。

目前，关于药对配伍的研究多聚焦于体内外化学成分分析、药动学分析、药理作用机制和网络药理学研究等方面。黄芪-莪术配伍成分分析表明，黄芪中的皂苷类及黄酮类成分可显著促进莪术脂溶性成分（如莪术二酮、吉马酮）的溶出（含量升高2～3倍），提示二者配伍具有促进脂溶性成分溶出的作用[11]；同时也有研究表明，黄芪-莪术药对可通过调节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1（cyclin-dependent kinase 1，CDK1）、细胞周期蛋白B1（cyclin B1，CCNB1）等靶点及磷酸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rotein kinase B，PI3K-Akt）、肿瘤蛋白 p53（tumor protein p53，p53）等信号通路，形成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抗肝癌协同作用网络[12]。上述研究方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黄芪-莪术配伍在特定层面的配伍科学内涵，但仍缺乏在物质基础结构及功能协同层面的系统认识。因此需从更整体的角度出发，深入解析其配伍内涵及多层面协同作用机制。

近年来，一种更具整体性和结构性的中药配伍研究思路逐渐受到关注。该思路基于“结构中药学”理论，旨在通过研究中药煎煮过程中形成的中药超分子（supramolecul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TCM），阐释中药配伍的科学内涵。已有研究发现在汤剂中存在由非共价键连接自组装而成的STCM[13-17]。而结构中药学认为结构与药效相关，中药在煎煮过程中，不仅存在成分的单纯溶出，还存在成分间的相互作用，而成分间的相互作用会形成不同结构的STCM，并且其与药效相关，因此推测STCM是汤剂发挥疗效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18]。STCM的提出不仅丰富了中药配伍理论的研究层次，也为揭示药对配伍协同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

本研究以黄芪-莪术药对为对象，通过离心-透析法对STCM进行分离；然后利用动态光散射（dynamic light scattering，DLS）技术结合透射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对煎煮过程中形成的STCM进行表征，利用光谱法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随后利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iquid chromatograph mass spectrometer，LC-MS）技术对STCM的成分进行分析；最后对黄芪-莪术超分子（AstragaliRadix-CurcumaeRhizomasupramolecul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C-STCM）的体外抗肝癌活性进行评价。

1仪器与材料

1.1仪器

EX125DZH型电子天平，美国Ohaus公司；F-4700型荧光分光光度计、Hitachi HT-7800型透射电子显微镜，日本日立公司；Frontier FT-IR型红外光谱仪，美国Perkin Elmer公司；Scientz-10N/A型冷冻干燥机，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Milli-Q Direct型超纯水机，美国Millipore公司；Zetasier Advance Series型粒度仪，英国Malvern公司；BB150型CO2细胞恒温培养箱、Mul tiskan Sky High型全波长酶标仪、Ultimate 3000-Q-Exactive型超高效液相-四级杆-傅里叶变换质谱仪，美国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TDZ5-WS型多管架自动平衡离心机，湖南平凡科技有限公司。

1.2材料

黄芪（批号23021327）、莪术（批号22040108）均购自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经山东中医药大学药学院赵东升教授鉴定，黄芪为豆科黄芪属植物膜荚黄芪Astragalusmembranaceus (Fisch.) Bunge的干燥根，莪术为姜科姜黄属植物蓬莪术Curcumaphaeocaulis Val.的干燥根茎。

光谱级溴化钾（批号S30390）、透析袋（批号SP132594，截留相对分子质量3 500）均购自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人肝癌HepG2细胞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库；DMEM高糖培养基（批号L100-500）、磷酸盐缓冲液（PBS，批号L205-500）、胰蛋白酶（批号A300-100）均购自浙江百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二甲基亚砜（dimethyl sulfoxide，DMSO，GC203002-100 mL）购自武汉塞维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噻唑蓝（methylthiazolyldiphenyl-tetrazolium bromide，MTT，批号ST1537）购自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方法与结果

2.1STCM体系的发现与表征

2.1.1煎液（decoction，D）制备 称取黄芪、莪术各60 g，分别装入圆底烧瓶，加入600 mL超纯水，浸泡30 min，沸腾后回流提取1 h，趁热无纺纱布滤过，即得到黄芪单煎液（AstragaliRadix single decoction，A-D）和莪术单煎液（CurcumaeRhizoma single decoction，C-D），冻干保存。将上述A-D、C-D按照2∶1的比例，分别取各自单煎液的2/3和1/3液体混合均匀，即得黄芪-莪术物理混合液（Mix-D）。按照黄芪-莪术2∶1的比例，分别称取黄芪40 g和莪术20 g，加入600 mL超纯水，浸泡30 min，回流提取1 h，趁热滤过，即得黄芪-莪术合煎液（AC-D）。所得样品均通过冷冻干燥处理，得到其冻干粉末进行保存和后续实验。

2.1.2统计方法 使用Graphpad Prism 9.5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绘图，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Dunnett⁃t检验，测量值以
表示，P＜0.05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

2.1.3外观颜色、丁达尔效应观察及冻干粉得率测定 AC-D、Mix-D、A-D、C-D均表现出一定的颜色差异，其中，AC-D呈浅黄色，较Mix-D颜色更淡，提示在煎煮过程中可能存在成分溶出的差异（图1-a）。此外，4种煎煮液均呈现出明显的丁达尔效应，表明其中含有纳米粒子，然而，其光路虽强但存在明显散射现象，提示纳米粒子分布可能不均匀（图1-b）。将上述溶液冻干后得到的干粉，其颜色与原煎煮液颜色趋势一致，且AC-D与Mix-D的冻干得率无显著性差异，而Mix-D组的得率与A-D组和C-D组得率按比例相加所得结果基本一致（图1-c和表1）。

为进一步验证煎煮液中STCM的存在，对AC-D、Mix-D、A-D和C-D溶液的DLS结果及微观形貌进行对比分析。

2.1.4DLS技术分析各煎液的粒径及ζ电位 将煎液样品转移至比色皿中，在粒度仪的“Size”模式下测定样品的粒径和多分散指数（polydispersity index，PDI）；在粒度仪的“Zeta”模式下测定样品ζ电位，平行3次，取平均值。结果显示，AC-D粒径较Mix-D粒径小（图2-a和表1），ζ电位值表现出更优越的稳定性，且分散更均匀（图2-b和表1）；值得注意的是，Mix-D的粒径、ζ电位等理化参数与两单煎液按比例混合所得的理论值接近，提示在物理混合过程中可能未发生成分自组装。

2.1.5各煎液样品的TEM观察 将1滴待测的液体样品置于碳涂层铜网格上，室温下静置2～3 min以便颗粒吸附，用1%醋酸双氧铀溶液作为染剂，将铜网格置于室温下自然干燥。待完全干燥后，将样品置于TEM下进行观察，并记录其表面形貌及分布特征。结果发现，AC-D中存在不规则的类球形纳米颗粒，Mix-D和A-D中存在大量不规絮状聚集体，呈现出完全不同于AC-D的形貌；而C-D中也存在类球形纳米颗粒（图3），这提示C-D在形成纳米粒子的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以上结果表明，黄芪-莪术的合煎过程中并不是单纯的成分溶出过程，其中也存在成分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一种混悬的STCM聚集体。随后，将上述4种煎液，以3 000 r/min（1 260×g）的转速离心30 min，将上清液使用透析袋（截留相对分子质量3 500）进行透析处理，所得透析内液即为STCM[19-21]。

2.2STCM体系的表征

2.2.1STCM的提取 将黄芪、莪术按照2∶1的比例，各称取40 g和20 g，加入600 mL超纯水，浸泡30 min，回流提取1 h，趁热滤过，得AC-D，将其以3 000 r/min（1 260×g）的转速离心30 min，将上清液使用透析袋（截留相对分子质量3 500）进行透析处理，透析内液即为黄芪-莪术超分子（AC-STCM）。同理可得黄芪-莪术混合超分子（Mix-STCM），各样品均冻干保存（操作同“2.1.1”项）。将Mix-STCM液体加热至沸腾后回流1 h，所得产物即为Mix-hot组分。

2.2.2STCM外观颜色和丁达尔效应表征及冻干粉得率测定 经离心-透析分离后，对获得的4组STCM（AC-STCM、Mix-STCM、A-STCM、C-STCM）进行系统表征。结果显示，4组溶液颜色较对应的煎液组（AC-D、Mix-D、A-D、C-D）均有所变浅，其中AC-STCM溶液呈浅黄色，较Mix-STCM颜色浅（图4-a、5-a）；4组STCM溶液均呈现出明显的丁达尔效应，表明体系中有纳米粒子；但相比于煎液组，光散射程度有所减弱，提示这些样品中的粒径分布更加均一，这可能与离心过程中对大颗粒的去除有关（图4-b、5-b）；进一步将4组STCM经过冻干处理后，对冻干粉理化性质进行分析，发现冻干粉的色泽趋势与溶液状态保持高度一致（图4-c、5-c），并且其得率趋势与煎液组结果相符（表2）；然而，所有STCM得率均显著低于煎液组（表1、2），原因可能是在离心过程中除去了不溶性成分以及某些较大聚集体。

2.2.3DLS技术分析各STCM的粒径及ζ电位 进一步对STCM的DLS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如图6-a和表2所示，4组STCM的粒径并无显著性差异，可能由于各组样品均经过相同的分离过程，导致其粒径集中于相近的范围内。然而，在电位测试中，AC-STCM与其余3组相比表现出显著差异，提示其表面电荷不同（图6-b和表2）。此外，各组的ζ电位和PDI趋势与煎液组保持一致，其中AC-STCM的PDI值最低，表明其粒径分布仍最为均匀（表3）。综合以上结果可见，尽管各组STCM的粒径大小相似，但其结构特征存在差异。尤其是合煎过程中生成的AC-STCM，其粒子表面电荷及分布均一性均显示出独特特征，提示不同配伍方式可导致形成具有差异性结构特征的STCM聚集体。

2.2.4各STCM样品的TEM观察 进一步通过TEM观察4组STCM形貌，发现AC-STCM主要以300 nm左右的不规则球形存在，边界清晰；而Mix-STCM则更多以A-STCM为主，以不规则、松散聚集的絮状为主，形态差异明显，这也说明在混合过程中未进一步组装成新的STCM（图7）。该结果与DLS分析结果高度一致，进一步证实合煎对STCM结构特征的调控作用。AC-STCM通过合煎诱导形成的有序STCM结构可能为其稳定性提升及药效增强提供了结构基础。

2.2.5各STCM样品的荧光光谱法（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FS）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合煎是否发生自组装，产生新的STCM，将待测液体样品置于样品池，打开仪器预热30 min，激发波长设定为340 nm，在波长360～600 nm进行扫描，结果见图8。在相同激发波长下，各组样品的发射强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中AC-STCM与Mix-STCM之间的发射强度存在差异，提示物理混合过程中可能未发生有效自组装，从而导致其结构存在不同。

2.2.6各STCM样品的红外光谱法（infrared spectroscopy，IR）分析 将“2.2.1”项中得到的冻干粉末用于该实验。取各样品冻干粉末与光谱级溴化钾（KBr）混合研磨（分析NaOH干扰氢键时，样品冻干粉与KBr和NaOH混合研磨），进行压片后置于红外光谱仪上扣除空气背景后，设置扫描范围4 000～400 cm−1，进行扫描，结果见图9。AC-STCM在1 042 cm−1处的C-O伸缩振动出现明显红移，结合O-H的伸缩振动从3 377 cm−1向3 351 cm−1红移了26 cm−1，提示C-O···H型氢键形成，从而佐证在自组装过程中各种成分间存在氢键连接，这可能是AC-STCM结构稳定的主要非共价作用之一。此外，C-H的伸缩振动由2 930 cm−1向高波数移动至2 938 cm−1，表明可能存在疏水相互作用，使分子间堆积更为紧密，从而引起C-H键电子云分布的改变。苯环骨架振动由1 623 cm−1向低波数移动至1 616 cm−1，红移7 cm−1，推测可能由于π-π堆积作用增强，使分子排列更紧凑，电子云密度降低，从而导致振动频率下降。与此同时，根据AC-STCM的红外特征吸收峰初步推测，其主要组成成分可能为黄芪多糖，由于其结构中存在大量羟基，这进一步支持氢键在合煎过程中参与了自组装过程并形成了特定的STCM结构[22-24]。综上，AC-STCM在红外特征吸收峰的整体变化揭示了氢键、疏水作用与π-π堆积等非共价相互作用在其自组装过程中的协同贡献。

2.2.7红外光谱验证AC-STCM样品中氢键破坏情况 考虑到已有文献证实黄芪多糖可通过氢键与黄酮类化合物形成稳定的STCM[24]。结合本实验中AC-STCM以黄芪多糖为主要成分的猜想，推测氢键在其自组装过程中可能起到主导作用。为验证该假设，通过添加NaOH破坏体系中的氢键，并采用红外光谱对处理前后AC-STCM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探究氢键对自组装形成的影响[25-26]。结果（图10）显示，AC-NaOH样品在3 000～3 700 cm−1的O-H伸缩振动吸收峰显著减弱甚至消失，提示NaOH的碱性环境有效破坏了原体系中广泛存在的氢键结构，进一步印证了AC-STCM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氢键的稳定维系。

2.2.8荧光光谱法验证STCM样品的热驱动现象 通过TEM结果以及荧光光谱分析推测物理混合过程中未继续进行有效的自组装，所以随后探究热力学是否对STCM自组装过程有驱动作用。对Mix-STCM样品进行了加热处理，并监测其荧光发射强度变化。结果显示，加热处理后，Mix-STCM的荧光强度呈现出向AC-STCM靠近的趋势，提示其自组装行为受热力学调控。然而，尽管Mix-STCM加热后有向AC-STCM靠近的趋势，但Mix-STCM在加热后其荧光特性仍无法与AC-STCM重合，表明其结构特征未能实现有效重构（图11）。这可能是由于STCM的生成虽以热力学驱动为主，但煎煮过程中关键成分的协同溶出行为及其在体系中的空间分布关系亦对其结构构建产生显著影响。

2.2.9STCM稳定性评价 对STCM在7 d内的粒径与ζ电位进行了监测，结果发现粒径随时间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加，而ζ电位变化不明显（图12-a、b）。这一现象可能源于粒径测试本质上反映的是“水合粒径”，随着时间推移，STCM表面暴露的功能基团逐渐通过非共价作用发生相互连接，从而在粒径检测中表现为表观粒径的增加。与此同时，电位未出现显著波动，提示体系整体的表面电荷密度保持稳定，这仍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剧烈聚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Mix-STCM，AC-STCM的粒径波动更大，可能是由于合煎过程中更多亲水与疏水活性成分溶出并参与自组装，使得体系结构更加复杂和动态，从而导致其在储存过程中粒径变化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成功从黄芪-莪术合煎液中分离获得了STCM，并证实其在煎煮过程中可通过氢键和π-π堆积作用实现稳定的自组装结构。该过程可能主要受热力学驱动，但其形成亦与体系中的具体成分密切相关。因此，进一步分析STCM的化学组成，有助于揭示其形成的物质基础与形成机制。

2.3AC-STCM和Mix-STCM成分分析

采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LC-MS）对AC-STCM和Mix-STCM进行成分分析。将样品于超纯水中超声溶解，使用Thermo Ultimate 3000-Q-Exactive Focus对样品进行分析，样品在Hypersi Gold（100 mm×2.1 mm，1.9 μm）色谱柱上进行分离，柱温为40 ℃，流动相使用0.1%甲酸水溶液（A）、0.1%甲酸乙腈溶液（B），梯度洗脱：0～2.0 min，5% A；2.0～42.0 min，5%～95% A；42.0～47.0 min，95% A；47.0～47.1 min，95%～5% A；47.1～50.0 min，5% A；进样量5 μL。质谱条件：ESI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喷雾电压3.5 kV，负离子喷雾电压−3.2 kV，毛细管温度320 ℃，二级碰撞能量20、40、60 eV，检测模式为全MS-ddMS2，分别扫描正离子模式和负离子模式，扫描范围为m/z 100～1 500，MS1分辨率设置为70 000，MS2分辨率设置为17 500。

对AC-STCM和Mix-STCM进行成分对比分析，结果（图13-a～b和图14）显示，AC-STCM的主要成分包含毛蕊异黄酮苷、芒柄花苷、毛蕊异黄酮、芒柄花素、大豆皂苷和双去甲氧基姜黄素等（表4）。与Mix-STCM进行比较后发现，AC-STCM中上述成分的含量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升高（图15）。由于黄芪多糖的结构复杂，缺乏有效电离片段，在LC-MS中难以检测，因此其未出现在上述谱图中。然而，结合红外光谱分析结果，AC-STCM中仍可观察到典型的黄芪多糖特征吸收峰（图9），间接证实其作为自组装成分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AC-STCM其稳定的STCM结构可能通过空间框架与分子间相互作用，促进活性成分的富集。即AC-STCM的构建过程或与成分的稳定富集存在相互促进关系。以上结果表明，在配伍合煎的过程形成的自组装STCM起到了成分富集的作用，这可能是黄芪-莪术配伍发挥协同增效作用的重要机制之一。

2.4体外抗肝癌活性研究

2.4.1细胞毒性测试 本研究以HepG2肝癌细胞系为模型，为验证AC-STCM是否为黄芪-莪术药对协同增效的关键物质基础，开展了细胞毒性实验。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HepG2细胞均匀接种到96孔板中（5 000个细胞/孔），培养24 h后分别给予不同质量浓度（0、1、5、10、15、20 mg/mL）的AC-D、Mix-D、AC-STCM、Mix-STCM，对照组加入不含药物的培养基，同时设置调零孔（不接种细胞），处理24 h，处理后每孔加入MTT溶液（终质量浓度为0.5 mg/mL），37℃孵育4 h；去上清，加入100 μL DMSO终止孵育，使用酶标仪测定570 nm处的吸光度（A）值，计算细胞存活率。

细胞存活率＝(A给药－A调零)/(A对照－A调零)

结果（表5）显示，无论是STCM组还是煎液组，配伍合煎液的抗肿瘤效果均优于对应的物理混合组，提示“药对合煎配伍”在提升药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与AC-D相比，AC-STCM表现出更强的抗肿瘤活性。

2.4.2细胞结晶紫染色实验 将HepG2细胞接种于6孔板中，使用完全培养基培养12 h，至细胞增殖到融合度达到90%时分别加入0、5、10、15、20、25mg/mL的含药培养基继续培养24 h，弃去含药培基，多聚甲醛固定，结晶紫染色。结晶紫染色实验结果（图16）显示，AC-STCM对HepG2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呈质量浓度相关性。

2.4.3细胞划痕愈合实验和克隆形成实验 将HepG2细胞接种于6孔板中，使用完全培养基培养12 h，至细胞融合度达到90%时，使用200 μL枪头划痕，用PBS清洗后替换成含0、0.5、1.0 mg/mL的含药培养基，拍摄0、24、48、72 h时的图像。获得的图像使用Image J软件进行划痕面积统计并计算划痕迁移率。

细胞迁移率＝(S0－SN)/S0

S0为0 h时各组划痕面积，SN为N h时各组划痕面积（N＝24、48、72）

将HepG2细胞分别接种于6孔板中（每孔500个），待细胞贴壁后，分别加入0、0.5、1.0mg/mL的含药培养基继续培养14 d，期间每3天更换含药培养基。培养结束时，弃去培养基，4%多聚甲醛固定后结晶紫染色，使用相机拍摄结晶紫染色结果。克隆形成实验和划痕实验进一步表明，AC-STCM可有效抑制HepG2细胞的增殖与迁移能力（图17-a、b和表6）。

综上所述，黄芪-莪术配伍具有明显的增效抗肝癌作用，且AC-STCM极可能是AC-D发挥抗肝癌活性的关键物质基础。这一发现为中药配伍的物质基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3讨论

随着STCM化学的不断发展，其与中医药的交叉融合日益深入。已有研究表明在多种中药复方、药对及单味药煎煮液中存在由非共价键连接自组装形成的STCM[27-30]。当前关于药对配伍增效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成分分析与作用机制探索，而STCM的提出为从整体层面解析中药配伍规律提供了全新视角[27-30]。

中医认为肝癌的核心病机为气虚血瘀，黄芪-莪术作为“益气活血”经典药对，常用于肝癌的治疗。本研究基于STCM化学理论，聚焦于黄芪-莪术合煎过程中成分间的相互作用是否能够形成不同于物理混合产生的自组装STCM。通过DLS与TEM横向对比AC-STCM和Mix-STCM的差异，AC-STCM粒径更小、分布更均匀且更加稳定。进一步通过FS和IR对STCM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结果提示，黄芪-莪术在煎煮过程中会在热力学的驱动下通过氢键等非共价键自组装成不同于物理混合组的类球形STCM。已有研究表明黄芪-莪术合煎可以促进成分溶出，为探究STCM在其中的作用，本研究利用LC-MS对AC-STCM和Mix-STCM的化学成分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AC-STCM中若干关键成分含量高于物理混合体系，该结果提示STCM的形成过程可能伴随成分溶出的富集，这一协同效应或为配伍增效的重要物质基础。进一步的体外实验表明，黄芪-莪术合煎体系对HepG2细胞具有更显著的抑制作用，验证了STCM的形成与抗肿瘤活性提升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此外黄芪中主要成分比如毛蕊异黄酮、毛蕊异黄酮苷、芒柄花素、芒柄花苷等黄酮类成分由于结构中存在C6-C3-C6的苯环骨架，平面芳香结构利于π-π堆积，并且毛蕊异黄酮苷和芒柄花苷具有糖基，提供了氢键结合位点，所以这些黄酮及其苷类成分具有自组装的潜力；莪术的主要成分比如姜黄素和双去甲氧基姜黄素拥有长链共轭双键结构和2个芳香环，其β-二酮结构利于氢键和金属配位，同时能形成π-π堆积和氢键进行自组装。综上所述，根据成分的结构特征，黄芪与莪术的成分具备自组装形成STCM的潜力，所以后续研究中将会从成分入手，进一步阐释黄芪-莪术药对在成分层面的配伍科学内涵。

本研究系统阐释了“配伍合煎-超分子自组装-协同增效”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机制，不仅为黄芪-莪术药对在抗肝癌中的配伍规律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中药复方“整体观”的研究提供了STCM化学视角下的创新方法，为中药药对配伍增效的物质基础与科学内涵研究提供理论与实验基础。但是不可否认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由于中药汤剂中STCM的复杂性及动态变化特征，当前研究尚未能解析其精细结构，也未能明确活性成分在自组装过程中是否存在特定的结构偏好性；此外，尽管通过LC-MS分析推测STCM的形成伴随活性成分的富集，但尚未深入揭示该富集效应发生的具体机制；最后，本实验的药效验证仍局限于体外细胞实验并且并不能说明两者配伍“破瘀不伤正、行气不留瘀”的科学内涵，下一步将在动物模型等体内环境中开展更全面、精确的药效评价研究，以进一步确认其生物学效应。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来 源：刘若雨，王祖驰，刘名玉，赵春芹，张 振，李 肖．基于中药超分子探讨黄芪-莪术配伍增效抗肝癌的科学内涵 [J]. 中草药, 2026, 57(3):85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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