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回忆6：我祖父先是创办了《大公报》，后来又创办辅仁大学

一九七一年，在被释放的前几天，我在监狱里度过了四十二岁生日。差不多三十年前，我父亲也在监狱里度过了他四十二岁生日，那是在日本宪兵队里。尽管他去台湾后的二十年中我们没再见过他，也没跟他有过任何联系。同时，在当时动荡的政治环境下，他逃到台湾这件事给我们全家带来了许多苦难和不幸，但在监狱的几年中，我却感到和父亲很近。

我父亲曾两次被日本人抓进监狱，第一次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被捕，于一九四二年四月被释放。那一次，抓他的是汉奸，不是日本特高科。他第二次入狱是直接被日本人抓去，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从一九四三年直至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在他两次进监狱的这几年中，我曾不计其数地去监狱给他送饭、送衣服，尽我微薄之力帮他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

我二哥若敬于一九四一年春天去世，年仅十四岁。那是在我父亲被捕的前几个月。我当时十二岁，是在家的长子，所以我负责为父亲和他的堂兄（也被捕进了监狱）送饭和干净的衣服。我还为另一位亲戚以及另一个人送包裹。

至今我都不知道那第四位是谁。当时我总是一个人带四份饭，骑着自行车穿过北京城去监狱。那是几位大人物，或多或少都是有知名度的学者。我母亲动用了她所有的关系使他们几位在监狱中能够得到特殊待遇。因为她的努力，他们几位在监狱里得以被分配到洗衣房干活，那意味着他们能享受到热水和暖气。

这么多次为父亲送饭送衣，我只获准见到他一次，还是在他快要结束监禁的时候。那次母亲陪我一起去，带我进了监狱。接待处在一条很长很黑的走廊尽头。父亲还没出现，我们就先听到他的手铐脚镣声。他瘦得不成人样。我们想安慰他几句，他却打断我们说："都在预料之中。"探望最多也就半个小时。犯人们不能用自己的名字，每个人有一个号码。我至死都会记得我父亲的号码：七七 O 。

除了母亲陪我去的那次，其他时候都是我单独去送东西。那时多数家庭都雇人力车夫代送。有声望的家庭亲自来送东西的很少，所以我显得很特别。其他的犯人都很穷，我跟很多人一样，在外面排队等，轮到我们，就把带来的东西交进去。不久大家相互都很熟了。那是一个机会，让我了解到北京的穷人，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艰难。尽管那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我到现在都记得一清二楚。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了。北京整个城市欢乐的气氛就像获得二 OO 八年奥运会举办权时那样，是一个盛大的庆典。人人脸上带着笑容。突然间，多年不见的东西好像一下子又出现了。我们家做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包绵白糖。我还记得把那包糖放在客厅的桌子上。我们兄弟几个，包括最小的都直勾勾地盯着看，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东西，都以为那是雪。

我的小妹妹若娴就是一九四四年出生的，当时特小。我母亲因为年纪不轻了，没有奶水，若娴主要是喝豆浆，加小米粥。所以当日子好起来的时候，她的哥哥们都想让小妹妹喝上真正的牛奶。我们出去买了牛奶，没想到她喝了一口就吐了，一直到今天坚持不喝牛奶。

我父亲在日本人投降前两个星期被释放。他回家时他的所有亲戚朋友都热情地欢迎他。他飞到重庆，在那里，我爷爷创办的《大公报》对他做了专门报道。他一夜之间成了大英雄。他回北京后，国民政府委任他做市教育局局长。

我父亲每每讲到他被监禁的生活，总是很幽默。

有一天他对我说："看你能否解答这个问题：如果你戴着脚镣，中间有链子连着，你怎样穿裤子、脱裤子？"

这确实是个难题。

我思考之后猜出来了。

"是夏天还是冬天？"我问他。

"你猜出来了，是夏天。"他答道。

我就给他讲了我的做法。

他对我笑笑说："对啦。"

我猜诸位现在一定想知道是怎样个操作法。夏天的衣服薄。在脚腕儿和镣铐之间有那么一条缝，得把整条裤子一点一点拉上去，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套到另一条腿上。冬天不行，因为冬天裤子厚，又有夹层。我找到了答案是因为我为父亲送衣服，其中有棉裤，是从外面上扣的，穿起来方便。

父亲出狱不久，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平津战役期间，国民政府安排父亲上飞机去了台湾。当时有很多重要的官员都没能逃走，因为机场被解放军包围了。飞机只能从东单公园起飞，那是外国人打高尔夫球的地方。那时崇文门的城墙还在，使得起飞的跑道很短，仅供小飞机起降，所以不能带行李，只能带个小公文包。

我们从未得到过正式通知说我父亲去了台湾，可我们知道。那是一九四八年年底，我们当时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和谈，没几个月我们家就能团圆了。可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到过爸爸。

国民党在台湾一直提防那些他们最后一刻"解救"出去的学者。这些人中大多数并不真心想走，他们当中有几个最终回到了大陆。可对我父亲那样身居要职的人看得很严。父亲当时是台大外文系主任。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我从学校回家，我们一起吃的早餐。当时我十九岁，年轻气盛。父亲告诉我他接到了中共下党的一封信，敦促他留在北平。许多有名望的人都接到了这样的信。

他给我看了那封信。我说："这就对啦！"意思是他应该留下来和共产党合作。

我父亲忧心忡忡，说："那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

"没人会干涉。"我说。

在这方面我太天真了。

不管怎么说，我相信父亲本意是要留下来的。事实上，那天谈话结束时，他答应我他会留下来。我并不是说他很明确地表示要离开国民政府，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可能觉得在新社会，他仍旧可以继续教书做教授。

有人说我父亲选择逃到台湾，也有人说他是被裹胁去的。我无法判定这两种说法哪个正确，但我知道他从来没想永远和家人分离。

要是我父亲留在北京，我觉得他或许是安全的，因为当时像他那样的人很多。虽然他们后来在"文革"期间都遇到了麻烦。那样的话也没准儿父亲和我会在监狱里碰上。

我不会忘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我父亲第一次被捕。我当时十二岁，在天津圣路易中学住校读书，回家过圣诞假期。早上很早我们都被吵醒，因为来抓我父亲的人是翻墙进入我们家的。我当时还躺在床上。天气很冷，我记得盖着很厚重的毯子。

我母亲是位坚强、镇定的女性。我父亲被抓走后，她对我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所有抗日积极分子的名单夹在你父亲书房的一本书里。他们还没找到，我知道在哪里。"

中国老式的书的书页对折后装订，所以每两页中间有一个夹层。那张名单就夹在一本书的一个夹层里。

"得在他们找到之前把那名单找到。"我母亲对我说。

"娘，让我来。"我说。

父亲书房的门被来抓他的人贴上了封条，上面写着正式查封的年、月、日。我们不能开封条，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第一关是进那道被封了的门。我用水把封条弄湿了一点，让它松开。母亲始终在边上，看着院子放风。我找到了那本书，那张名单就夹在里面。我拿出来交给母亲，然后又小心地把封条粘到门上抚平。

父亲第二次被捕时，我在学校寄宿，所以没有亲眼见到。这次日本人特别留下一些人蹲守在我家，如果有人来访或是敲门，他们就会去应门，然后把来人抓起来。我们家有些朋友因此遇到了麻烦。

我的奶妈﹣﹣周妈自我出生后就跟我们在一起。其他孩子的奶妈都返乡回家了，只有周妈一直留在我们家。每天特务便衣都跟踪她去菜场。不久整条街都知道了。所有的店铺对周妈的采购要求提供的服都很迅速，尽管当时有很多东西开始短缺。

周妈就这么被监督着上菜场，每次回家她总是最后一个进门。有一天她正要关门，看到我们家一位老朋友正朝我们家走来。她就高声说："你找谁呀？这是英宅，不是李家。你走错。"那位朋友意识到出了问题，道歉走了。他后来一直记着是她救了他一命，或至少让他避免受苦。

我在天津上的寄宿学校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办的。我因为大胆不羁的行为被北平的中学开除，我父亲只得送我去天津的学校。巧的是，我父亲十二岁时，也被他父亲送去就读寄宿学校。他走得很远，远渡重洋，去了欧洲，二十多岁才回国。在那些年里，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便旅行，他无法回家探亲。

直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仍不能回来，因为当时对中国是否重获对山东的主权有很多争议。山东在大战前是德国的殖民地。

我父亲在欧洲的时间比预计的长。他开始在比利时，然后去了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去了爱尔兰，然后从那里去了伦敦。尽管他在英国住了很长时间，后来又成了英文教授，父亲却始终坚持他的法文要比英文好。

在伦敦期间，他上的是伦敦经济学院，学业上很出色。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听说他的辉煌业绩﹣﹣英国的注册考试拿了第一名。二十岁的时候他在海外华人中已经很出名，不仅是因为他是《大公报》老板兼主编的儿子，也因为他本身的努力和出色。

一九二 O 年，父亲终于经海路回国。坐船从欧洲到中国要很长时间。他是我祖父的独子，是被我祖父命令回家成亲的。我祖父母很以自己的开明观念自豪，但当时父母为孩子安排婚事却还是正统的做法。尽管我父亲在欧洲生活过，也在那里结识了其他女孩子，他还是回国听从父母之命。

我祖父和外祖父当时都住在天津，是过从甚密的朋友。他们的妻子各自怀孕时，就约定说："如果我们一个生子，一个生女，就让他们成婚。"他们都是一诺千金的人。

我外祖父蔡儒楷是天津大学的创办者，当时叫北洋大学，尽管他本人没有受过多少新式教育。民国初年袁世凯组阁时，他被指定做教育部部长。这之前他是山东省省长。母亲告诉我，我外祖父可谓妻妾成群。他五十三岁去世时，每房每室都分到了不少财产。我经常遇到有人宣称是我的表亲。我外祖父有几个儿子，但我的外祖母只有一个孩子，就是我母亲蔡葆真。

我祖父英敛之是满族人，笃信天主教，所以没有纳过妾，可他其实也很有女人缘。他和他妻子也只有一个孩子，即我父亲英千里。父亲出生后不久，祖父创办了《大公报》。后来祖父又创办了辅仁大学。

一个是天津唯一一家报纸的主编，另一位是天津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这是桩典型门当户对的婚事。

父亲小时候就知道我母亲是他未来的妻子。我母亲也知道。我家是天主教家庭，所以我母亲就去接受了洗礼，还被送到天津的圣约瑟夫女子学校去学英语，学校由修女们管理。那是她出嫁英家的必要课程，母亲家很富有，能负担得起。

显然，我祖父尽管信天主教，并不介意娶的儿媳妇家里有妾。那被认为不过是生活小节。

在我父母结婚的同时，我们家资建了一所女子学校﹣﹣静宜女学，由我母亲主管。对一位十九岁的人来说这可是很大的责任，但父亲和祖父都坚持女性要有职业，应该工作。在当时那是很前卫的思想，即使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很超前的。

婚礼是在天津的一个拜占庭教堂举行的。教堂建于二十世纪初。为婚礼临时搭起一个很大的拱形走廊，稍有点名望的人都来参加婚礼。

其实父亲从欧洲回来与母亲结婚时，祖父和外祖父的关系已经失和，简直不怎么来往了。部分的原因是他们对袁世凯有不同的看法。袁世凯很讨厌我的祖父，因为我祖父是改良派。我祖父也痛恨袁世凯，因为他是窃国大盗。从帝制到共和的过渡阶段，袁世凯玩弄伎俩，先是逼宫逊位自任大总统，继而又上演替位称帝的丑剧。袁世凯曾多次想用金钱和地位买通我的祖父，但都不成功。

我的两位祖父关系很僵，但他们都遵守这桩婚姻的约定。要变也晚了。母亲不但受了洗礼，去了教会学校学习英语，在我祖父中风后，她还搬进英家照顾他。让我祖父自豪的是，尽管他中了风，但依然是新世纪公认的优秀书法家之一。

一九二五年辅仁大学成立时，我祖父英敛之被任命为大学校长，但当时他已病得很重。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还是保持了叛逆的本性，提名大学者陈垣先生作为他的接班人。基督教徒被指定为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在当时是闻所未闻。陈垣先生活到九十几岁。死后出版的他的书信集中，就包括他和我祖父的书信交流。

父亲结婚后，回到英国完成他的学业，在那里又待了好几年。这期间我的大姐出生了。我推断父亲肯定在一九二四年回国探望过母亲，因为我大哥于一九二五年出生。他们结婚最初的六年大部分时间我父亲都待在国外，由我母亲单独照看两个孩子。她还服侍我祖父直到一九二六年他去世，我父亲从欧洲回国。

我父亲回来时已拿了一个经济学学位，可他对经济学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浪漫主义诗人，像雪莱、济慈、拜伦之类。

我母亲有一次私下跟我讲："男人易变。"她说那话的时候辅仁大学刚成立了一个女子学院。女学生们有事没事就到我家来拜访，因为她们是父亲的学生。母亲一向很大度，可在我面前却说："我还不知道她们？她们才不是来看孩子，而是来看孩子他爹。"以他当时的职位，我父亲的确是位青年俊杰。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知道父亲回国与她结婚前结识的一位爱尔兰姑娘的故事。我在父亲的书稿中找到了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在这些书信中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明一定是在一九一八年之前。父亲写信给她说十分想念她，还请求她是否可以来伦敦度某个假期。从书信判断，似乎她人在爱尔兰。也许他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在英国。她是个学生，可能比我父亲小一两岁。

我忘记了她的名字，我从未和任何人提起过这事。据我所知我是唯一知道这事的人。其中一封信中她说她愿意跟他一起回中国。要是这个提议成为事实，今天就没有我和我们这一大家子人了。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