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交通部长陈宝绮来到张露萍墓前，落泪道：40年了，我来看你了

1985年清明节的细雨里，北京西郊的烈士陵园显得格外安静。已经六十多岁的陈宝绮，脚步有些蹒跚，却坚持自己走完最后一段台阶。碑前，他停住，轻声开口：“露萍，整整四十年了，我来看你了。”这一句压在心底四十年的话，终于说出口，却再没有机会得到回应。

许多后来的人，知道陈宝绮，是因为他曾担任交通部部长；知道张露萍，则多是从“军统电台案”、从电影角色的影子中听过她的名字。可对这两位亲历者而言，1940年前后的那一场别离，比任何头衔、任何传奇，都更清晰，也更扎心。

有意思的是，这段故事如果从头翻起，并不是从战场开始，也不是从审讯室里开始，而是从川西一户清贫人家的小女儿写作业时的灯光开始。从旧社会一间狭小私塾，从军阀家中觥筹交错的客厅，从成都一所带着浓重时代烙印的中学课堂，一步一步，走向重庆军统局的心脏，再走进息烽集中营的铁门。

一、从川西小巷到延安窑洞

1921年，四川崇义县小东街靠近街角的那栋老屋里，一个女婴呱呱落地。父亲给她起名余家英，后来又改名余硕卿。家境清苦，父亲是私塾先生，还要捎带卖些笔墨纸砚贴补家用。日子紧巴巴，却还算稳定，有书念，有饭吃。

这个家里有三个女儿，她排行最小，自小受疼爱。按当时许多人的想法，女儿读书不算要紧，可她的父亲偏了点“书呆子脾气”，咬着牙也要送三个女儿进新式学校。他常说，穷可以，没出息不行，这话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听上去有点固执，也有点难得。

真正改变这家命运的，是大姐远嫁重庆。大姐在重庆师范就读时，被四川军阀、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看中，强行纳为三姨太。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被拖进军阀大院，表面看似“飞黄腾达”，家里人却都清楚，这不是福。

小女儿后来跟着大姐去成都求学，暂住在大姐家，亲眼看着这位军官的生活。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妻妾成群，打骂随意，骄奢淫逸，差不多每天都上演。年纪不大的她站在门边看久了，心里难免起疙瘩：为什么有人可以这么糟蹋人命、人心，只因为手里握着兵权？

更糟的是，军阀的目光又落在了二姐身上。二姐只得匆匆离家躲避。家庭里的这些变故，比课堂上的任何教科书，都更直接地撕开了旧社会的皮。对一个少女来说，这不是抽象的政治问题，而是身边的姐妹被当成玩物，这种屈辱，很难忘记。

1935年前后，余硕卿考入成都东胜街的私立建国中学。学校挂着“建国”之名，实际却是四川军阀刘文辉一手办起来的，既要教点新学，又要牢牢管住学生的脑袋，不许谈政治，不许议时局，生怕出了“麻烦人物”。课堂里讲的是规矩秩序，校园外却是山河破碎，这种反差落在敏感的学生心里，很难不起波澜。

就在这里，她结识了一个对她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人——车耀先的女儿车崇英。车耀先是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女儿在学校里看上去与其他学生无异，但思想明显更活络。两位女学生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一起聊天、一起借书，话题自然就绕不开时局和抗日。

通过车崇英，余硕卿第一次接触到进步书刊。那些印在粗糙纸张上的文字，谈的是民族、阶级、革命，对她来说既陌生，又有一种说不出的贴切：原来，大姐那种命运并不是“天注定”，旧社会的黑暗是可以被推翻的。她开始频繁往返车家，也因此见到了车耀先。

1936年，在车崇英介绍下，她参加民先队，被编入成都西城区的建国中学小队，负责组织、宣传和交通工作。那时的民先队，是广大进步青年走向革命的一条重要渠道，看似只是分发传单、组织游行，背后却连着党在学生中的工作布局。

七七事变爆发后，四川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成都在川西地下党的领导下，游行、演讲、歌咏活动此起彼伏。延安派来的少年先锋队，也来到成都发展成员。操场上、街头巷尾，经常能看见一群年轻人喊着“爱国有责，抗日勇先”的口号。余硕卿加入了民主少年先锋队的歌咏队，担任指挥，带着同学们到处唱抗日歌曲，“流亡三部曲”等旋律在城市上空回荡。

这些看似“文艺”的活动，在那个节点上，却有着很强的政治意味。一批批青年学生在歌声和宣传中，明确了敌友，找到自己的站位。对于余硕卿来说，越是参与，越是清晰：真正想打日本侵略者的，是共产党；真正愿意发动群众的，也是共产党。

读完高中，她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把更多精力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一个更强烈的念头渐渐成形——去延安。那时，“去延安”在青年人心中，就像一盏远处却清晰的灯，意味着方向，也意味着考验。她开始为此做准备。

1937年11月，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车耀先帮助她和其他9名进步青年秘密离开成都，踏上北上的路。一路辗转，冒着风险，穿过战时中国复杂的交通线。他们中的多数人，也许没完全想清楚前路会怎样，但都明白，回头路几乎没有了。

到达陕北时，延安还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并不算起眼的小城。窑洞简单，条件艰苦，但空气里有股说不清的朝气。余硕卿在这里，拥有了一个新名字——黎林。从此，旧日川西小巷里的那位小女儿，开始和更大的时代捆在一起。

二、“干一场”与虎穴深处

1938年初，她被党组织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之后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三大队五队。课堂上是政治理论、军事基础，操场上是操练，晚上是讨论会，生活紧张而充实。她有不错的文艺天赋，很快承担起组织歌咏、宣传演出的任务。

在一次全校集会上，她站上主席台，精神饱满，指挥大家高唱《拿起刀枪干一场》。歌声粗犷而激昂：“河的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她挥臂指挥的动作干脆有力，声音清晰，整队学员被她带动，很快进入状态。这一幕，让许多同学记住了这位来自四川的姑娘，也记住了她身上的那股劲儿——“干一场”。时间久了，“干一场”就成了她在延安的外号。

同年冬天，年仅17岁的她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后来的任务、牺牲，追根溯源，都从这一步开始。抗大毕业后，她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之后又进入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专门学习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方式和斗争策略。

这一阶段，说难听点，是在为“钻虎穴”做准备。如何隐蔽身份、如何与上级联络、如何在敌人心脏地带发展力量、如何在审讯中守住底线，这些课程都不是纸上谈兵。教员很多人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老同志，讲到关键细节时，用的都是带血的经验。

训练结束后，组织安排她先到文联任秘书，随后，生活发生了一件对她来说既平常又特别的事——与陈宝琦（后改名陈宝绮）相爱。陈当时在马列学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同样是怀抱理想的青年干部。两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交流思想，很自然地产生感情。1939年初秋，经党组织批准，两人在延安结为伴侣，周围同志打趣说，这是革命队伍里的“文武结合”。

婚后不久，就到了真正考验的时候。中央组织部决定派她回四川，利用她与大姐一家的社会关系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这意味，她要一个人重新走进那个曾经让她厌恶的军阀、官僚的生活圈子，在那里隐藏身份，争取人心。

命令下来，她没有讨价还价，只是收拾行装，和新婚不久的丈夫简短道别。按照陈宝绮后来回忆，她离开时，并没有说明任务性质，只托人带回一张便条和一包糖，随后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再无消息。

此时，重庆是国民政府陪都，也是中共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与秘密斗争的中心之一。叶剑英担任南方局军事组组长，负责对国民党军队和情报系统的工作。张露萍由曾希圣、雷英夫直接领导。雷英夫后来回忆，当年第一次在重庆牛角沱接到她时，她看上去只是个普通的年轻女子，但言谈举止冷静，目光很坚决。

为了伪装身份，雷英夫为她改名，重新设计穿着打扮、言谈习惯。那个在延安操场上喊着“干一场”的女孩，很快变成了重庆街头一个仪态从容、衣着时髦的“小姐”。1939年11月，在山城一个汽车站，她一身洋装、头戴法兰西帽，面对稽查处特务的盘查，连眼神都懒得多给，对方被她的不屑气势震住，匆匆验了证件便放行。

这一身打扮，很快就要用到更危险的地方——军统局电讯处。按照组织安排，她与潜伏在那里的地下党员张蔚林，以兄妹关系为掩护共同开展工作。那年秋天的一个晴天，她出现在军统局电讯处门前，装作等待家人。不多时，一个年轻男子从里面走出，她立刻快步迎上去，扬声叫了句“哥哥，我在这儿！”旁边人只当是寻常亲戚团聚，很少有人想到，这一声“哥哥”，背后连接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地下通联系统。

雷英夫将张蔚林安排搬到牛角沱，与她同住，方便工作联络。张露萍不仅负责传递情报，还要负责统一领导军统局内的地下党员，秘密发展新成员。很快，在她的努力下，军统内部成立了党支部，由她担任支部书记。

这支隐蔽的小组织，像一把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们截获了大量重要情报：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密码、呼号、波长、图表、通讯网分布情况等，都经由她之手分批送往南方局。为避免暴露，他们改用四德里小巷中的联络点换取情报，尽量不直接接触南方局驻地。

其中，有一份电报的意义尤其重大——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准备派人携带小型电台潜入延安。拿到电报后，她第一时间转交组织。因为情报及时准确，敌方特务小组刚进入陕甘宁边区就被发现并抓获，未能得逞。不得不说，这一仗，在敌人看不到的电波战线上，共产党赢得很干脆。

也正因为破坏力太大，军统高层终于开始警觉。戴笠命刘培初加强督察，对机要和电讯部门加倍防范“共匪奸细”。军统内部本就人心惶惶，督察人员像嗅到血腥味的猎犬，四处打听、搜查、写“小报告”。稍有不慎，轻则禁闭，重则性命不保。

就在这根神经越绷越紧的时候，意外发生了。1940年春节前后，组织批准张露萍回四川探亲，暂时离开重庆。偏偏这个空当，成了全案的转折点。

张蔚林在机房值班时，因操作不慎烧坏了一支真空管。按照常理，老报务员难免出错一次，但在高度紧张的督察氛围里，这事立刻被放大。稽查处科长肖茂如认定他“不安心工作，有意破坏”，直接将其关进看守所。

问题出在接下来的选择上。张蔚林社会经验不多，心理压力巨大，在禁闭中越想越怕，竟擅自越狱逃走，直奔曾家岩50号周公馆请求组织指示。组织这边冷静分析，判断烧坏真空管只是业务事故，不至于牵出大案。逃跑反倒容易引起怀疑，建议他回单位接受处分。然而他又转向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希望被调离原岗位。

就在这一番折腾的空隙里，稽查处发现他逃跑，立即搜查其住处。结果翻出一个名册，里面记录了军统局各地电台的配置与密码，还有张露萍的来信以及其他机密材料。这一堆东西摆在桌上，性质立刻从“工作事故”变成“重大嫌疑”。

肖茂如第一时间向董益三报告。巧的是，张蔚林很快又跑来见处长。这位原本欣赏他的上级，此时也无能为力，只能说出一句：“事到如今，我没法帮助你了。”转身写下条子，派两名卫兵将他押往局本部交毛人凤审讯。

局本部反应极快，当晚就派人包围了电讯总台，陆续逮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几名共产党员。总台领班冯传庆察觉异常，连夜翻墙逃离，第二天清晨赶到周公馆汇报情况。组织安排他转赴延安，还送了他一件古铜色皮袍和200块路费。谁也没想到，他在夜间过江时遭敌人捕获。

至此，军统局电台小组事实上已经暴露。张露萍还在成都，完全不知这场风暴在重庆酝酿。敌人随后以张蔚林名义，给她发出“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等组织察觉电报有问题时，她已踏上归途。

她一到重庆，尚未与组织接上头，就在两路口被捕。“军统电台案”由此成形——军统电台组的7名共产党员全部被一网打尽，囚禁在稽查处看守所，后来震动重庆上层。

三、铁窗之内与风声之外

“军统电台案”传到上层后，引起强烈反应。蒋介石暴怒，质问戴笠多年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被共产党渗透到心脏地带，对方居然能在电台、密码、台站分布等关键部位掌握如此多情报。戴笠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与共产党斗争中遭遇的最惨重一次打击。

对军统来说，这不只是一次渗透，更是一次“脸面尽失”。戴笠决定亲自督审，希望从这几个年轻人身上撕开口子，顺藤摸瓜，把重庆的地下党组织“端干净”。在他看来，这几位不过二十出头的青年，看上去弱不禁风，只要狠狠下手，总有人扛不住。

张露萍被押进审讯室时，身材并不高大，脸上还有少女的青涩。但她坐在那里，腰背挺直，眼神冷静。戴笠先是软言试探，想从她口中撬出组织关系、上级姓名。她要么装糊涂，要么以平淡的语气回避，一点实质性信息都不往外放。

审讯无果，戴笠脸色一沉，一拍桌子：“给我打！”两个特务扑上来，一个从后面用皮鞭猛抽她背部，另一个用拳脚朝她身上乱打。鞭痕一道道浮起，血渍浸透衣服，她整个人被打得几乎站不稳，却始终咬牙不吭声。等停手时，她只是冷冷看了戴笠一眼，没有任何哀求。

毒刑轮番上阵，结果始终一样。其他几位同志也顶住了严刑，审讯记录上除了零碎生活细节，几乎没有敌人想要的东西。威胁、利诱、连坐恐吓，统统失灵。七位“虎穴英雄”宁死不屈，这一点，连对他们用刑的特务都不得不承认。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换了套路。考虑到她是女性，又是这次案件中的重要人物，军统设计了一招“放长线”：假释她出狱，暗中派人跟踪，看她与谁接触、往哪儿去，以此摸清地下组织的脉络。

她被“释放”那天，看守所里甚至给了些宽松的表面姿态。走出门，她心里其实已经大致明白——真正的自由不会这么容易到来。街道上，她按约定路线前进，当路过曾家岩50号周公馆门口时，刻意连头都没偏一下，像对那座建筑毫无所知。特务暗中观察，只能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她与南方局没有关系，背后另有领导机关。南方局因此躲过了一次大范围搜捕的危险。

不久之后，她再次被捕。戴笠这回不再抱什么幻想，只想着怎么处理这批人。上报案情后，他拟了死刑意见书，报请蒋介石“即予处决”。蒋看完材料，一方面严厉指责他失察，另一方面却在意见上批了“同意死刑，暂缓执行”。

这一笔，拖住了枪口。蒋介石一方面想继续从他们身上挖情报，一方面也把他们当成手里的“反共筹码”，以备将来政治交易之用。七人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被押往重庆白公馆，后来又在1941年3月转解至贵州息烽集中营。

息烽集中营，是当时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重地之一。张露萍被编入“义斋”女牢，编号253。与她同监的，有杨虎城将军秘书宋绮云的夫人徐林侠，还有她的孩子“小萝卜头”，以及黄彤光、黎洁霜等人。

刚到集中营时，她身体极差，前期酷刑留下的伤没有完全好，长期戴镣导致行动困难，走路时常常一瘸一拐。可在牢房里，她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番模样。她喜欢给“小萝卜头”讲故事，用朴素的语言讲外面的世界，讲抗日的事，讲正义和勇气。孩子年纪小，却能听得入神，牢房如同多了一盏灯。

狱中生活艰苦，很多人身心俱疲。赵力耕因为长期关禁闭，关节严重受损，行动困难。她知道后，把自己的金戒指悄悄变卖，换了药品和营养品给他治病。对于一个随时可能走上刑场的囚犯来说，这点东西并不改变命运，却能撑住多一点尊严。

1943年前后，黄彤光与她被关在同一监室。他后来回忆，当时自己身患重病，步履艰难，心里几乎已看不到希望，每天愁容不展。她却拉着他劝道：“你不要这么伤感，咱们总有一天能出去的，你应当振作起来。”说这话的人，其实心里也知道，自己未必真能看到解放那天，只是她不愿让潮水般的绝望压垮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息烽的几年，她一直保持党员的身份意识，与其他难友一起坚持秘密的组织生活，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传递信息，鼓励彼此。外界的风声她很难听到，但对大局走向大致有判断。日本战局逆转，重庆物价飞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这些零碎消息，都会在犯人之间悄悄流转。

1945年初夏，战争临近结束。戴笠专程来到息烽查监，表面是例行检查，实际上是为“处理”一批关押已久的重点政治犯做准备。他下令监狱负责人周养浩，将张露萍等人“秘密处置”，以免将来落到对手或共产党手里“添麻烦”。

7月，周养浩召集亲信，商量具体做法。最后，决定以“押解回重庆”名义，把人半路杀害，制造所谓“转押途中遇袭”之类的假象。计划确定后，只等择日执行。

1945年7月14日早晨，看守找到张露萍，对她说：“你收拾一下行李，所里准备释放你。”经历多年关押，她对这种“突然的好事”并不抱幻想。稍一思量，大概就知道事情不对。她没有慌乱，慢慢梳好头发，换上自己当年来重庆时穿的那件连衣裙，一件普通的衣服，被她当成最后的体面。出牢房前，她与难友一一告别，眼神平静，话不多，却很坚定。

囚车沿黔渝公路缓缓前行，离县城大约三公里，在一个叫半边街的地方拐向旁路，再行进至名为“快活岭”的位置。这个名字听上去轻浮，实际却是许多人生命的终点。特务以运送被服为名，让他们下车，朝一栋仓库建筑走去。

她走在前面，几个持枪士兵跟在后面。刚登上台阶，背后突然起枪声。冯传庆、张蔚林等人先后中弹倒地，她脚上和臀部各中一枪，踉跄着站住。她艰难转过身，看着那些士兵，冷冷说了一句：“笨蛋，有本事再往我的胸口来两枪。”这种近乎轻蔑的镇静，反倒让对方愣了一下。随即枪声再起，她身中多弹，倒在血泊中。时年不过二十多岁。

当天夜里，息烽集中营里，难友们陆续得知噩耗，女牢中哭声一夜未停。对她们来说，死亡并不意外，真正刺痛人的，是这种偷偷摸摸的杀戮，是明明到了抗战结束的前夜，这些人还是被当成“包袱”一样处理掉。

四、迟来的证明与墓前的那一句话

时间往前推，将近四十年，这些尸骨在贵州的山岭间默默埋着，经历了政权更迭，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也经历了后来那段复杂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军统电台案”一度成了难以厘清的谜案。材料残缺，知情人分散，有的战死，有的改名易姓，有的被其他案件遮蔽。西南军政委员会曾决定暂时搁置这一案卷。张露萍等人的下落，就这样被封存在一些零散档案和个别人的记忆里，渐渐模糊。

家庭方面，创伤同样存在。1970年前后，张露萍的母亲年事已高，病重在床。她拉着三女儿的手，一遍遍问：“别人都回来了，她怎么也不回来，你的妹妹到底在不在？”这句话，既是母亲的本能牵挂，也是时代留给普通家庭的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家人心里隐约知道，她大概已经不在人世，却谁也不愿说破，更不敢对老人亲口承认。

不过，有些人始终没有遗忘。贵州政协副秘书长韩子栋，正是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他曾与她同在息烽集中营，多次向有关部门含泪讲述她等七人在狱中的斗争经历，提供细节，希望能为他们洗冤。此外，南方局军事组的一位负责人临终前也念叨：“不知道张露萍他们被捕后是否安全？如果不搞清，是一辈子都遗憾的事情。”这些零星的挂念，慢慢积累成推动真相的力量。

1980年，全国妇联研究室请贵州省妇联复查张露萍案。与此同时，四川方面也启动相关调查。1981年12月，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四川、重庆等地党委对这一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认真调查，对牺牲者及其家属负责。

四川省委、贵州息烽县委等部门随即组织力量，对当年的资料、人证进行大规模排查，先后找到多位曾在南方局工作过的老同志了解情况。雷英夫站出来，详细回忆了张露萍等七人的入党时间、工作分工，以及他们在军统电台内部斗争的具体事迹。这些证词，与其他线索逐渐拼接在一起。

1983年7月，出于严谨考虑，雷英夫专门进中南海向已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汇报相关情况。这场汇报，让长期堆积的记忆重新被唤醒。叶剑英听着听着，忽然说道：“好啊，好啊！我想起来了，张露萍不就是那个‘干一场’吗！”紧接着，他又问：“还有那个麻子呢？”雷英夫回答：“对，这个人叫冯传庆。”叶剑英感慨，说当年还送过冯传庆一件皮袍。

谈起张露萍，他给出了极高评价，说她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重要一部分，称她是“我党的好女儿”，要学习她，也要歌颂她。这些话不是简单的褒奖，而是在官方史料整理中明确态度，等于为后续认定工作定了调。

叶剑英还亲自为张露萍写了证明材料。1983年8月，经过一年多的细致调查，“军统电台案”的来龙去脉基本厘清。四川省委据此正式追认张露萍等七人为革命烈士，给了这群在快活岭长眠近四十年的英灵一个确切身份。1984年，他们的遗骸被迁葬到息烽县烈士陵园，从无名的山坡，转入有碑可祭的墓园。

为她撰写墓碑文的，正是当年的狱友韩子栋。碑文寥寥数语：“少年赴陕，献身革命。受命返渝，虎穴栖身。智斗顽敌，戴笠震惊。狱中再战，威慑敌营。一代英烈，胆肝照人。立石为证，长志艰辛！”字句不繁复，却完整勾勒了她短暂一生的主线。从川西少女，到延安学生，再到军统心脏的潜伏者，最后到息烽集中营的斗士，每一步都清晰可见。

就在追认工作完成后的第二年，一个迟到许久的约定，也悄悄被兑现。1985年，国家交通部长陈宝绮办理离休。按说，他完全可以安稳地在家颐养天年，但有一件事，他拖了太久，不能再拖。

清明前后，他踏上前往息烽、前往安葬烈士的陵园之路。对旁人而言，这只是一趟公务之外的个人行程；对他自己而言，却是与1940年代初那个分别的年轻妻子，隔了四十年之后的第一次“会面”。

墓地里，墓碑上的名字终于与记忆中的人影对应起来。他站在碑前，既是老干部，也是当年延安窑洞里那个青年学生。两者在这一刻重叠。他曾经只是知道妻子“去执行任务”，后来只收到了她托人带来的便条和一包糖，此后音讯全无。中间隔着战争、建国、重建交通事业的几十年时间，他没机会也不敢到处打听，只能把这份牵挂压进心里。

如今，真相已经被确认，她的牺牲也有了官方的承认，烈士陵园的土地为她提供了安息之所。他站在墓前，抬手擦了擦眼角，轻声说出那句压了四十年的话：“整整四十年了，我来看你了……”这一句里，有歉意，有释然，也有某种完成心愿后的平静。

如果把她的一生拉成一条线，会发现并不长：1921到1945，不过二十四年左右。可这条线密度很高，几乎每一个转折点都跟那个时代的主线交织到一起。川西小城的童年，让她看到旧社会的丑恶；成都校园的觉醒，使她接触到新的思想；延安的窑洞，帮她完成从青年到党员的蜕变；重庆军统局的电台，考验的是她的胆识与耐力；息烽集中营的岁月，则把她的坚韧推到极限。

值得一提的是，像她这样的女性，在那一代并不少见，却也容易被忽略。很多人提起敌后斗争，往往先想到战场指挥员、著名男烈士，而像张露萍这样，“以一身时髦打扮闯入军统心脏”的年轻女子，更容易被时代的巨浪盖住名字。直到多年以后，通过复查、纪实作品、零星的回忆，人们才慢慢意识到，这些曾被当成“边缘人物”的女性，实际承担着极其关键又危险的工作。

她在军统局的几个月，爆出来的情报足以改变某些战局细节，在延安的学习，让她有能力在敌区游刃有余；她在狱中的坚持，守住的不只是个人秘密，而是整条组织线路的安全。试想一下，如果她在审讯中哪怕松口一点，重庆地下组织的损失恐怕不止军统电台这一环。正因为她始终咬牙撑住，才换回后面无数党组织和进步力量的生存空间。

陈宝绮在墓前流泪，并不只是为个人情感，更是亲眼见证过那一代人的许多去向后，对另一种可能人生的惋惜。他作为新中国的交通部长，在铁道、公路、港口方案上花了半生精力；而她，本可以在解放后和众多老延安干部一样，继续在教育、文化或组织部门发光，却因为一份任务提前止步于1945年夏天。

息烽陵园的石碑，不会说话，但站在那里的后人，只要顺着碑文往回推，就不难拼出一幅完整的画面——一个从川西小城走出来的女孩，凭藉一点文艺细胞、一身胆气和对理想的笃定，一头扎进乱局的深处。电台的电波、重庆的山城夜色、审讯室里的灯光、集中营的铁门，串联起她二十多年的全部。

等到1980年代初，调查组翻检档案、登门访问、从幸存者口中一点点还原真相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四十多年。许多关键人等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早已去世，能说话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所幸这一轮调查赶在这些记忆完全消失前完成了，否则，“干一场”的外号可能只会以模糊形态残存在个别老同志的口头里，而不会落在正式史册、烈士名录之中。

史料中记录的只是一些节点：出生、入党、被捕、牺牲、追认。但节点之间的空白，需要后来的人靠耐心和敬畏一点点填补。张露萍的故事，恰好就是这样一个被补全的例子。她没有留下长篇自述，也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所有能够证明她的一切，只能由战友的回忆、上级的批示、档案中的只言片语来完成。

1985年那场清明祭扫，只是许多追思中的一次，却因为墓前那一句“我来看你了”，在很多人的脑海里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个人从青年到暮年，国家从战争走向和平，城市从破败到重建，四十年足够改变太多东西。但对陈宝绮而言，有一件事始终没变——当年在延安窑洞里与他一同讨论革命理想的那个女孩，后来在敌人的枪口下没有退，却也再没机会听他说一句“对不起，来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