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陵墓花了一个亿？其子亲自辟谣，并对当地县委提了四个要求

201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山西交城县的吕梁英雄广场上，晚风带着一点凉意在卦山脚下打着转。老人们沿着台阶慢慢往上走，小孩子追逐打闹，广场中央的石碑和远处的陵园轮廓，在昏黄的路灯下显得格外安静。这片被当地人顺口叫作“华陵”的地方，曾一度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修陵墓花了一个亿”的说法，就是在那几年开始四处流传的。

不少离交城很远的读者，通过零碎的报道听说：这里“占地十公顷”“使用汉白玉”“动用巨额资金”。一时间，议论声四起，有人忍不住发问：一位一生强调艰苦奋斗、晚年穿衣还打补丁的老同志，身后竟会修出这样一座“豪华陵墓”吗？疑问越积越多，反倒把这片原本清静的山坡，推到了风口浪尖。

一、卦山脚下的新广场

卦山在交城县西北角，并不算高，却在当地老人心里占着不小的位置。抗战时期，这一带山沟纵横，道路崎岖，是游击队活动的重要区域。华国锋年轻时就在这里转战，躲过多次扫荡。几十年后，他在病榻上提起这里，语气里仍带着一种难以割舍的亲切。

2008年，华国锋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七岁。关于骨灰归葬何处的问题，家人仔细思量过一阵。按照旁人的想象，他这样级别的老同志，完全可以选择条件更为优越的安葬地点。然而，家人回忆他病重时的嘱托——“回卦山，找个坡，图个清净”——很快便有了倾向。

交城县委的主要领导在华国锋去世后不久，专程登门拜访家属。对方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设想：在卦山附近修建一个以革命传统教育为主的广场和纪念设施，一方面实现老同志落叶归根的愿望，一方面也为当地群众留下一个休憩与学习的场所。这个想法听起来带着一定情感色彩，但究竟怎么做，怎么做得合适，是摆在面前的实际问题。

华国锋的儿子认真听完介绍，态度很平和，却提出了四条明确要求：不占用耕地，不破坏环境，不与民争地，不损坏古迹。话说得不急不缓，却句句紧箍咒一般，把可能出现的铺张和形式主义，提前堵在门外。负责具体规划的干部听完，只能连连点头，这几条原则一旦写进方案，就变成了必须遵守的底线。

带着这四条约束，选址工作拉开。项目组和家属一起实地踏勘，爬上卦山，又沿山脚转了几圈，最后挑中的是山边一块多年无人耕种的荒坡。土层薄，石头多，早就不在当地农户的种植计划之内，既不涉及拆迁，也不需要补偿大量耕地。站在那块坡地上往下看，交城县城和周边村庄尽收眼底，既有“回到故乡”的意味，又尽量把对现实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具体建设规模，也远称不上外界想象的“庞然大物”。整个华国锋陵园，包括广场、纪念馆和附属设施，总面积四千多平方米，和一些城市普通公园相比并不算大。投资额度约为一千万元，其中还包含道路硬化、绿化等公共部分开支。所谓“一个亿”的说法，和实际数字相比，相差了一个数量级。

外界谈论最多的“汉白玉”，更是与事实不符。现场所见的主要石材，来自交城县本地的红晶石，这是一种耐风化、易加工的普通石料，颜色偏红，质地朴实，与豪华装修常用的汉白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有意思的是，等到项目负责人对媒体解释时，不得不一遍遍重复：“真没有汉白玉，都是本地石头。”这种有点无奈的澄清，本身也折射出舆论场上那段时间的夸张气氛。

二、从苏铸到华国锋

把视线从卦山脚下拉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个名叫苏铸的孩子在交城县一个经商人家里出生。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刚在南湖小船上诞生的时候，交城的街道上还主要是小商小贩的吆喝声。苏家生意尚可，孩子可以进学校念书，在当时的山西农村，这不算寻常的待遇。

命运的转折，往往藏在课堂的一角。苏铸在县里职业学校读书时，遇到过一位思想激进的教师，公开谈论抗日和新思想，据后来回忆，这位教师与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对于正在形成世界观的少年而言，这种讲课方式不仅新鲜，而且具冲击力，“解放全中国”这样的说法，在他心里渐渐不再只是口号，而变成了可以为之付出代价的信念。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西很快感受到战火的压力。交城县周边交通要道频遭敌伪军骚扰，普通人再也难以置身事外。正在读书的苏铸，目睹同乡被抓壮丁、村庄被烧的情景，心中那股子热气被彻底点燃。他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在山间穿梭，传递情报，组织群众。

加入队伍后不久，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华国锋，“华”指中华，“国锋”有“抗日救国先锋”之意。从此，“苏铸”这个名字逐渐淡出档案，“华国锋”伴随这个青年走过炮火与考验。名字的改变，不只是笔头上的一划，更是人生道路的重新定位。

在敌后根据地工作期间，华国锋主抓发动群众和组织工作。交城县一带村落分散，文盲率高，要让农民理解抗日和革命的含义，并不容易。他带着几名骨干，挨村挨户串门，组织起抗日救国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开会做动员，解释为什么要抗日，为什么要抵制伪政权。许多老乡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他讲话不急不躁，听得懂，也愿意听。

同一时期，他还分管地方武装，兼顾军事任务。有一阵，日军常在一条山路上运送物资，华国锋组织民兵和武装干部，夜间在路边埋雷，白天设伏，配合主力部队打冷枪。他挑选出一批枪法好的青年，在村口、山坳守候，只要敌人哨兵露头，就用几发子弹提醒对方这里不好惹。为了切断敌人的生活补给，甚至有人在日军常用水井里投放污物，让敌兵不敢放心饮用。

日军对这一带的“麻烦”并非不在意，多次组织“扫荡”，企图拔掉根据地的钉子。面对大兵压境，华国锋带着部队和骨干群众，隐蔽在山沟和地窖里，利用地形、天气和群众掩护，避开正面冲突，静待敌军退去。这种拉锯持续了几年，既考验胆量，也磨炼心性。

新中国成立后，华国锋离开家乡，长期在湖南工作。从县、地一级，一步步走到省里，摸爬滚打的对象，主要还是农民和土地。湖南山多田少，如何提高粮食产量，如何稳定农村基层组织，是摆在省委干部面前的常年难题。华国锋经常下乡住村，白天看田、看水利，晚上和贫下中农唠家常，慢慢形成了对农业工作的独到看法。

毛泽东注意到他，是因为几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材料。毛泽东读完后评价说：“这个华国锋文章写得不错，就是不知道人怎么样。”随即吩咐工作人员，把人找来见一见。结果电话打到华国锋办公室，却一直没人接。原来那天他已经悄悄去了湘潭一个乡村，调查土地改革中的具体问题。

秘书沿着乡间小路找了大半天，才在一户农家院里看到他，裤脚上还带着泥。赶回长沙时，天已经偏西，他来不及换衣服就匆匆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看见他身上的土渍，笑着说：“先坐下歇一歇，我们是把农民装在心里，不是把泥巴都往身上装啊。”一句调侃，让略显紧张的气氛瞬间松弛下来。

这次谈话给双方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觉得这个干部老实、肯钻研，又不光会写材料；华国锋则在面对面交流中，更加明确了自己在农业和基层工作的方向。此后，他被提拔为湖南省委主要领导，长期主持一省工作。

时间很快推到七十年代中后期。周恩来总理病重去世后，国家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需要一个能挑起重担的人来接任。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随后又在毛泽东逝世后，承担起更为沉重的职责。当时国内政治斗争复杂，“四人帮”一伙企图篡党夺权，社会情绪动荡，许多干部和群众心里都不踏实。

在这样紧绷的背景下，1976年10月，北京的一次深夜行动，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华国锋与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通力配合，果断对“四人帮”实施集中抓捕和隔离审查，迅速控制局势。这一步走得不算轻松，但很坚决，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混乱，也为后来党和国家工作重回正轨奠定了前提。

三、宽厚长者与身后风波

在很多湖南老干部的记忆里，华国锋的脾气偏温和，做事却有分寸。有一件小事，经常被人提起。那时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警卫连的一名年轻战士骑车采购蔬菜，满车都是菜篮子，在街口拐弯时，一名小女孩突然窜到路中央，战士刹车不及，把孩子撞倒在地。战士当场吓得脸色发白，连忙抱起孩子送到附近医务室检查。

检查结果只是擦伤，并无大碍。可没多久来接孩子的人，让这名战士心里一沉——对方是华国锋家的警卫员，小女孩正是他的女儿。战士回到连队后，自觉难辞其咎，连夜写了检讨。连队领导也觉得事情重大，决定上门向省委主要负责人当面道歉。

出人意料的是，华国锋听完经过后，先是板起脸问了一句：“弄清楚是谁不守规矩了吗？”随后严肃批评了自己女儿在马路上乱跑的行为，又转头叮嘱家人，不许往外张扬，更不能给那名战士处分。他说得很实在：“年轻人有任务在身，出的是保护群众的力，不能让他背不该背的包袱。”这种处理方式，让许多在场的人印象极深。

生活上，他延续的是老一代革命者普遍的简朴作风。除了组织安排的住房和基本家具，很难在他家里看到什么昂贵摆设。有时候外出，身上的衣服还能看见补丁。有人好心劝他多置办几件新的，他只是笑一笑，说了一句：“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话里没有说教，却能听出一种倔强的坚持。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一批开国时期的老同志陆续退居二线。华国锋也在其中。他有步骤地交出手中的职务，把更多工作交给年轻一代。离开重要领导岗位后，他很少公开露面，大多时间用在读书、看报和与老战友小范围交流上。对于外界纷繁的议论，他极少做出回应。

偶尔有记者获准登门采访，气氛并不紧张。有一次，一位从湖南来的记者礼貌地问他的身体情况，他听后笑着说：“这台机器运转了八十多年，还算结实，零件坏得不多。”一句略带幽默的比喻，让屋里的人都舒了一口气。谈兴渐开时，他提到自己当年在邵东县野鸡坪大队抓农业学大寨的经历。

在他的回忆里，野鸡坪原本“遍地石头”，耕地连成片都少。通过发动群众修梯田、打水渠，硬是把“不长庄稼的地方”变成了粮田。他感慨道，艰苦奋斗的劲头不能丢，“这种劲头，总是要有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在总结往事，不如说是老一辈人长期形成的一种本能态度。

2008年，华国锋病情加重，长期住院。思路仍然清晰的时候，他把家人叫到病床前，提出自己的身后愿望：回卦山，葬在故乡那片熟悉的山坡上，不要铺张，不必张扬。对于陪他走过几十年风雨的夫人来说，这样的嘱托既朴素，又有些沉重。

骨灰安放地点初步确定后，如何处理与地方建设的关系，成为随之而来的现实问题。交城县在向上级汇报并征求意见后，把红色教育、城市公共空间和烈士纪念等功能综合考虑，提出建设吕梁英雄广场及配套纪念设施的方案。方案几经修改，才有了后来看到的规模和布局。

然而，在建设进入收尾阶段、陵墓轮廓刚刚显现的时候，一些并未到现场实地看过的媒体，开始用夸张的数字描述这里。有的稿件写成“占地十公顷”，有的说“全部使用汉白玉石材”，还有的直接把投资拔高到“一个亿”。这些说法一旦被复制、转发，很快脱离了事实基础。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华国锋的儿子不得不站出来说明情况。他在接受采访时，把当初提的“四个不”又重复了一遍，强调没有占用一亩耕地，没有拆迁百姓住房，使用的是本地普通石料，投资由有关部门严格审计。交城县负责工程的同志，则拿出设计图纸和预算清单，详细解释每一块区域的功能和费用构成。

有记者问起“汉白玉”的问题，现场的技术人员干脆指着台阶和栏板说：“这是我们交城的红晶石。”细看之下，石材表面略带红色纹理，和人们印象中洁白细腻的汉白玉完全不同。这一幕，多少显得有些尴尬——一些口口声声谈“豪华”的报道，连石材都没认清，就已经下了定论。

随着时间推移，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当地百姓。2011年前后，华国锋骨灰迁回交城的那一天，天上下着细雨，街两边站满自发来送行的人。有老人拄着拐杖，在雨中站了很久，只是默默看着车队驶过。对他们来说，这既是送别一位长期在高位上工作的领导人，也是送别一个走出交城、又回到交城的老乡。

到2014年陵园正式向社会开放时，吕梁英雄广场已经逐渐成为交城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吃过晚饭，许多上了年纪的人习惯到这里散步，有的沿着台阶一步步往上爬，顺便锻炼心肺；有的坐在石凳上，看孩子们在空地上追逐。有人笑着说，以前镇上连个像样的公园都没有，如今总算有个宽敞的地方可以转一转。

对外地人来说，“华陵”这个称呼听起来有些庄严；对当地人而言，更像一个顺嘴带过的地名。广场上，广场舞的音乐声、小孩的喊叫声、青年人的说笑声交织在一起，陵园并不冷清，却也不喧闹。沿着三百多级台阶拾级而上，可以俯瞰整座县城，远一点还能看到田地和村庄的轮廓。

有一次，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工人领着小外孙站在石碑前，指着上面的字一笔一划教他认：“这是‘华’字，这是‘国’字。”孩子念得磕磕绊绊，却念得很认真。风从山坡吹下来，翻动几片树叶，也掠过那一行行刻在石上的文字。对于很多交城人来说，这座陵园究竟花了多少预算，已经不再是每天挂在嘴边的话题；真正留在心里的，是一个在战火和风雨中走出来，又选择在卦山脚下安静长眠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