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赤兵晚年探望老战友朱良才，一度愧疚表示：当年我差点用枪打你

1984年9月的一天清晨，西山干休所的走廊里传来笃笃的拐杖声。八十三岁的钟赤兵推开病房门，看见病榻上的朱良才，脱口一句：“朱政委，我来还那句承诺。”朱良才笑着抬手：“老钟，还记得啊？”短短两句，把在场护工都听得一头雾水，却把两位老将带回了半个世纪前。

钟赤兵愧疚的事，说起来惊人：长征途中，他真打算掏枪指向朱良才——先开一枪，再自己了结。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末，遵义以北的土城小院，医护人员忙着给伤员分类。有人递来一张名单：“重伤员就地安置。”钟赤兵的名字赫然在列。缺了半条右腿的他瞬间眼前发黑：被留下一等于等死。正怒火攻心时，负责休养连事务的朱良才推门进来。若那一刻朱良才说出“留下”二字，子弹就会出膛。话出口却是：“我给你四个人两匹骡子，随队北上。”枪口终究没有抬起，钟赤兵此生记住了这句话。

时钟拨回更早。娄山关雪线下，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凌晨，红三军团第十二团扛着大刀和汉阳造蹚着山路。团政委钟赤兵与团长罗炳辉交换眼色，决定不待休整直接抢关。黔军吸饱“大烟”，双枪轮番点射。钟赤兵赤膊挥刀，一发子弹击碎了他的小腿腓骨。警卫员包扎几层，血仍涌出，他咬牙带队继续冲，直到正面阵地被撕开口子。关口拿下，钟赤兵却瘫倒雪堆，疼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遵义城内临时手术台，麻药没有，只有烧红的烙铁和砍柴刀。医生苦笑：“不截没命。”锯条拉到第五下时，钟赤兵昏了过去。更糟糕的是感染反复，刀口先后三次向上推进，最后停在股骨中段。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哭得像孩子：“没了腿，我还能带兵吗？”没人回答，他自己给出答案——哪怕趴着，也要跟着红军走。

干部休养连开拔那天，小队刚离开赤水河岸就撞上国民党一个营。三十多名持枪战士边打边撤，四名担架手抬着钟赤兵跑得满头大汗。山崖无路时，他咬木棍用拐杖撑着，一厘米一厘米挪；下坡遇到草坡，他干脆滚下去“嗖”一下，把担架手都甩在后面。警卫员后来打趣：“您滚得比骡子快。”

一路艰难，却也有喜事。同年十二月，干部休养连的危秀英把一块红布绑在拐杖上当喜字，两人在雪山脚下的小土屋结成夫妻。队伍里有人打趣：“独腿配女兵，新郎不用下跪省事。”笑声冲淡了高原的寒风。

抗日战争爆发后，钟赤兵装上木腿重回前线；解放战争辽沈一役，他坐在吉普车里指挥冲锋，被部下称“坐着的飞将军”。建国后，他出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伏案画作战图时，残肢常常隐隐作痛。最痛的一次是1954年春节茶话会，他与王家烈正面对面。老黔军司令见他，先愣后红脸，连连拱手：“钟将军，右腿之事……愧疚愧疚！”钟赤兵笑眯眯：“王先生，旧账翻篇吧，我们还得合力建设贵州呢。”在场干部直嘬凉气：二十年前你死我活，二十年后彼此握手，这气度不是人人做得到。

话再回到干休所病房。朱良才侧身，从枕边拿出一本早年战史手稿，封面写着《干部休养连日记》。“你那天真准备开枪？”他把眼镜推上鼻梁。钟赤兵点头：“要不是你那句话，我真干了。”说完，他抬手敬了个军礼，姿势仍旧利落，只是木腿轻轻碰到地板，发出咚的一声沉响。

二位老人在病房里聊了整整一个上午，从娄山关撤到雪山垭口，又讲到抗美援朝的增援计划，再到贵州水电建设。护士端来的午饭都凉了，他们才收住话头。朱良才合上手稿：“活到这把年纪，值！”钟赤兵哈哈一笑：“活着就是胜利。”阳光透过窗子照在两人斑白的发际线，深深的皱纹里全是当年的血火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