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共九大上，毛主席问：放牛娃来了没有？他得知后火速来京

1969年4月，北京的春天刚刚转暖。九大即将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代表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会场里人声低沉，却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庄重气氛。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环顾会场，突然问了一句：“放牛娃来了没有？”这一问，把不少人都问愣了。

工作人员小声回报：“还没到。”毛主席略一点头，接着又说：“那就赶紧通知，让他马上来。”口气不重，却透出一种不容拖延的坚定。就这样，一个当年在江西山坳里给地主放牛的穷孩子，被从千里之外火速请到了北京，坐进了党的九大代表席，还在之后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这个“放牛娃”，就是后来在浙东和浙江战斗、建设多年，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毛主席为什么在九大这样重要的会议上，还惦记着他？这就得把时间往回拨很多年，从江西永新的一个贫苦农家说起。

一、童年血泪：从佃农儿子到“放牛娃”

1913年，谭启龙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个佃农家庭。当地地瘠人多，田是地主的，收成却要靠天吃饭。家里人口不多，日子依然紧巴巴。父亲天不亮就下地，农闲时还要给地主打杂，或者到县城找零工，一年到头几乎闲不住。

长年劳累拖垮了这个家唯一的顶梁柱。大约在1916年前后，谭启龙还只有三岁，父亲就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家里拿不出钱看病，连棺材板都差点凑不齐。父亲刚走不久，真正的困境才开始显形。

按照当地的规矩，佃户家中失去了成年劳动力，地主就以“无力耕种”为由收回土地。对农民来说，失去土地，就等于被剥去了仅有的一层遮风挡雨的皮。谭家瞬间跌入更深的贫困，只能靠寡母带着年幼的孩子在街上摆摊卖点炒花生、炒豆子，勉强支撑。

有一次，母子俩挑着一担炒豆子进镇上赶集。摊位刚摆好，旁边的地主家家丁走过来，随手抓了一大把炒豆，连看都没看就要走人。对普通人来说，这不过是一点零嘴，但对谭家而言，那是一天辛苦换来的口粮。谭母赶紧拉住他：“你还没给钱呢。”

家丁本来就不耐烦，被这么一拉，更是烦躁不已，嘴里骂骂咧咧，叫她放手。周围人群越来越多，他觉得脸上挂不住，狠狠一脚踢在谭母身上。摊子被撞翻，炒豆滚了一地，谭母倒在地上，疼得直冒冷汗。

那一年，谭启龙大概十岁，眼睁睁看着母亲被踢倒，眼睛立刻红了，扑上去就想跟家丁拼命。母亲一把拖住他，死死不让他动：“不要惹事。”家丁冷笑一声，甩手就走，周围的人看着这一幕，大多只是叹气，没人敢多说一句。

回到家不久，谭母开始不断吐血。家里更拿不出钱看病，熬了没多久，也走了。短短几年内，父母相继离世，一个佃农家的孩子就这样成了孤儿。为了活下去，他只能帮地主放牛，换口饭吃。

每天清早，把牛赶上山坡，看着牲口慢慢吃草。对别人来说，这不过是普通的乡村画面，对谭启龙来说，却是带着怨恨的日子。他几乎天天能看见那个家丁，却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更谈不上报仇。心里那口气，将他少年时代的记忆，烙成了一个“苦”字。

1928年，局面突然变了。

那一年，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和湘赣边界发展迅速，队伍开始向周边扩展。红军队伍来到永新一带，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号召穷人翻身。十几岁的谭启龙听到这些口号，几乎没有犹豫，立刻报名参加了革命队伍。“放牛娃”第一次有机会把牛鞭扔在地上，把多年压在心里的恨和不平，转化成另一种力量。

二、一次谈话：被记住的“红小鬼”

加入革命队伍之后，谭启龙年纪不大，却干劲十足。到上世纪30年代初，他已经成了队伍里出挑的青年。1933年夏天，他被吸收入湘赣省少先总队，担任总队长，带着一群“红小鬼”在苏区里奔忙。后来，他又被调到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担任巡视员。

同年，他被选派到中央苏区的马列学院高级学习班学习。这所学院设在瑞金附近，专门培养干部。就在这里，他第一次近距离听毛主席讲课。

那天，毛主席穿着普通的灰布军装，已经有些褪色。人不算高大，显得有些清瘦，目光却非常有神，讲起话来语速不急不缓，既有理论，又有身边的例子。对很多刚从农村出来的青年来说，书本上的“主义”很抽象，而毛主席的讲解，像是把窗户一下推开，阳光照进来，许多想不通的问题，都能找到落脚点。

对谭启龙来说，这一次听报告，印象格外深。他出身贫苦，自幼受尽欺压，对“为何穷人总是穷”这个问题感受很深，但一直缺少清晰的答案。毛主席讲“阶级”“剥削”“革命”，并不是空谈，而是结合苏区的土地分配、佃农生活，把抽象的理论和他的切身经历连在一起。这种触动，不是几句口号能比的。

当天晚上，毛主席又组织了一个小范围座谈会，找各地来的同志聊聊情况。谭启龙也在名单上。轮到他发言时，毛主席看了他一眼，突然问：“你是哪个县的？”声音不算大，却温和而有力。

“永新县的。”谭启龙回答。

毛主席笑了一下，说：“永新啊，我爱人贺子珍也是永新人，我们算半个老乡。”这一句“半个老乡”，一下拉近了距离。会场气氛也轻松了些。

接下来，毛主席问起他的家庭情况。话头一扯到这里，这个年轻人再也压不住心底的记忆，眼里先是冒出怒火，紧跟着就是酸涩的泪水：“家里没人了，都死了。”他把父亲累死、母亲被家丁踢伤吐血而亡的经过，一件件说出来。

毛主席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记。他对这种出身太熟悉，自己青年时代在湖南农村搞农运时见得多了。听完之后，他停了一下，说了这样一句话：“放牛娃也是雇农，无产阶级啊，放下牛鞭子闹革命，要得！”

这句话，说得不长，却把谭启龙的人生，点出了一个方向。在当时的语境里，“雇农”“无产阶级”不只是称呼，而是革命的根基，是最可靠的力量。毛主席随后又鼓励了他几句，希望他好好学习，回去之后带好队伍，不辜负这个身份。

座谈会结束后，谭启龙退到一旁，心里翻江倒海。一个来自农村的放牛娃，第一次被领袖这样认真地倾听、肯定，他能感觉到那种被看见的分量。

此后几年，在瑞金等地，他又几次见到毛主席。人多的时候，毛主席见到他，常常笑着叫一声：“放牛娃。”这个略带戏谑的称呼，既亲切，又带着期待，慢慢成了他身上的一个标签，也成了他不敢懈怠的提醒。

不过，历史的车轮很快转向新的阶段。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战场逐渐转移到西北。很多人跟着主力北上，也有人留下来，在原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谭启龙，就在这条更艰苦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任务。

三、烽火浙东：在夹缝中“打出一片天”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北上之后，原有苏区并没有完全撤空。根据中央决策，一部分武装留在湘赣、闽浙赣等地，坚持三年左右的游击战争。这些队伍面临的环境极为险恶，既要躲避国民党军的围剿，又要应付地方反动武装的骚扰。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这些星星之火又有了新任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分散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伍被改编，一部分编入新四军，一部分归八路军序列。新四军活动范围主要在长江以南，尤其是在江南和两湖一带的旧苏区地区，和国民党军控制区域有大量重叠。

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沿长江东段和华东一带快速推进。到了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日军继续往内地推进的速度开始放缓，大致停在两湖地区一线，正面战场形成某种僵持。这种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凸显出来。

新四军在原根据地活动，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在苏南、皖南一带，日本侵略军、伪政权、国民党地方势力交织，局势极其复杂。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戒心极深，摩擦时有发生。出于全局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新四军的力量要更多向苏北、淮北以及苏中一带转移，在敌后开辟新的根据地，把抗日力量从狭窄的缝隙里扩展出去。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其主力在南方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包围与打击，损失沉重。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中牺牲。这一事件，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折点，之后新四军和八路军事实上不再受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节制。

作为新四军一员，谭启龙亲眼见到部队在皖南事变中遭遇的打击，也切身体会到国共关系的骤变。紧接着，侵华日军和伪政权又在苏南一带兴起所谓“清乡”，以封锁、驻屯等方式，企图从根子上摧毁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部队不得不更多向苏北转移，以保存力量。

不过，沿长江下游地区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缩小。除了主力北上之外，还有一部分新四军部队，根据党中央和军部安排，依托浦东一带已经发展起来的党组织，从长江南岸逐步向浙东方向活动。那片多山多水的地区，成了新四军开辟新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选择。

此时的浙东局势颇为微妙。日军和伪军力量向沿海和交通要道集中，对山区控制相对薄弱；国民党在浙江也保有一些部队，但在多次战役中屡战屡败，内部组织涣散，士气低落。谈不上强硬的“顽固派”，却也缺乏统一的抗战意志。一些地方军政力量在日军压力下显得非常被动，甚至失去方向。

在这种状态下，共产党要在浙东打开局面，既要面对日军和伪政权的军事压力，又要在地方上处理好与国民党部队、地方武装、乡绅势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工作，不光要能打仗，还要能做深入的政治工作，需要足够耐心，也需要足够决心。

组织上选中了谭启龙，让他带队前往浙东。

到了浙东山村，情形远非纸面上的“空白区”那么简单。有日军据点，有伪政权，有地方武装，还有观望不定的乡绅势力。要在这里站稳脚跟，第一件事是让老百姓看清：谁是真正在打日本，谁能给他们带来看得见的变化。

新四军部队一边打游击，一边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政权，建立地方基层党组织。他们利用山区地形，袭扰日军据点，切断交通线，同时注意避免无谓消耗，让部队在敌后持久站住脚。对伪军和国民党地方部队，则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愿意抗日的，就争取；摇摆的，就做好工作；坚决配合日军打击抗日力量的，就必须坚决反击。

谭启龙承担着统筹关系、协调矛盾的重要任务。面对既怕日本人、又怕惹麻烦的地方势力，他要讲清形势，也要拿出实际行动。很多工作并非一朝一夕完成，需要日复一日的耐心和坚持。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浙东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可观的抗日根据地。根据统计，这片根据地人口达到四百万人左右，是当时全国19块主要抗日解放区之一。这个数字背后，是几年的艰苦穿插，是无数场大小战斗，也是频繁的谈判、争取和斗争。

从江西永新的放牛娃，到浙东大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之一，谭启龙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极为不平凡的转变。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党内的威望和资历不断积累，为后来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打下了基础。

四、再见“放牛娃”：从浙东到九大会场

抗战结束后，国内局势并未平静太久。很快，全面内战爆发。解放战争期间，以浙东为基础的一批干部和武装，在华东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战局逆转，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华东地区陆续解放，浙江也迎来新的局面。

1949年前后，新中国的筹建工作紧张展开。浙江解放后，需要尽快建立起稳定的党政机构，恢复生产、接管城市、安置各种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曾经在浙东艰苦时期经受考验的干部显得尤为重要。谭启龙被任命为浙江方面的重要负责人，后来担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扛起一省之重任。

治理浙江，既有沿海开放地区的复杂情况，也有山多田少的现实困难。新政权要在这里稳住局面，必须处理好工商业复苏、农村土地改革、对原政权人员的政策等多个问题。对一个出身佃农的“放牛娃”来说，这既是巨大考验，也是舞台。

工作期间，谭启龙常被干部和群众记住的一点，是他那种“不怕麻烦”的作风。无论是农村土地问题，还是地方干部作风问题，他往往要追问到底，有时甚至显得有点“较真”。但正是这种习惯，让很多初期隐患得以及时暴露，不至于积累成更大的矛盾。

1952年，毛主席来浙江视察工作。这是两人在瑞金之后、时隔近二十年的再一次见面。年代不同，身份变化很大，但有些细节并没有变。

当时，在杭州的一次会见中，毛主席一眼就认出他，笑着说道：“放牛娃，我们在瑞金见过面呀！那时候你还是毛头小子，红小鬼呢！现在不简单喽！是省委书记啦！”这几句看似轻松的话，其实说明一件事：在众多干部中，这个当年从永新山沟里走出来的青年，毛主席一直记得。

谭启龙听了，有些激动，回答得很朴实：“主席，您在瑞金和我说过的话，一直记着，也一直在努力做好工作，才有今天一点点进步。”这几句话并不华丽，却透露出一种从苦日子里走出来的人特有的实在感。

毛主席点点头，说：“放牛娃当了省委书记，不容易，肩上的担子不轻喽！好好干！”一言既是肯定，也是提示。省委书记这个位置，不是奖赏，而是更重的责任。

此后多年，谭启龙在浙江的工作，既有成绩，也遇到不少困难。经济结构、地理条件、历史遗留问题，都不是轻易能解决的。有意思的是，越是局面复杂的地方，越需要那些经历过长时间斗争考验的干部。毛主席时常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地方情况，浙江的工作自然在关注之列。

到了1969年，九大召开，正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个春天，人民大会堂内外气氛严肃而紧张。在这样一个关乎全局布局的大会上，毛主席在一开场就问：“放牛娃来了没有？”并且在得知对方未到场后，要求专门去接他来京参会。

当时，有工作人员有点疑惑，小声问：“主席，现在会都开始了，还要专门派人去吗？”毛主席摆摆手：“要来。让他参加。”语气很平静，却不容商量。

消息传出后，相关方面立刻安排飞机，把谭启龙从地方紧急接到北京。等他赶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会场很大，灯光明亮，他从门口走进来，心里难免有一点紧张。

后来他回忆，当再次见到毛主席时，主席向他微微点头，眼神里既有亲切，也有“你来了就好”的那种安定感。那种感觉，很难用具体语言形容，但对一个从江西山村走到九大堂内的人来说，这一刻，是几十年风雨的集中体现。

在九大上，谭启龙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既是党组织对他长期工作的认可，也是对地方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信号：出身贫苦、在艰苦地区打拼多年、作风扎实的干部，是党最信任的力量之一。

回头看，从1913年到1969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个人从被地主家丁踢倒在地的穷孩子，成长为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间经历了多少转折和风险，外人很难完全体会。毛主席几次提起“放牛娃”这个称呼，其实不仅仅是记住一个人，更是在强调一种道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在斗争中成熟、在复杂环境中依然保持本色的那一代人，是新中国许多重要决策背后坚实的骨架。

对于那一代亲身走过旧社会的人而言，“放下牛鞭子闹革命”并不是一句好听的口号，而是背后有着血泪记忆的选择。1969年的人民大会堂里，当“放牛娃”这个称呼再次被喊出时，隐藏在背后的，是几十年中国农村、根据地、解放区乃至新中国地方建设的整个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