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解放，邓小平与卓琳前往公墓取一人遗骨安放，此人为谁？

1949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上海还笼着一层薄雾。街头军车往来不断，城市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空气里却夹杂着一种说不清的沉重。这一天，邓小平和妻子卓琳，悄悄走向一个普通人很少提起的地方——江湾一带的公墓。很多年后，人们才慢慢知道，那趟行程，并不是去参加什么公开的纪念活动，而是去寻找一位早早牺牲的女共产党员的遗骨。这个人，对邓小平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要弄清这一幕背后的缘由，不得不把时间往前拨二十多年，从邓小平的第一段婚姻说起。

一、铁路边的姑娘，走上革命之路

20世纪初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07年，一个铁路工人的女儿在北方出生，她就是张锡瑗。家境很一般，父亲整日与钢轨和煤烟打交道，母亲则经常在火车站边摆小摊，卖鸡蛋和水果补贴家用。

火车站是个看尽人间冷暖的地方。这里，资本家的骄横与工人的辛苦几乎是赤裸裸地摆在眼前。张锡瑗从小跟着母亲和两个姐姐帮忙，看惯了有钱人挥金如土，也看惯了工人拖着疲惫身子领那点微薄的工钱。穷和富，就隔着一条轨道，连成一条刺眼的对比线。

父母没什么文化，却有个朴素的想法：不想让孩子一辈子都被人踩在脚下。所以，哪怕再省吃俭用，他们还是咬牙把孩子送进学校读书。对当时的一个工人家庭来说，这并不容易，但也正因为这点坚持，张锡瑗姐妹三人看到了更大的世界。

读书之后，她慢慢接触报纸和一些进步书刊。那些文字里不断出现“压迫”“剥削”“旧制度”这样的词，和她在火车站看到的一幕幕画面重叠在一起。她很快意识到，眼前的不公并不是某一个老板的私德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出了问题。如果不推翻旧制度，再穷苦的人再怎么勤劳，也很难翻身。

青春期的愤懑在她心里燃烧。三姐妹之间经常小声讨论：“这样下去行不行？能不能有别的路？”随着年龄增长，她们接触到更多进步青年，听到越来越多关于革命的消息。有人从广州回来，带回有关孙中山和国共合作的传单；有人提到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张锡瑗听得心潮澎湃。

1925年，她考入北京的一所大学。北京当时已经是新思潮的集散地，各种主义、各种刊物交织在一起。课堂之外的讨论会、读书会，往往比正式课程还要热闹得多。就在这一年，她参加一个朋友组织的聚会，幸运地见到了李大钊和几位共产党人。

那次见面并不隆重，只是在一间并不宽敞的屋子里，大家围坐一圈。李大钊讲话不急不躁，但每一句都扎实有力。他分析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如何联手压迫中国，又讲到工农群众是革命的真正力量。张锡瑗听得入神，她发现，有些她模模糊糊感到却说不清的问题，在这里一下子被讲透了。

会后，她和几位青年人聊了很久。有人问她：“你整天在火车站看那些工人，觉得他们怎样？”她脱口而出：“太苦了，太不公平了。”对方点点头，说：“所以需要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碰撞中，她的想法变得越来越坚定。

同年冬天，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这一步，对一个年轻女学生来说，意味着随时可能面临逮捕和牺牲。她却没有退缩。组织随即安排她前往广州中山大学继续学习，为将来承担更多革命工作做准备。就这样，她从北方一路南下，走上了一条再也回不了头的路。

二、中山大学相识，短暂而炽烈的婚姻

张锡瑗抵达广州的那一年，一个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的青年也来到了中山大学，他就是邓小平。那时的邓小平，年纪尚轻，却已经游历过欧洲的工厂车间，看过工人罢工，也亲眼见识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面。他身上有一种早熟的沉稳。

两人在一次活动上认识。张锡瑗长相秀丽，却不爱多说话，性格偏文静。邓小平对她的第一印象，大概可以用“安静而坚定”来形容。两人后来在党组织的活动、学习小组里经常见面，讨论的内容，从国内军阀混战到苏联十月革命，从工人运动到农村问题，几乎什么都聊。

在那样的年代，感情往往不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但有意思的是，正是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和目标，两人的心渐渐靠近。只是，一边是革命形势日益紧张，一边是频繁的组织调动，这份感情很长一段时间只能藏在心底。

不久，邓小平接到组织通知，要离开广州，前往国外执行新的任务。临别前，两人并没有煽情的告白，只是匆匆告知各自负责的工作和需要注意的安全事项。那种克制，在当时几乎是一种常态。离开后，两人靠零星的消息彼此惦念，却很快被战乱和政局的急变冲散了联络。

1926年，邓小平回国，却迟迟打听不到张锡瑗的消息。时间一长，他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在国内，是否还在继续地下工作。就在这种悬念之中，一年过去了。

1927年，形势急转直下。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遭到屠杀。不久，武汉局势也趋于险恶。就在这种关头，命运又一次把张锡瑗和邓小平推到同一座城市——武汉。

张锡瑗根据组织安排，回国后不久便被调往中共中央机关在武汉的秘书处工作。她匆匆赶到报到地点时，意外发现办公室里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邓小平也被安排在这里担任秘书。那一刻，两人都有些恍惚，仿佛从一场漫长的噩梦里突然醒来。张锡瑗后来对身边同志说：“真没想到，他居然在这里。”

邓小平则向她讲起政变发生后的情况。很多同志被捕、被杀，他本人在冯玉祥部的掩护下才得以脱身，辗转来到了武汉。张锡瑗听着，表情凝重，又悄然松了口气——至少眼前这个人还活着。

然而，武汉的局势并不比上海轻松多少。随着“八七会议”召开，中共中央决定调整战略部署，很快又决定将机关从武汉转移到上海。机关整体南迁时，邓小平和张锡瑗一起被调往上海继续工作。

到了上海，两人同在中央秘书处，一个主管整体秘书工作，一个从事具体文字事务，接触更加频繁。环境虽险恶，但工作和生活上可以互相照应。久别重逢后的感情，在这种危急四伏的环境里反而更加坚定。

邓小平这一次不再犹豫。他写了一封信，郑重向张锡瑗表达自己的心意。两人曾经的犹疑，在生死不定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有些多余。既然随时可能牺牲，倒不如抓紧每一个能够坦诚相对的机会。

1928年，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铺张，也没有大操大办，只请了一些可靠的同志作为见证。几句简短的话，几声祝福，他们就算正式结为革命伴侣。生活条件很差，住处也很简陋，但他们当时最在意的，是能并肩做事、彼此托付。

1929年，党中央决定派邓小平赴广西，以中央代表身份领导广西的党务和武装起义工作。这是一项极为艰险的任务。那时张锡瑗已经怀孕，身体更加敏感，情绪也容易波动。听到丈夫要远赴广西，她的眼眶一下就红了。革命年代，一去，很可能就是生离死别。

邓小平也舍不得。他知道自己一旦上路，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很难与妻子联系，更无法在身边照顾她。他尽力用轻松的语气开玩笑，说孩子将来长大了，就知道自己有个“打仗很厉害的爸爸”。张锡瑗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去吧，工作要紧，我在这边也有组织。”

说是洒脱，转身收拾行装时，她的手还是忍不住微微发抖。革命年代的夫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用最平静的话，掩着最深的担心。

三、江湾公墓的遗骨，漫长的牵挂

1930年1月，邓小平奉命从广西回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在广西的工作情况。这个时候，张锡瑗已经在上海宝隆医院待产。消息传到他耳里，他加快了脚步，巴不得早一点赶到。

等他赶到医院，噩耗已经埋在空气里。生产的过程远比预想得艰难，难产拖了很久，医生费尽力气才将孩子接生下来。然而，由于条件有限，长时间的分娩导致感染，张锡瑗患上了产褥热，高烧不退，全身疼痛难忍。

邓小平守在病床旁，几乎寸步不离，用刚出生的孩子来鼓励妻子：“你看，他多像你。”但病情的发展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时的医疗水平和环境都十分有限，多次抢救后，张锡瑗还是没能熬过去。

很快，孩子也因为体弱不支离世。妻子和孩子先后离去，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更何况是长期奔走在生死线上的革命者。邓小平无比悲痛，却连给妻子办一场像样葬礼的条件都没有。更残酷的是，他还不能在上海久留，组织很快又有新的任务安排下来。

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他在前往广西的途中经过香港时，遇到了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强。两人匆匆见面时，邓小平压抑着悲痛，把妻子遗体的安葬事宜托付给了李强。那种无奈，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他不能公开妻子的名字，不能留下过多痕迹，只能拜托信得过的同志悄悄处理。

1930年，李强回到上海，把这份托付记在心里。他找到合适的地点——江湾公墓，悄悄将张锡瑗安葬下来。考虑到当时环境极其险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一旦墓碑信息过于明显，很可能暴露地下党人的身份。出于安全考虑，他没有在墓碑上刻“张锡瑗”三字，而是用“张周氏”来代替，立碑人的名字也同样用了化名。

这座墓，悄无声息地立在公墓一隅。往后的岁月里，战火多次燃到上海，日本侵略者修机场、挖工事，江湾一带的地貌被不断翻动。墓碑被雨水冲刷，被炮火震颤，周边环境几经改造。很多墓葬被毁，被迁，甚至连踪迹都消失不见。

而在另一边，邓小平辗转多地，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战火里，人的悲欢被不断压缩到最小，有些痛只能藏在心底最深处。他知道上海有一座墓，但无论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现实环境所限，他都没办法轻易去寻。

时间来到1949年。上海解放，城市迎来了新生，许多尘封多年的旧事，才有被慢慢翻开的机会。

那段时间，邓小平心绪常常不宁，有人说他是为接下来的工作筹划劳神，也有人隐约猜到，他恐怕又想起了那位牺牲多年的妻子。卓琳看在眼里，明白这不是单纯的疲惫。她知道，邓小平已经吩咐有关同志打听江湾公墓的情况，试图找到那座埋葬“张周氏”的墓。

消息传来：墓碑还在，只是周围的情况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听到这个消息后，邓小平沉默了很久，终于决定亲自去一趟。

那天，卓琳陪在他身边，李强也在场。他们在杂草和破碎的碑石间穿行，空气里带着潮湿的泥土味。李强凭借记忆，一块块墓碑辨认。终于，在一块已经被雨水侵蚀得有些模糊的墓碑前，他停了下来：“应该就是这里。”

碑上刻着“张周氏”几个字，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邓小平站在墓前，久久无言。许多年前那段短暂而炽烈的婚姻，那场仓促的分别，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都压在这一瞬间。

战乱多年，公墓多处被雨水浸泡，墓穴里已经积了水。打开墓穴时，泥水涌出，情景有些凄凉。邓小平和卓琳一起，慢慢打捞出张锡瑗的遗骨，动作格外小心，仿佛稍一用力，就会惊扰了沉睡多年的亡灵。

有人劝他：“要不要就地重新安葬？”他摇了摇头，只说了一句：“先带回家。”那语气不激动，却透着一种压抑了多年的执念。

遗骨被安放到一个小棺木里，由邓小平亲自带回住所保存。此后，他奉命率部挺进西南，投入新的解放战争和建设工作。上海那间屋子里，悄悄多了一位“家人”，无人喧嚣，却一直在那里。

1969年，张锡瑗牺牲已经近四十年。在相关部门的安排和协助下，邓小平将她的骨灰送入上海烈士陵园安葬，给了她一个更为庄重、也更符合她身份的归宿。从铁路工人的女儿，到早逝的女共产党员，再到烈士陵园的一座墓碑，她的生命轨迹就这样被悄然镌刻在共和国的记忆里。

1990年，已经86岁的邓小平再到上海。身体已大不如前，但提起一件事，他的态度格外坚决——一定要去烈士陵园看看张锡瑗。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亲人说：“我想问问，她的骨灰还在不在，如果没有处理，我要带她去北京八宝山。”

这句话不长，却足以让人感到那份几十年未变的惦记。到了烈士陵园，他向工作人员郑重询问。得到的答复是：骨灰一直在，没有被处理。听到这个回答，他明显松了一口气。随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他来到安葬处所，站在那块写着“张锡瑗烈士”的墓碑前，久久不语。

据在场的人回忆，他长时间盯着墓碑上的名字和那张难得保存下来的照片，几乎不动。旁人不好多问，只能安静地站在一旁。那一刻，时间似乎又回到了上海宝隆医院的病房，又回到了江湾公墓泥水浸泡的墓穴。几十年的风雨，将很多往事冲淡，却冲不走一个人的记忆。

邓小平后来在与身边人聊天时，仍然会提起张锡瑗。他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少有的漂亮”。这“漂亮”，显然不只是容貌，更是对她性格、担当和坚守的一种由衷赞叹。对一位只活了二十三年的女性来说，这样的评价背后，是沉甸甸的肯定。

四、卓琳的理解，和两段人生的连接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站在邓小平身边多年的卓琳。很多人提起邓小平的妻子，想到的都是这位“红色大姐”，而忘了他早年还有一位牺牲在产房里的革命伴侣。实际上，这两位女性的人生，正好串联起一段长长的革命历史，也让邓小平的个人命运更显立体。

卓琳出生于1916年，比邓小平小12岁，来自云南宣威一个富商家庭。她的父亲是在当地有名的“火腿大王”，也曾是追随孙中山的北伐军少将。这样的家庭出身，让她从小就见得多，眼界也开阔一些。

童年时期，她随母亲辗转越南、香港、广州等地，多次寻访奔走在外的父亲。长时间漂泊，让她见到不少社会角落里的冷暖，尤其是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印象极深。她开始不服气，心里默默想：为什么女人就一定要低人一等？

读中学的时候，一位女音乐教师常在课堂之外，悄悄向学生讲述革命道理，谈共产主义理想。对很多同学来说，那些话也许只是新鲜的说法，但对卓琳而言，却像一束照进心底的光。她认真思考这些内容，不得不说，这段经历对她影响不小，革命的种子就在这个阶段埋下。

1931年，她被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准备去北平参加全国运动会。队伍走到香港时，忽然传来“九一八事变”消息。东北沦陷，运动会被迫取消，整个队伍黯然返程。这个打击对年少的她触动很大。回到家，她给家里写信，提出想去北平读书，不愿就此被命运安排。

家人最终同意，她独自踏上北平之行。后来，她考入北平女子一中。1935年，“一二·一六”抗日爱国运动爆发，她和数千名学生一起走上街头，喊出的“不当亡国奴”口号，带着年轻人的倔强和愤怒。这次运动，让她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再上一层。

第二年，她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希望以后能以实业救国。可历史并没有给那种温和路径太多空间。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她再次作出选择——离开北平，奔赴延安，直接投入革命工作。这一步，与张锡瑗当年的决定，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到延安后，她进入陕北公学学习，经过几个月的政治理论和实际训练后留在当地工作。次年初，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全职的革命工作者。从家境优渥的小姐，到投身延安黄土高原的女干部，这样的转变需要勇气，也需要觉悟。

1939年，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从太行山到延安开会。也是在这个时候，身边的同志撮合之下，他与卓琳相识。那时的邓小平已经是老红军，身份特殊，但在延安这个环境里，大家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作风和品行，而不是头衔。

有意思的是，一开始卓琳其实对邓小平并不了解。她只知道对方是一位老红军、前线领导干部，却搞不清具体负责什么工作。邓小平对她有好感，是通过旁人转达出来的。他先找卓琳的朋友表达愿望：“想和她结婚，问问她的意思。”那一年，卓琳还觉得自己年轻，人生规划里暂时没打算这么早成家，就婉言拒绝了。

朋友把原话带回去，很多人以为这事就此作罢。没想到邓小平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亲自登门找卓琳谈话。那时，卓琳仍旧不清楚他的详细情况，再加上延安的许多长征干部多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她从小爱读书，说话做事都有自己的节奏，有点担心以后无法“说到一块儿去”，于是又拒绝了一次。

一次拒绝，两次拒绝，邓小平却没有放弃。每次谈话，他都耐心讲自己的看法，也尽量让对方了解自己的经历。慢慢地，卓琳从他的谈吐中听出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个人虽然是老红军，却不是简单粗糙之辈，思路清晰，知识面也不窄。再加上自己一拖再拖，多少有些过意不去，她的态度出现了变化。

时间久了，两人之间从简单的接触变成了真正的沟通。卓琳发现，眼前的这位老红军，与其说像“粗线条的将领”，倒不如说更像一位冷静的思考者。革命理念相通，性格上也能互补，她最终答应了这门婚事。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婚礼。没有铺张排场，只有熟悉的革命歌曲和朴素的祝福。仪式结束后不久，卓琳便跟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前线，继续新的战斗。

生活在战火边上，两人难得有安稳日子。可正因如此，很多细小的体贴显得格外珍贵。卓琳细心周到，在艰苦环境里尽可能照顾好邓小平的饮食起居，让这位长期在战场上奔波的指挥员，心里多了一点温暖的落脚处。

后来，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面对新生命，邓小平自然高兴，但在喜悦背后，也难免有一丝隐隐的心痛。他再次想到那位早逝在上海的妻子。情绪难免有些低落，精神也偶尔恍惚。卓琳察觉到这种变化，多次追问缘由。屡次追问之下，邓小平才慢慢讲出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关于张锡瑗，关于宝隆医院，关于雨水浸泡的江湾公墓。

卓琳听完，自然心里五味杂陈。一个女人听丈夫讲他对前妻的牵挂，换成一般人恐怕多少会有些别扭。可她的反应却很平静，只是在旁边安慰他，提醒他不要一直沉浸在自责当中。她很清楚，那并不是普通的家庭纠葛，而是一段交织着革命与生死的历史。

1949年上海解放后，当得知可以去寻找江湾公墓的那座旧墓时，卓琳主动提出要一起去。那天，在墓地里捞拾遗骨、重新安放入小棺木的，并不仅仅是邓小平一人，还有陪在他身边默默帮忙的卓琳。两位女性，一位长眠地下，一位站在墓旁，却在这一刻通过邓小平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后来每当有人提起张锡瑗，邓小平还会带着一种自然的自豪，说她“少有的漂亮”。这句话在家庭内部并不是忌讳，卓琳也听在耳里，从不刻意避讳。也许正因为这种坦然，三个人之间那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反而显得格外真切。

从铁路工人的女儿，到云南富商家的姑娘；从上海宝隆医院的病床，到延安窑洞前的婚礼；从江湾公墓浸水的墓穴，到上海烈士陵园整齐的墓碑，几条看似不相干的线索，最终都汇入同一条历史长河之中。回答题目中的那个问题：1949年上海解放后，邓小平和卓琳前往公墓取出并重新安放遗骨的那个人，正是牺牲于1930年的中共党员、邓小平的第一任妻子——张锡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