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恒河治理投入千亿却越治越脏，真正难题不在技术

大家好，我是小毋。

无数印度教徒将恒河尊为无可替代的母亲河，坚信河水拥有净化罪孽、超度亡灵的神力。

可在现实行为中，这条被顶礼膜拜的圣河，却长期被当作公共浴场、垃圾堆放场与露天排污池。

信仰的崇高与行为的粗鄙形成尖锐反差，让恒河在精神与现实的双重挤压下不堪重负。

印度人对恒河的特殊利用模式并非近代形成，其污染源头可追溯至公元三世纪印度教全面盛行的时期。

在传统教义中，恒河被视为通往天堂的通道，逝者若能在河畔火化并将骨灰撒入河中，灵魂便可脱离轮回、升入极乐世界。这一信仰让恒河从诞生之初就承担起遗体处置的功能。

家境优渥的家庭会搭建完整火葬堆完成焚烧，而贫困家庭无力承担燃料费用，只能将未烧尽的遗体、骸骨直接推入河中。

即便是仪式隆重的祭祀与葬礼，鲜花、祭品、香料等仪式用品也无一例外被抛入水中。

这些源于信仰的行为代代延续，成为恒河最古老、最顽固的污染来源。

随着印度人口爆炸式增长与工业化无序推进，恒河的污染压力呈几何级数上升。

恒河流域居住着超过4亿人口，密集的城镇与村落沿河岸分布，每天产生海量生活污水。

数据显示，流域内约70%的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河道，其中包含大量粪便、厨余垃圾、洗涤废水与塑料废弃物。

每年有超过6200吨塑料垃圾顺河而下，河岸两侧随处可见堆积如山的废弃物。

工业污染则进一步加剧水质恶化，皮革、纺织、化工、造纸等重污染企业沿河布局，每天约有10亿升工业废水直排恒河。

这些废水含有铬、砷、铅、锌等重金属与致癌化学物质，虽然仅占排污总量的12%，却对生态与人体健康构成致命威胁。

以印度皮革业中心坎普尔为例，当地每天向恒河排放近7900万加仑有毒废水，导致河段重金属严重超标，沿岸居民癌症、肝肾功能损伤等疾病发病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多重污染叠加之下，恒河部分河段粪大肠杆菌数量超出安全标准上限数千倍，瓦拉纳西河段甚至超标800倍，被环境专家称为“流动的化粪池”。

面对持续恶化的生态危机，印度政府并非无动于衷。

1985年，官方正式启动首轮恒河行动计划，定下极为宏大的目标：让恒河水达到可直接饮用的标准。

治理方案以修复排污系统、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为核心，规划每日处理污水10亿升。

这一数字看似可观，却与印度每日超120亿升的污水产生量存在巨大鸿沟，处理能力仅能覆盖需求的零头。

在供需严重失衡、配套设施缺失、管理机制混乱的多重困境下，首次治理行动未达预期，以失败收场。

首次治理失败后，印度官方将原因归结为目标设定过高。

1993年，第二轮治理计划启动，范围扩大至七个邦与两条主要支流，同时大幅降低水质标准，仅要求达到可洗浴水平。

政策层面明令禁止工厂违规排污，宣称动员全国资源推进治理，资金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各承担50%。

然而政策落地仅半年，资金分摊方案便临时变更，中央出资比例降至30%，地方承担70%，且中央财政拨款长期拖延到位。

地方政府本就财政拮据，无力承担高额治理成本，只能选择默许企业违规排污，以工业税收维持地方财政运转。

治理工程大面积停滞，污染行为反而变本加厉。

到2000年，印度仍有75%的人口保持露天排便习惯，粪便直接汇入恒河支流与主干道，每年有超过10万具遗体被随意丢弃河道。

更棘手的是，大量印度官员本身是虔诚的印度教徒，对源于信仰的污染习俗抱有同情与包容，不愿推行强硬管控措施，导致法规形同虚设。

第二轮治理不仅未能改善水质，反而使恒河污染程度恶化约200%。

此后数十年间，印度政府接连推出多轮治理方案。

2008年启动第三次治理行动，2011年专门成立恒河治理委员会统筹工作，世界银行也批准10亿美元贷款用于水质改善。

巨额资金持续投入，却始终未能转化为实际治理成效，工程烂尾、资金挪用、监管失效等问题层出不穷，河水状况依旧没有改观。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将恒河治理列为核心民生工程，推出“致敬恒河”专项计划，承诺五年内投入2000亿卢比，在2020年甘地诞辰前彻底修复恒河生态，甚至宣称三个月内可实现70%至80%的净化效果。

作为莫迪选举重镇，恒河圣城瓦拉纳西成为治理样板，当地建设七座现代化污水处理厂，对外宣称采用先进生物修复技术，12至36小时可完成污水净化。

这些看似力度空前的举措，最终被证实多为形式主义。

瓦拉纳西污水处理厂总工程师公开证实，由于污水涌入量远超设计负荷，河水在处理设施内仅能停留三小时，远未达到净化所需时长，处理后水质仍不达标。

截至2023年，“致敬恒河”项目规划的236个治理工程中，仅有63个勉强完工，大量资金与设备沦为摆设。

多年治理投入与成效严重倒挂，反倒是2020年疫情期间的全国封锁，意外让恒河迎来短暂重生。

印度实施21天全民居家隔离措施，民众停止前往河岸祭祀、沐浴、丢弃垃圾，工厂全面停工，旅游与商业活动彻底暂停。

失去人为扰动的恒河展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水体浑浊度下降55%，总溶解固体与污染物含量大幅降低，部分上游河段水质达到直接饮用标准，消失已久的鱼类重新出现，河道重现清澈。

这一现象充分证明，恒河并非无药可救，只要停止人为污染，河流便能快速恢复生机。

然而封锁措施解除后，信徒、工厂与民众迅速恢复原有生活与生产方式，遗体火化、垃圾丢弃、污水直排等行为卷土重来，恒河在短短数周内重回污水横流、垃圾漂浮的旧貌。

一轮又一轮治理行动，耗费数十年时间与千亿卢比资金，动员无数机构与人力，最终效果却远不如一次全民居家隔离。

这一荒诞现实，直指恒河污染的核心症结，治理困境并非源于技术或资金短缺，而是信仰习俗、利益格局、行政效率与社会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失灵。

信仰本应成为守护自然的动力，却在现实中异化为破坏生态的借口；政府屡次立下雄心壮志，却在财政分摊、部门协调、基层执行中屡屡折戟；沿岸民众依赖河流生存，却以透支未来的方式消耗母亲河。

从公元三世纪的宗教仪式，到当代的工业排污；从首轮治理计划，到如今的样板工程，恒河的千年挣扎，本质上是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科学、局部利益与整体生态之间的长期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