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往事：《百年繁华大码头》

封建王朝疏凿贯通京杭大运河的主要目的是将赋征（特别是江南）的粮食通过这一水道运往京师，称之为漕运。在漕粮运输过程中，允许漕船携带一定数量的货物；商人们更是通过这一沟通南北六大水系的黄金水道贩运货物，这就大大便利了各地货物的交流，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无锡是古吴国都邑所在，据传当时商市已“朝市粗立，舟车攘攘”(《东周列国志》）。自泰伯立国至吴王诸樊共20世前后600年，吴王夫差疏凿京杭大运河的最早河段后，至唐宋时运河中已“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唐书》）。京杭大运河贯通后，更是南北商旅来往频繁，货物运输一片繁忙。至清乾隆年间，无锡“米豆之业甲于省会”“皖豫米商纷纷麇来，浙东籴贩麇不联樯”。明弘治年间，无锡“布码头”之称传遍大江南北。清乾隆年间，无锡“布码头”与镇江至“银码头”、汉口“船码头”，并称长江“三码头”。清光绪年间，无锡又成为“甲于东南”的丝茧市场。随着布、米、丝三大码头的形成和发展，又带动了银钱业，可以说成为东南首屈一指的布、米、丝、银钱四大码头，造就了百年繁华。

土布崛起

江南地区，至唐朝中叶，经济已十分发达。《宋书》卷54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充物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到明朝时，无锡就有“布码头”之名。

无锡虽素有“鱼米之乡”，但人口多，耕地少。明初人口14万人，可耕地仅72万亩。经过开峰填荡，耕地陆续增加至120万亩，人口也增加到25万人。因此，“务本者少而逐米者多”。无锡四乡许多农户家家都有织机，纺纱织布成为农村的主要副业生产之一。

明代中叶，无锡生产的土布已有许多品种。有怀仁、宅仁、胶山、上福等乡的纺花布，有泰伯乡许家桥狭幅高丽布，尤其是许舍的黄草夏布、荡口的细擘黄草合丝缕织成的缣布，久负盛名。各地出产的布分三等：三丈一匹的叫丈头，一丈一匹的叫短头。这两种布运到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交换棉花。还有一种为二丈四尺一匹的“放长”布在本地销售，用来换米换钱。

随着手工棉织业的发展，贩运棉花和弹棉花的行业应运而生。兴宁乡的寺头，以弹棉花、运棉花起家和发财的为数不少，开棉花行、布行在二、三年内就成了富翁。

明弘治年间，古运河北门外莲蓉桥南北形成布料集散中心。这一带有很多航船码头。江阴东乡周庄等地布生产十分发达，客商收购后运来无锡贩卖都集中在莲蓉桥附近进行交易。布匹由坐商收购再卖给外埠来锡的商人，运至长江以北淮（安）、扬（州）、高（邮）、宝（应）地区销售。无锡“布码头”之名由此传遍大江南北。布行弄和江阴巷两处地名也由此而来。

明代后期，朝政腐败，乡村织户受税吏苛征和商人的重重盘剥，陷于困境，织布业逐渐萎缩。至清代乾隆年间，由于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棉花供应充足，豫棉不断输入，无锡家庭棉织业再度兴旺起来。安镇、东亭、玉祁、礼社、洛社、东湖塘、斗山、严家桥、羊尖等地，也都生产布匹。东亭出的布特别紧密细致，颇受欢迎。安镇出布甚多，当时四乡，均以安镇布价作为定价，安镇布成为无锡布市具有影响的标准品，被称为“安放”。

随着织布业的再次兴盛，带动了商业的繁荣，棉花行、布行也再度兴盛起来。名气大的有财神弄口的茂记布行、时茂记布行、丁双盛布行等。有的布行纷纷向外扩展，到江阴、常熟、等地设立庄口。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洋货不断进入国内市场，土布经营方式由原来的以花换布，逐渐变为布商向农民放借调原料，收回成品，农民获得工资，当时称为“放布”。靠质量信誉，经营得法而出名的有清道光年间由常州商人唐懋勋在东门外开设的恒昇布行；有咸丰八年（1858）张晓斋在安镇开设的张信盛布行等。

进入民国后，洋布大量倾销，土布市场日渐衰落。民谣“机声正轧轧，雄鸡又喔喔：布长夜嫌短，心里乱如麻；天明赶上街，卖布买米柴；土布没人要，饿煞哥和嫂”。反映了土布衰落，织户的困苦状况。同时，也反映了传统土法生产敌不过现代机器生产。

米市兴旺

无锡地处太湖流域北部,气候温和湿润,土壤肥沃,适宜稻麦生长。从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江南地区很早就进入了人工栽培水稻的阶段。从春秋末期开始，随着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南来和江南运河的开凿形成。到六朝（三国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时期，江南地区从“地广人稀”“火耕而水耨”的低下生产状况，发展成为“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宋书》卷54）的富庶之区。唐代江苏南部的太湖流域和浙东地区更是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吕黎集》卷）19《送陆歙州诗序》）。唐中叶起，国家经济中心南移，至宋时已经“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宋史》范祖禹传）。无锡农业生产已形成稻麦两熟制，“稼刈麦种禾，一岁再熟”，“香粳”、“红莲稻”等优质稻米成为重要贡品。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大运河的作用。明初，政府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修复了许多水利工程。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更加重视大运河南北经济的联系作用。无锡处于太湖、江南运河、长江水运的枢纽地位，便成了江南官粮漕运路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

明初，无锡成为采办和储运漕粮的中心。朱元璋实行“广积粮”方针，在全国各地设置许多粮仓，无锡也是其中之一，主要用以储存转运白粮。当年皇室婚庆喜事和每年祭祀祖宗，都要耗费大量糯米和上等白粳米，这两种米统称为白粮，是朝廷向百姓征收的一种官粮。其中上等白粳米又用作朝廷官吏的俸米。白粮征收任务由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承担。嘉兴、湖州两府的粮食常常自备不足，要在无锡市场采购筹集后才能交入官府粮仓。因此，无锡米质优佳的名声也随之远扬。

清康熙年间(1662-1722），朝廷改变以往筹划官粮的办法，规定所有的官粮都由官府经办。由于征收官粮的数额逐年增加，无锡地区稻米外流的数量也年年上升。本地居民食米不够，需要依赖外省客米补充。无锡由此成为米稻集散地。至光绪十四年（1888），无锡每年供应漕米多达100多万石。运河沿岸，车水马龙，一派兴旺景象。

无锡的粮行从三四十家增加到80多家，到光绪末年又达到140多家。这些粮行大多集中在北塘三里桥、通汇桥一带。此外在外黄泥桥、南门伯渎港、南上塘、黄泥峰、西塘，统称八段米市。其中以北塘和三里桥为最盛。三里桥的蓉湖茶楼，成为米稻交易中心。每天上午8时到12时，为蓉湖楼米稻交易时间；下午2时到5时为北塘霭阳楼黄豆茶交易；小麦交易大都在面粉厂批发处成交。

随着粮行的迅速发展，堆栈业也迅速兴盛起来。从雍正时期的20余家发展到嘉庆年间的50多家，可储粮食数百万石。

近代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粮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无锡粮食市场从过去以筹办漕粮为主，逐渐转向以提供工业生产原粮、为本地和上海、南通、浙江等新兴工业城市提供居民口粮和食油为主。北塘三里桥古运河两岸，碾米厂、面粉厂、油饼厂、酱酒酿造作坊连绵不断，空气中弥漫着酒糟香味。

民国年间，无锡米市又有了更大发展。抗日战争前，各地运到无锡米稻、杂粮平均每年在1000万石左右，丰收年份可达1200万石，低产年也有800万石以上。其中稻谷常年470万石，米160万石。全城粮行、碾米厂堆栈存粮保持在170-180万石。最多时可达300万石，为全国四大米市之冠。

无锡拥有的粮行数仅次于上海，1934年达307家，有碾米厂13家，生产加工能力每年超过100万石。

无锡米的货源来自四面八方。有来自本县产的，大都集中在西塘、三里桥经营；来自江阴、溧阳、宜兴等地的稻米，集中在黄泥桥和北栅口经销；来自常州的稻米在三里桥销售，籼稻来自苏州、淮安、宝应、泰兴、兴化、高邮各县。安徽运来的籼米数量尤多。江西鄱阳湖和湖南洞庭湖边所产稻米，也有大量输入，还有大量洋米进入无锡市。

抗战爆发，无锡沦陷，北塘大街、三里桥一带在战火中被焚毁，到1938年，全县粮行只剩60多家，堆栈中储存粮食被日军侵占。无锡粮食被日本洋行、汪伪政府设置的“无锡米粮联营社”所统制。八年抗战期间，每石白米上涨了20万倍之多（1937年每石为法币8元，1945年则为中储券85万元）。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从1945年9月抗战胜利至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逃离无锡时止，由于当局大量搜罗军粮，支持内战，引起米价直线上升，仅从1948年9月至1949年4月，短短8个月中，每石白粳米上涨了9万多倍。

那时从事开设粮行，进行投机活动十分猖獗。老百姓讽刺它是“歇壁字号”（即空头粮行）。1948年全县粮行激增至245家，比抗战前的1936年增加了88%，而总资本却减少了32%。1947年5月和1948年6月爆发了两次大规模“抢米风潮”。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时有粮行239家，米店103家，粮行投机商乘新生政权刚建立之机哄抬米价，严重干扰了解放后的无锡市场，影响人民正常生活。人民政府通过取缔投机、平抑米价等法令和国营公司及时调集外地粮食供应市民等有力措施，粉碎了投机商掀起的三次物价大波动，从而保障米价的基本稳定。1953年12月全国粮食实行统购统销。1984年，在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消失了30多年的无锡米市再度兴旺起来。2002年4月，无锡举办了中国首届粮食交易会。各地粮商汇集无锡，无锡米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振雄风。

丝市繁荣

栽桑养蚕很早就成为无锡农村中的主要副业。相传始于泰伯，距今已有3000多年，唐陆龟蒙《奉和袭吴太湖诗》有“桑柘含疏烟，处处倚蚕箔”之句。诗人李白即有“吴地又杏绿，吴蚕已三眠”，“桂布白如雪，吴棉软于云”等诗句。明清年间，古运河两岸，无锡四乡，桑园连绵，家家养蚕，十分普遍。南方泉一带农民从湖州引进优良蚕种。“同治初年，经乱田荒，开化乡民，植桑饲蚕，辄获奇羡，其风始盛，延于各乡”(《无锡金匮县志》）。据无锡蚕桑业前辈陆子容回忆：无锡蚕桑之发展后于湖州，受湖州影响，由南乡吴塘门、南方泉等地区逐渐向北发展。在19世纪60年代中叶，无锡农民养蚕已成规模，缫成土丝出售。东南乡的土丝大都在南门出售，北乡的土丝在北门出售。北塘和南塘是农村入城的通道。丝市之盛，每岁营业额达数十万金。当年南门黄泥峰、小盐场、北门外江阴巷等处，丝行众多，形成丝市中心。无锡东乡的鸿山也是土丝交易中心，苏州和无锡的丝商都在唐家桥开设丝行，每一熟可收土丝30余万元。丝商将收购的土丝经过整理，销往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盛泽、丹阳等地织成绸缎，并有十分之四销往国外。据统计，1878、1879两年中，无锡输出的生丝数量分别为82800公斤和92148公斤。在国家外贸收入中占到一定的比例。一些品质较低的土丝，由蚕农自己加工成丝线、丝网罗筛、弓弦等在本地出售。当时塘头的丝线、许舍的丝经黄草、长安桥的弓弦，都是有名的土特产，备受欢迎。

19世纪70年代后期，上海陆续创建了中外机器缫丝厂，对蚕茧的需求量迅速增加，促进无锡蚕桑业的进一步发展。江浙两省出现了代理丝厂收购鲜茧焙烘干茧的新行业-茧行，逐步代替了蚕农自养自缫的土丝生产，丝市变成蚕茧市场。

光绪十三年（1887），由石塘湾的孙伯瑜与上海洋行代理人顾勉夫(又名顾锦甫）合办起无锡第一家茧行—仁昌茧行。行址在京杭大运河畔的洛社镇。茧行收茧资金由厂商提供，并派员设秤收购鲜茧。茧行负责焙烘，收入行租和包烘费用。光绪十八年（1892），东夅周舜卿在家乡创办裕昌鲜茧行。并在南方泉、华庄、雪浪、南桥等地设收购站。20世纪初，上海蚕丝市场“无锡帮”开始超过“湖州帮”（龙登禹《江南市场史》）。至1910年，无锡城乡已有茧行140家，烘焙茧子的茧灶有400多座。民族资家竞相开设茧行，仅苏纶丝厂所属苏州商务公司，在三桥、张泾桥、陈家桥、唐桥开设了元、亨、利、贞四家茧行。薛南溟不仅在本县设有多处茧行，而且在武进、溧阳等邻县开设了14家茧行。当时蚕农中有一句顺口溜：“走穿脚底跟，跑不出薛家门”。

无锡丝茧市场的兴盛，同良种的培育是分不开的。最早的蚕种有“新元”、“莲心”两个品种。“莲心”的质量最好。其特点是茧型小，皮层厚，花纹细，纤度匀，最适合缫制细条纹高级生丝。在未有机器缫丝之前，农村中用木制工具自制土丝，小脚老太用脚踏机纺出的土丝，光泽耀眼，很是抢手。光绪元年（1880），南门外新安乡夏甸桥张少甫，平时半耕半读，好养蚕，富于钻研精神。他试用”莲心”种的雌蛾和夏雄蛾交配产卵，次年饲养成绩很好，连年交配，都得丰收，成为本地的良种，定名为“夏夹季”。当时农民都愿意买他的蚕种。

1918年江苏省在无锡城里长庆路成立了育蚕试验所，成为江苏育蚕研究中心。由在杭州蚕学馆毕业的陆子容担任技术主任。他采用浸酸蚕种人工孵化法，把一化性优良春种，放入冷库，随时孵化。

1926年，陆子容在他家乡旺庄创办了“三五馆”蚕种培育场。于1932年日军占领无锡，蚕种研究被迫中止，蚕桑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

无锡第一家机械缫丝厂——裕昌丝厂，是1904年由周舜卿和薛南溟合资创办，地点在南门古运河南长街，到1919年，无锡已有11家缫丝厂。1921年冬，万国博览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上举行第一次国际缫丝比赛，无锡永泰丝厂经理徐锦荣代表苏、浙、皖丝茧总会，带领女青工13人，在会上当众操作表演，缫制出优质名牌”金双鹿”桑蚕丝。从此，“金双鹿”牌成为无锡丝织品传统名牌产品。“金双鹿”丝纤齐一，丝身洁净，拉力强，抱力好，能织造高级绸缎和丝袜，国外用户爱不释手，称之为“纤维皇后冠上的一颗明珠”。到1929年，无锡已有50家缫丝厂，有缫丝车15478台，年营业额达5400多万元。干茧年储存量达20万担，这是无锡缫丝业的全盛时期。无锡成为华东地区的原茧集散地。当时全国厂丝出口总计为47204担，其中无锡就占28%以上，居全国首位。无锡“丝都”之称，驰誉海内外。

1929-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加上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无锡缫丝厂纷纷倒闭，工人大批失业，直接影响蚕农养蚕，农民纷纷将桑田改种其他农作物。

1949年4月无锡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扶持民族工商业，在农村大力提倡栽桑养蚕，并在国营公司的领导下，运用委托代缫、统一包销等办法，使蚕桑生产和缫丝工业得到恢复。丝茧的产量和质量逐年增加提高，无锡生丝在国内多次评比中获奖，“金双鹿”牌保持了国际优质信誉。

钱市激活

早在明代中叶，无锡已开办“典当”、“钱肆”、“钱铺”。清咸丰元年(1851年），冯裕堂开设公记钱庄，到清同治八年（1869），无锡已有7家经营兑换货币、发行钱票、吸收存款并进行放贷的钱庄。1888年漕运中心北移，无锡成为江浙漕粮集运中心。随着布市、米市和丝市的繁荣，钱庄业迅速发展，到光绪二十二年（1897），无锡已有钱庄20多家，并于1899年在古运河莲蓉桥堍下的竹场巷成立了锡金钱丝业公所，随着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又出现了银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周舜卿在北塘财神弄口开设信成商业储蓄银行无锡分行，至1935年已有13家银行，与钱庄同时经营金融业务。200多年来，无锡一直以银钱码头著称。

明清期间，无锡粮行、堆栈、碾米厂最盛时，粮行多达200多家，堆栈24家，常年储存粮食近300万石，运河两岸碾米厂星罗棋布，年碾米量达200万石以上。当时，外地粮商将稻谷运抵无锡，粮价下跌，可在粮行或堆栈寄存，把储存的粮食向堆栈押款，也可以由粮行或堆栈用栈单的形式向银业质押借款，以利资金周转。钱庄、银行开拓了放贷市场。据1935年统计，无锡银钱业对米谷一项放款额占到当年总放款额的一半左右。无锡丝茧贸易也同样对银钱业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民族工业的发展，促使货币经营业务不断扩大。无锡的民族资本家在创业初期，因资金不足，常“借款开厂”或“举债扩充”。他们常用贷款购办原材料，待资金周转后还贷，还利用抛售远期栈单扩大原料储备，增强企业竞争力，有的还以老厂作抵押，向银行借款办新厂。

另外，无锡与上海、苏州、常州等地的资金调拨极为频繁，常以收到各地银钱业开出的期票，要求“贴现”。因此，无锡银钱业务越做越大。

外地客商来锡也推动了无锡银钱业的发展。江阴、常熟、宜兴溧阳、金坛、句容、丹阳、武进等地客商来锡销售农副产品，采购日用工业品，也带动了银钱业业务的拓展。无锡商贾要去上海办货，可以向无锡银行钱庄购进“中票”，无锡银钱业从汇划业务中获利丰厚。

无锡的资金，当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苏州的银钱业。苏州是历史文化古城，“乃天下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大批地方豪绅、官僚世居那里，他们把大量的货币存入银行、钱庄、吃利息。因此，苏州银钱业常把大量存款转拆给急需资金的无锡；二是上海的银钱业。20世纪初开始，上海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直接来锡开设分行，运用抵押放款和埠际汇划业务，为无锡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三是无锡与南京、镇江、丹阳、常州、宜兴、江阴、常熟等地，经济上有密切联系，这些城市也有大量资金投入无锡市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无锡沦陷，帝国主义的统治长达八年之久，以后又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掠夺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银钱业经营朝不保夕，业务一落千丈，卷入投机倒把的漩涡，无锡丧失了银钱码头的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无锡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各种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随着上海浦东开发的辐射，特别是我国加入WTO组织以后，一些外资银行正抢滩无锡，无锡作为历史上的银钱码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融资量进行拓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