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老农给叶剑英写信，请求《人民日报》删此文，叶元帅紧急执行

1979年夏天的一个午后，辽宁抚顺黑山县一户普通农家小院里，传来一声沉闷的拍桌声。院里玉米叶在风里沙沙作响，屋里一张报纸被摔在了炕上。动静不大，却改变了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也重新拉开了一段被尘封四十多年的历史。

那一年，已经83岁的王玉瓒，早就脱下军装，成了地地道道的老农。种地、看报、带孙子，日子看上去再普通不过。可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却突然提笔，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多字的信，直接寄往北京，收信人是时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既不是为自己伸冤，也不是为家人谋利，而是只提了一个要求：请有关方面把关于“谁在华清池生擒蒋介石”的错误报道，撤下来，查清楚，还原事实。

一、老兵拍案：一张报纸引出的信

那天，王玉瓒照例翻开报纸，看到一篇题为《关于“西安事变”中如何捉拿蒋介石》的文章，署名孙铭九。文章写得很详细，自称是“活捉蒋介石的第一人”。刚开始，老人还只是皱了皱眉，越看越不对劲，脸色一下就冷了下来。

报纸“啪”地一声摔在桌上，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儿子王文成从里屋出来，看见父亲气得双手发抖，下意识问了一句：“爹，怎么啦？”老人盯着那张报纸，声音发沉：“捉蒋那一回，是我领的一营先上的山。怎么一到报纸上，成了别人？”

说到这，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我这点功劳不算什么。要紧的是，不能让假的盖住真的。这不是糊弄个人，这是糊弄老百姓，也是糊弄牺牲的弟兄。”

这篇文章不止登在一份报纸上，而是被《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多家报纸同时刊发，影响极大。对一个淡出人们视线四十多年的老兵来说，这种“改写历史”的劲头，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不久之后，他做出了一个在旁人看来有些“冒失”的决定：亲自写信给叶剑英。信里要把当年西安事变中抓捕蒋介石的全过程，原原本本写清楚。

不得不说，83岁的年纪，再提笔写长信，并不轻松。他每天手抖得厉害，最多只能写三百字。儿子提出来帮他代笔，他摆摆手：“这事，我自己写。免得哪天有人说，是别人替我编的。”

就这样，从1979年6月开始，这位已经干了一辈子粗活的老农，一笔一画，在稿纸上写下了六千多字。字不算漂亮，语气却极为平实，把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细节、一名名在场的证人，全都列出来，一条条交代清楚。

在信的结尾，他留了一段话，语气里带着一点倔强：“我所说的，都是当年的事实。若有怀疑，请按我提供的见证人，一个一个去核实。现在报纸上已经刊登了孙铭九的文章，谁若敢冒充‘捉蒋’先行官，也就等着承担责任吧。”

这封信，从辽宁黑山寄出，顺着邮路，最终送到了北京。信封上写着的姓名，叶剑英，并不陌生。早在1936年冬天，两人就已经有过一面之缘。

二、叶剑英震动：一笔“糊涂账”被翻出来

西安事变发生时，叶剑英奉命随周恩来赴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会谈，推动和平解决。那段时间，他对东北军的将领，尤其是直接参与抓捕行动的人员情况，有一定了解。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多次到西安视察。每逢谈及那场改变民族命运的兵谏，他都格外慎重。曾有一次，他为纪念西安事变写下诗句：“西安抓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雨立多时。”诗不长，但其中“抓蒋翻危局”几个字，指向极为明确，对参与者的功绩也算是公开肯定。

正因为如此，当这封来自辽宁老区的长信躺在他案头时，他格外用心地一字一句看了下去。

信里提到的时间——1936年12月12日凌晨，地点——华清池与骊山，人物——张学良、杨虎城及各级军官，细节——服装颜色更换、包围路线、对蒋介石护卫的分割封锁，还有谁从哪一侧上山、谁从哪一侧搜索，写得非常具体。特别是关于“谁第一个发现蒋介石”的叙述，与他当年的印象，有不少地方是对得上的。

信看完，他放下纸张，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看来，当年果然有一笔糊涂账。”

这“糊涂账”，不是说事变本身，而是说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有些细节在各种回忆、传闻中，被模糊了、被篡改了，甚至被人有意无意地“挪了位置”。

叶剑英很清楚，一旦涉及西安事变，就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端，涉及整个民族命运的转折。谁在关键时刻站在了哪里，做了什么事，不能任由几篇回忆录、几篇文章说了算。

于是，他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辽宁省委调查这封来信反映的问题，查清事实，给当事人一个明确的结论，也给西安事变的历史留下更准确的一笔。

批示下到辽宁后，省委书记黄欧东很快转给抚顺方面处理。抚顺市委派出一位副市长亲自负责，专门成立调查组，时间定得很紧，希望在老人有生之年，把这道“卡”解开。

调查组成员曲学贵多年后回忆，从1979年6月25日出发，到10月7日返回，三个多月时间，他们走访了十几个城市和单位，查证了二十多条线索，见了许多当年的亲历者。

调查的第一站，是找到时任东北军一○五师师长的刘多荃。见面后，调查组开门见山：“有没有一个叫王玉瓒的？您还记得吗？”刘多荃想了想，回答挺干脆：“记得，他是卫队一营营长。”随后的追问“华清池捉蒋时有没有他？”得到的同样是肯定答复。

有了这一条，调查组心里算是有了点底气。接下来，他们在云南又找到了当年王玉瓒营中的一名排长，这位老兵回忆，当时确实奉营长之命，参加了华清池抓捕行动，而且详细描述了夜间出击、包围、搜索的经过，与王玉瓒信中所写大致吻合。

与此同时，调查组还先后访问了吕正操、万毅、刘澜波，以及曾任张学良骑兵军军长的何柱国、时任旅大市委书记的宋黎等人。不同人的叙述，在若干关键节点上相互印证：谁下的命令，哪一营走哪一条路线，捉蒋时现场有哪些军官，哪一个排最先发现目标。

曲学贵后来讲过一句话：“见的人多了，细节就立体了。有的记忆多少有偏差，但对王玉瓒在捉蒋行动中的位置，大家说法是一致的。”

调查结束后，抚顺市委统战部形成了《关于王玉瓒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时间是1979年11月16日。这一天，外调人员带着这份文件，来到王玉瓒小女儿家，请老人亲自过目。

结论中有一句话，概括得很凝练：“王玉瓒一九三六年在西安任东北军总部卫队营一营营长时，基于反蒋抗日的爱国思想，参加了‘双十二’捉蒋事件。”这既肯定了他的政治立场，也明确了他在事件中的具体身份和作用。

老人戴上老花镜，一行行看过去，眼里有点发潮。他在结论后面，用颤抖却工整的笔迹写下八个字：“符合实际，同意、感激。”

外调人员临走前，又专门对王文成说了一句：“你父亲材料里没一句假话，见证人都说他是个老实人。”

随后，相关报纸对原有报道作了更正，对王玉瓒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作出说明。至此，一位老农的六千字长信，促成了一次严肃的历史校正。

那么，当年的“捉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就要把时间拉回到1936年的冬天。

三、从讲武堂到华清池：一营营长的抉择

1896年，王玉瓒出生在辽宁抚顺黑山县一个普通农家。读过几年书，算是有点文化。20世纪初的东北，军阀混战，战乱不断，乡间生活并不安稳。他十八岁那年，选择从军，加入张作霖的部队，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东北军。

在连年征战中，他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凭着打仗勇敢、纪律严谨，逐渐升到少校副官。33岁那年，被选送到东北讲武堂深造，这在当时的军队里，是对一名军官能力和前途的认可。讲武堂毕业后，他被安排到张学良身边，逐渐成为少帅身边的重要警卫力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短时间内占领了东北全境，东北军被迫撤出关外。国土沦丧、百姓流离，对东北军官兵打击极大。很多人心里都憋着一股说不出的气。王玉瓒虽是营级军官，但对“外侮当前、还在内战”的现实，同样感到愤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精力，还放在“围剿红军”上。蒋介石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各路部队继续围堵红军主力。东北军几次提出抗日主张，都未得到采纳。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从南京飞赴西安，亲自督促对陕甘宁地区红军的“围剿”。张学良对这一安排很不赞成，多次当面提出，应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

在洛阳龙门为蒋介石祝寿时，张学良再次借机劝说，希望对方能转变方针，蒋介石态度却很冷淡，明确表示不同意。后来，张学良又以书面形式上书，三番五次提出停战抗日，都碰了钉子。

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让张学良心里的那根弦越绷越紧。他清楚，东北军中、社会上，各方面对日情绪越来越强烈，继续“安内”，风险已经不小。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应张学良邀请，再次抵达西安。这一次，他召集高级军官会议，推动所谓第六次“围剿”红军的计划。会场上，一套套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方案被摆在桌上，关于日本的动向，却少有人提。

会议结束后，张学良意识到，仅靠“劝”和“请愿”，已经难以改变局面。经过与杨虎城等人的密谈，他逐步形成了“兵谏”的打算。用军事行动迫使蒋介石调整政策，这在当时，是极其冒险的选择。

1936年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西安继续召开追剿红军的动员会。会后，他按惯例回到东郊临潼的华清池暂住。身边带着约30名近身警卫，外围警戒则由驻防部队负责。

而就在同一时间，张学良在住所内，叫来了卫队营的一营营长王玉瓒。屋里气氛有些紧，少帅开门见山：“有个任务交给你，把委员长‘请’到城里来。”这句略显委婉的话，说到“请”字时，他刻意顿了一下。

王玉瓒听懂了大意，却还想确认：“这个‘请’，是？”张学良补了一句：“人要完好无损带回来，不能伤他。”这话一出口，双方心照不宣：西安事变的军事行动，即将由此展开。

作为多年的部下，王玉瓒对张学良的抗日主张早已心存赞同。听完交代，他简单回答了一句：“保证完成任务。”紧接着，又从军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蒋介石身边只有三十名护卫，只要派足够兵力，形成包围圈，再用声东击西的方式打开缺口，就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控制局面。

张学良提醒他，这次行动风险极大，可能有去无回，要有心理准备。同时交代他，与卫队二营的孙铭九配合，一营、二营分头行动。另一项看似细小、实则关键的安排，是更换军装颜色——蒋介石的侍卫队穿黄色军服，东北军也穿黄，如果临战双方混在一起，很容易误伤。于是，决定让参与行动的官兵将军装改为蓝色，以便火力识别。

详细的行动方案，由谭海副官向各营、各连传达。王玉瓒从住所出来时，已是夜深。

四、骊山搜捕：一场关系民族命运的追踪

1936年12月12日凌晨2点左右，西安城外的寒气渗人。按照事先安排，王玉瓒骑上摩托车，赶往东郊十里铺一营驻地，传达少帅活捉蒋介石的命令。骑兵连、步兵连迅速集合，清点武器弹药，换上蓝色军服，向华清池方向推进。

与此同时，谭海协调外围部队调动，确保其他防线不会出现意外。蒋介石住处华清池周围，很快形成了一道由东北军掌控的包围圈。

如何处理蒋介石身边那三十名警卫，是当晚行动的一个重点。硬打可以解决问题，但伤亡必然不小，而且容易激起顽抗。商量之后，他们决定用“调虎离山”的办法：先在外屋制造枪声和混乱，把警卫引出室内，再设伏予以控制。

枪声响起后，警卫果然纷纷出来查看情况，华清池内外，一时间叫喊声、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孙铭九率领的部队也赶到现场，与王玉瓒、谭海的兵力形成里应外合，把蒋介石的护卫力量压缩在有限区域内。

战斗结束得比预想的要快。护卫队大多被缴械或制伏，外围的威胁基本排除。大家推门冲进蒋介石卧室时，却发现屋里空空如也，床铺凌乱，人却不见了。

这一瞬间，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行动主将身上。对于王玉瓒来说，他早在张学良面前拍过胸脯，如今人没抓到，说不焦急，那是不可能的。

“人不会飞，肯定还在这一带。”有人低声说了一句。谭海和孙铭九则提醒大家，先稳住情绪，把外围控制好，避免蒋介石借机突围。

根据守卫汇报，在枪响之前，有人看见一个身影匆忙离开住处，向骊山方向跑去。结合对地形的了解，王玉瓒判断，蒋介石极有可能躲到了山上。山路崎岖，冬夜黑暗，如果不分区分线搜索，很容易错过。

于是，他们分出两路兵力，一营由左侧向右侧搜山，二营由右侧向左侧推进，形成“梳子式”的搜索线。要求很明确：逐段推进，不留死角。

骊山不高，却有不少乱石和树林。夜风刮过山谷，衣甲相碰声、枝叶摩擦声混杂在一起。搜山持续了大半夜，官兵们一边摸索前进，一边不断呼应，以免走散。

终于，一声低呼打破了紧绷的气氛——一营手枪排班长刘允政等人在距五间厅约五百米的半山腰，发现一块大石后面草丛有异常。靠近一看，一个光头赤脚、身披斗篷、神情惊惶的人蜷缩在乱草间，正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这时的蒋介石，早已没有平日的威仪形象。临危逃离，鞋子都顾不上穿，整个人又冷又累，呼吸急促，样子颇为狼狈。有士兵忍不住小声笑了一下，很快被长官喝止：“不许放肆。”

按事先交代，抓捕的首要原则，是保证蒋介石人身安全。王玉瓒赶到现场后，先让部下收缴对方随身武器，随后确认对方身份，简单安抚情绪，再护送其下山。

这一次行动，从凌晨开始，到天色微亮，整体流程虽有波折，却没有造成严重伤亡，既控制了目标，又避免局势失控。在整个抓捕过程中，一营的搜索路线、判断方向，以及最终发现目标，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回到西安城后，张学良得知蒋介石已被安全带回，曾公开对参与行动的部队给予肯定，对王玉瓒、一营官兵也有具体奖励。当时发放的5000大洋奖金，在经济状况艰难的年代，是不小的数目。孙铭九、谭海等参与者，同样获得奖赏。

西安事变的政治后续众所周知：在中共中央的积极斡旋下，经过多轮谈判，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也为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临潼和骊山那一夜的枪声，与中华民族能否集中力量对外抗战，有着直接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在漫长的战争年代，东北军中有不少人，在不同阶段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有的像张学良，承担了兵谏的政治后果；有的像王玉瓒，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拒绝参与内战，最终参加起义。这些人的名字，有的广为人知，有的则逐渐被时代的尘埃遮住。

王玉瓒算是后者。他在西安事变中立过大功，却没有因此一路高升。抗战爆发后，张学良被长期幽禁，蒋介石对曾经参与兵谏的东北军多有疑忌。王玉瓒因为位置不算太高，反而没有被重点清算，继续在军中任职。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人民解放军向西南推进，云南局势发生变化。时任国民党军第23师荣誉军人院院长的王玉瓒，面对内战局势，态度很明确：表示反对继续打内战。1949年底，在云南最高军政长官卢汉宣布起义时，他率领全院上千名官兵，参加了这次起义，为当地的和平转折贡献了一份力量。

1950年，在他的请求下，解放军安排专人护送，将他和家人送回辽宁原籍。回乡后，他没有借旧日功劳要求特殊照顾，而是按户口编组做起农民。耕地、养家，和周围乡亲一样，过起了普通日子。

从1936年到1979年，整整四十三年间，村里人很少听他详谈当年的“捉蒋”细节。亲友偶尔追问，他多半一笑带过。大半辈子，都压着这一段经历不说，这种克制和沉默，在战争过来的人身上并不少见。

也正因为这种低调，为后来那篇“把功劳记到别人身上”的文章，留下了可乘之机。若不是那天报纸被摔在炕上，许多人可能永远不知道，在骊山夜色中率队搜山、最后发现目标的，究竟是谁。

西安事变的历史，研究得越深入，越能感受到其中环环相扣的复杂：有张学良、杨虎城的决断，也有中央的政治智慧；有大时代的转捩点，也有一个个基层军官的临场抉择。那些“看上去只是某一营、某一连的行动细节”，其实正是构成整体局面的关键节点。

王玉瓒的故事，之所以值得反复回溯，并不在于他个人最终得到怎样的评价，而在于通过严谨的考证，把一段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情形，尽可能还原给后世。谁先上了山，谁在华清池外围下令包围，谁提出换装避免误伤，谁最后在乱草堆里发现了那位“委员长”，这些看似细碎的问题，背后都对应着真实的人和真实的选择。

1979年的那封信，从某种角度看，更像是一名老兵在生命晚年向历史做的一次“口供”：不是为自己邀功，而是希望在可以说话的时候，把知道的告诉组织，由组织去核实、去下结论。

三个月的调查，一纸结论，再加上后来公开刊发的澄清文字，让这位老兵的名字重新回到了该在的位置上。此后，他依旧在农村里过着朴素生活，直到生命走到尽头。

历史从来不是谁一句话就能盖棺定论的东西。尤其是像西安事变这样影响深远的节点，更需要严谨的求证与反复的核查。83岁老农的一封手写长信，让人再次看到，真实并不自动显露，需要有人站出来，也需要有人愿意认真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