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大的昏君，因为此人，世界第一的大唐帝国彻底走向覆灭

公元784年冬天，长安的北风格外刺骨。奉天城里，逃到此处的唐德宗李适，披着貂裘，却怎么也暖不起来。城墙外，浑瑊、马燧等将领还在苦战；城墙内，这位原本立志“中兴”的皇帝，已经开始反复念叨一句话：“再也不能信武人了。”身边的宦官顺势劝道：“陛下，还是咱们自己人可靠。”这一年之后，大唐的命运，往深渊里猛地滑了一大截。

如果只看前半生，李适并不像一个昏君。他少年颠沛，青年励志，中年上台后还搞过一番颇有声势的改革，史书上甚至曾用“中兴”两个字来形容他的前期政绩。可从泾原兵变开始，他的性情仿佛被拧断，前后判若两人。由此往后，藩镇失控、宦官坐大、百姓凋敝，唐朝这艘曾经世界第一的“巨舰”，在他手中失去了最后一次改道的机会。

有人问：唐朝由盛转衰，责任当然不能全算在一个皇帝头上，为何偏偏很多史家，将“大唐由强转亡”的关键节点，扣在唐德宗身上？得从他走过的几道路口，一桩桩说起。

一、少年惊见盛世破碎，立志做个“好皇帝”

公元742年，李适出生的时候，唐玄宗李隆基正在极盛期，开元年间的荣光尚未退去。那时的长安，灯火通明，胡商云集，万邦来朝不过是日常景象。以这样的出身来看，这个皇子本可在锦衣玉食里长到成年，安稳做个闲散亲王。

命运转折发生在他十四岁那年。公元755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叛唐，“安史之乱”爆发。不到一年，叛军兵临长安，唐玄宗仓皇西逃，杨贵妃马嵬坡缢死于军中。年轻的李适，也随着皇族车队一路往西，颠沛流离。

那段逃亡，不只是天子的窘迫，更是社会秩序的崩塌。一路所见，是被焚毁的村落，是挤在路边的乞儿，是路旁无人收敛的尸骨。试想一个十四岁的皇孙，过去听到的都是“天下太平”“四夷宾服”，眼前却是这样的景象，很难不在心里留下一个刺：盛世，原来这么脆弱。

安史之乱从755年一直拖到763年才算结束。这八年里，少年李适跟着皇族，总在战事和迁徙之间摇摆。战乱结束后，他被推上“功劳簿”的前排，挂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成为平叛的象征人物。公元764年，被立为太子。

表面看，这很风光。可太子之位，一坐就是十五年。直到公元779年，三十四岁的李适才终于登基，是为唐德宗。此时的大唐，已经不是开元盛世那副模样。藩镇尾大不掉，宦官插手军政，财政空虚，百姓刚从战乱中缓过一口气。这样的局面，对一个经历过“国破家散”的皇帝来说，也是一种刺激——他很清楚，若只是照旧混日子，这个王朝撑不了多久。

有人说，唐德宗登基时的心态，用四个字概括——“雄心勃勃”。他自认见过乱世，懂得危险，希望凭自己一代，把唐朝从泥潭里再拉出来一次。

二、中兴的幻影：改革税制、压制宦官，一度看见希望

刚即位那几年，德宗的确有点“干将”的味道。与其说他一开始是昏君，不如说，他早年的作为，更像一个下定决心要翻盘的“改革派皇帝”。

登基不久，他启用了一个颇有才名的文臣——杨炎。此人出生于727年，比德宗年长十几岁，在朝中历练已久，做事不怯场。史书说他“文藻雄丽，性情豪爽”，但真正让他名垂史册的，是在财政制度上的一刀改革。

自隋唐以来，国家一直采用“租庸调制”。说白了，就是按人头来算：有田交租，有人服役，有户出调。战争之中，大量人口流离失所，户籍制度名存实亡，可税赋要求却并未降低，再叠加地方官吏层层盘剥，底层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安史之乱之后，很多人宁愿逃亡、隐匿，也不敢按户入册。

杨炎给德宗出的主意，叫“两税法”。改革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按财产多少而非单纯按人丁征税，土地、房产、商货统一纳入，谁家家底厚，就多出力；二是在时间上做限制，夏秋两季集中征收，其余时候，不许官吏动不动就“临时加征”。

更有意思的是，以前那套“租庸调制”，官员和商人基本“在税外”，杨炎这回是把他们也拉进了征税范围。对普通农民来说，这当然是个利好。有人就评价，两税法“抑富济贫”虽不绝对，但多少算是真往百姓那边倾斜了一点。

德宗对这套改革方案，很给力。杨炎被重用，朝堂上赞同者逐渐占了上风。财政状况一旦稍有缓解，中央政府的手，才有可能再伸向藩镇。配合财政改革，德宗还下过一道看似“干脆”的禁令：宦官不得干预政事。

在当时，这句“宦官不得干政”，听上去颇有点气魄。自玄宗天宝以后，宦官势力一路增长，往往握兵权、掌内廷奏报，连皇储废立都能插上一手。德宗一开始，是清楚这个毒瘤有多可怕的。

转型的迹象一度出现：税制改了，朝廷的钱袋子稍微鼓了一点；皇帝态度强硬，宦官在台面上被压了一下；再加上他对部分藩镇表现出“削权”的意图，很多士人确实对这位年轻的天子抱过期待。

不过，历史里最伤人的往往不是彻底黑暗，而是那一闪即逝的亮光。德宗前期搞出的这一点“中兴气象”，很快就被一连串的错误决策冲得干干净净。

三、削藩失手、兵变惊魂：从改革者变成怀疑一切的人

唐朝由盛转衰，藩镇割据是绕不过去的大山。对中央政权来说，要想恢复往日威势，不动藩镇的蛋糕，那几乎是做梦。德宗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财政稍微好转之后，他开始动手削藩。

思路看上去不复杂：对那些权力太集中、态度又不太“听话”的节度使，要么分权，要么换人；对愿意臣服的，就给点好处，让他们心甘情愿削弱自己的兵权。再加上海外征讨、藩镇之间的制衡，好像可以逐步恢复“天下一盘棋”的局面。

刚开始几步走得还顺。山南节度使梁崇义、成德节度使李惟岳等人先后表示效忠，形式上接受朝廷安排，给了德宗不小的信心。他以为，只要坚持下去，藩镇问题迟早收拾得住。

问题出在他的“以藩制藩”策略上。打某个节度使，便许诺另外几个节度使更多地盘、更多好处；战事结束后，承诺兑现不到位，甚至临时变卦。久而久之，谁都明白了，朝廷这副牌打得不厚道。

以朱滔等人为代表的四大藩镇开始联动叛乱，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趁机举兵。多地战火一起燃起，中央疲于奔命，局面一下子失控。德宗本想通过主动出击来“整合”藩镇，结果反把自己逼到了更被动的位置。

更要命的是内部军队的反弹。德宗向西北的泾原军许下厚赏，动员他们参战，等战事结束，却迟迟不兑现，甚至企图裁减军队。公元783年，泾原军军士在京城闹事，随后发展成全面兵变。太尉朱泚被推出来“自称秦帝”，叛军直接打进了长安。

这回的情景，和当年安禄山叛乱时有些相似：守不住都城，皇帝再度仓皇出逃。德宗先逃往奉天，又有大臣劝他再走成都一路，以避锋芒。这一幕，对他来说，简直是少年经历的“二次重演”。

朱泚的叛乱从783年拖到784年，在浑瑊、马燧等将领的拼死征战下才终于平定。兵变是压下去了，但德宗的心理防线，却是实打实地崩了一大块。

自此之后，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出现了：他对手握兵权的将领彻底失去信任，对藩镇更加忌惮，对文臣的批评越来越反感，对宦官却渐渐另眼相看。在奉天城里那场冷风里的惊魂，成了他性情转折的分界线。

不少史家提到，泾原兵变后，德宗开始变得“多疑而刻薄”。早年那一点改革者的胸襟，被恐惧一点点吞掉。对军队，他只想着如何防范；对藩镇，只想着如何削弱，却不再顾及手段的后果；对财政，他从“整饬”转向“掠夺”。从这一刻往后，大唐不再有真正的“中兴希望”。

四、晚年沉溺钱权，宦官坐大，唐朝走向覆灭之路

安史之乱后活下来的皇帝，本来就不容易乐观。德宗又叠加经历了泾原兵变，心理的阴影有多重，可想而知。问题在于，他没有把这种恐惧转化为更谨慎、更审慎的治理，而是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及时享乐、无底线搜刮。

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两税法”，在他后期被用歪了。改革的初衷，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稳定财政；而到了德宗晚年，税科愈加繁重，督责愈加严苛，地方上的官吏为了完成“任务”，什么办法都使得出来。白居易《卖炭翁》里那位“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老翁，其实折射的背景，就是德宗后期的苛捐杂税和压榨。

更令人咋舌的是他对贪腐的态度。有史载，监察官陆贽因不愿收受“礼物”，被德宗当面训斥，说他“不通人情”。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居然嫌清官“太不会做人”，不难想象下面的人会如何揣摩上意。

财政上的贪婪，与政治上的依赖宦官，是一根绳上的两股。早年还喊着“不许宦官干政”的德宗，晚年几乎把宦官当成自己的“私人工具”。

他需要有人替他看住军队，于是把禁军的实权，交给内侍。节度使再强，进不了宫；宦官虽无军功，却天天在他眼前，使唤起来顺手。久而久之，神策军等禁军完全落在宦官手里，皇帝稍有不安，命令很快可以落实。代价是，这些手握兵权的宦官渐渐成了真正的“护驾者”，也成了皇位更替的“裁决人”。

他还需要大量的钱财来维持宫廷生活和犒赏军队，于是干脆发明了一个闻名后世的手段——“宫市”。所谓宫市，就是打着为宫中采买之名，让宦官带人到民间“采购”，标价极低，甚至干脆不给钱。商人、手工业者见到内侍，只能赔笑，敢怒而不敢言。

在皇帝眼里，这似乎是个“不花钱就能搞来东西”的聪明办法；在百姓眼里，则与强盗无异。“宫市”的弊端，中唐文人多有记载，怨声载道。德宗非但不觉得有问题，反而鼓励太监“好好干”，还把各种私心藏在这些名目之下。

宦官的权力也由内廷逐步向外扩展。德宗后期，宦官不仅掌握禁军，还参与宣诏、监军、理财，甚至插手科举、选官。内外诸司，很多职位都出现了“内侍监临”的身影。对文武百官来说，真正要讨好的，反而不是尚书、宰相，而是那些出入禁中的“小黄门”。

这样的格局，一旦形成，就很难再回头。宦官借着皇帝的信任坐大，而皇帝又离不开他们传达命令、控制大局，形成了一个相互绑架的结构。等到后世皇帝能力稍差，宦官就有了左右立储、废立天子的资本。

德宗在位时间并不短，从779年到805年，整整二十六年。早年那点改革，让唐朝的气息略微一振；中期的削藩失败、兵变惊魂，打烂了他的胆量；晚年的贪婪与昏聩，则像是给这个衰老的王朝浇了一盆冷水，让本就不太旺盛的火焰更快熄灭。

等到他去世，皇位交到顺宗、宪宗等后继者手里时，唐朝已经走到了一个很尴尬的阶段：表面仍然是“天子坐长安，四方共尊”，其实地方藩镇各行其是，宦官和外廷相互掣肘，皇帝的权威逐渐被分割。

以后的剧情，大体可以概括为三句话：藩镇反复起兵，宦官屡屡废立，中央朝廷越来越像一个被掏空的壳。到公元874年，黄巢起义爆发，遍及半个中国。大规模农民军在黄土高原、江淮之间来回穿梭，沿途州县或降或破。等黄巢攻入长安，短暂称帝，唐室已经气若游丝。

而能在这片废墟上捡起机会的人，是朱全忠——后来的朱温。公元907年，他逼迫唐哀帝禅位，自立为帝，国号梁。名义上的大唐，自此终结。

当然，把唐朝的灭亡全算在德宗一个人头上，未免简单粗暴。安史之乱造成的结构性创伤，玄宗晚期的失误，肃宗、代宗时期对藩镇、宦官问题的妥协，都在此前埋下了伏笔。只是德宗站在一个关键岔路口：既经历了最惨烈的战乱，又拥有一段相对稳定的统治时间，还有意愿搞改革，本来是有机会把车往回拽一点的。

他早年确实也这么做了。两税法、中枢对宦官的压制、对藩镇的主动进取，这些都不能算昏聩。可一场泾原兵变毁掉的，不只是他的信心，还有他对制度和人性的基本判断。后半生，他像一个被吓怕的人，只相信手里握得住的东西：金钱、禁军、身边那群宦官，而不再愿意信任文臣、信任地方、信任任何不在眼皮底下的人。

大唐由盛而衰，最终走向覆灭，很难说是哪一个瞬间“突然”崩塌的。更多时候，是在一个个错误的选择里，被一点点掏空。李隆基在晚年失察，放纵安禄山、李林甫，造成“安史之乱”；而李适则在见识过战乱之后，依然走向纵容宦官、压榨百姓的老路，亲手断掉了大唐最后的硬气。

对熟悉唐史的人来说，德宗这个名字带着一种矛盾：前期似乎有可称道之处，后期又坏得格外彻底。正因为这种反差，他才被不少后人视为“扭转不开局面、反而加速败局”的那一位。唐朝这座大厦，先是被安史一战打出裂缝，靠代宗、德宗前期勉强撑着；到了德宗中后期，这些裂缝被硬生生撕开，再也盖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