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岁大爷和保姆同居，每天给30块，10年后大爷：不需要照顾了

十年三十块，一朝人走茶凉

五十九岁那年，我提着一个旧布包，走进了贺文斌老人的家。那会儿他六十九，刚做完七十大寿不久，老伴走了五六年，儿子在国外，空荡荡的三居室里只有电视机的声音从早响到晚。中介大姐拉着我说：“贺老师是退休教师，人斯文，就是腿脚不太利索，需要有人做做饭、陪着说说话。”谈工钱时，老人从老花镜后面抬起眼：“一天三十，管吃住，你看行吗？”那是十年前，三十块还能买三斤排骨。

我娘家在鲁西南，守寡早，儿子成家后便来城里做保姆。这些年伺候过七八个老人，有的挑剔，有的糊涂，但像贺大爷这样把“三十块钱”递得跟日历一样准时的，还是头一回。头两年，他每天早上七点整，必定从裤兜里摸出那张叠得方正正的钞票，放在餐桌角上，像完成某种仪式。邻居大妈悄悄拉过我：“妹子，你这工钱抵不上人家一半，图啥呢？”我笑笑没说话。说实话，我也琢磨过——2013年那会儿，住家保姆市场价已经到了一千五，我这九百块确实寒酸。可每次看到他把降压药忘在冰箱顶上，或者对着老伴照片发呆的样子，心就软了。人活一世，不能光盯着秤杆子，心里踏实比啥都强。

十年有多长呢？长到小区门口的梧桐苗长成了荫，长到我的鬓角全白了，长到我从“崔阿姨”变成了“老崔”。三千六百多天里，我陪他熬过三次肺炎，两次摔伤，最凶险的那回中风，我在医院守了十七个昼夜。他攥着我的手含混地说：“玉莲，你比亲闺女还顶用。”那时病房的月光凉如水，我却觉得心里滚烫。渐渐地，我们的生活像两股麻绳捻在了一起——他知道我胃寒，冬天总在电饭煲里温着一碗小米粥；我晓得他爱听豫剧，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打开收音机。有回社区来登记，工作人员自然地问：“您二位是夫妻吧？”我们相视一笑，谁都没否认。那种默契像老棉袄，不华贵，却贴着身。

变故发生在他七十九岁生日过后。那年春天，他儿子从国外回来了，带着金发碧眼的媳妇和混血孙子。那半个月，家里突然塞满了英文包装的保健品和时兴玩具。我忙着张罗八菜一汤时，听见书房隐隐约约飘来话头：“爸，现在智能家居发达，您身体也硬朗了...”“崔阿姨毕竟年纪大了...”儿子走后的第一个清晨，餐桌上照例放着三十块钱，底下压着一张体检报告，各项指标用红笔画着圈——确实比往年都好。他清清嗓子，眼睛盯着阳台的三角梅：“玉莲啊，医生说我能自理了。”我正剥着鸡蛋的手顿了顿，蛋壳碎屑簌簌落在瓷盘里，像雪。

后面的话说得格外慢，每个字都像在油锅里滚过：“儿子说...现在有那种陪护机器人，一个月充次电就行。”我忽然想起老话说的“鸟尽弓藏”，可我这把弓，明明还在微微发烫啊。最后他说：“这些年辛苦你了。”语气平淡得像在评论天气预报。没有遣散费，没有道别宴，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我收拾行李时才发现，十年积攒下的，除了几件起球的毛衣，就只有抽屉里那沓用橡皮筋捆着的、边角磨损的钞票——每天三十，十年十万九千五百块，抵不上如今高端保姆一年的薪水。

最戏剧的是，三个月后在菜市场遇见老邻居，她拉着我的菜篮子唏嘘：“贺老师家新来了个保姆，四十出头，月薪三千八，做的饭他可嫌油大呢！”说着凑近我耳边，“有回他忘带钥匙，坐在楼道里嘀咕，说还是你在的时候省心...”我低头挑着西红柿，忽然笑出声来。你看，生活有时比相声还荒诞，你捧出十年真心熬的汤，人家嫌火候过了；换成微波炉三分钟热好的罐头，倒吃出 nostalgia（怀旧）来了。

如今我在另一户人家帮忙，主家明码标价，月结工资，节假日双倍。偶尔黄昏收拾厨房时，会忽然想起贺家窗台上那盆我浇水十年的茉莉。你说人心到底像什么？像那茉莉吧，闻着香，摸着凉，花期过了，连叶子都懒得为你多绿一天。可你说这十年真成了镜花水月吗？好像也不尽然——至少现在我知道，善良该有鳞甲，温柔须设门槛。就像老家河边那些洗衣石，被水流磨圆了棱角，却始终知道自己该待在哪儿。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我拧干抹布抖了抖，水珠在光里划出一道小小的彩虹，转瞬即逝，但确实亮过那么一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