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最大输家？欧盟印度签订自贸协定，德媒：中国将损失数千亿

欧盟与印度于2026年1月27日在新德里正式宣告自贸协定谈判圆满结束。消息一经发布，部分德国主流媒体迅速作出反应，称此举或将导致中国面临高达数千亿欧元的出口收益缩减。

历经近二十年磋商，欧盟同印度最终敲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贸易安排，标志着双方长期构建的合作框架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该消息迅速引发欧洲舆论高度关注，多家媒体将协议定位为未来十年重塑亚欧贸易格局的关键支点，并以“中国或将损失数千亿欧元”作为核心传播口径，强化公众认知。

数字固然震撼，但真正影响企业命运的并非标题中的宏大数据，而是条款能否切实执行、市场主体能否实现盈利、全球供应链能否高效运转、监管规则能否保持一贯性与可预期性。

从文本内容来看，这份协定确属高规格设计：印度承诺在未来过渡期内，对超九成来自欧盟的商品分阶段取消进口关税；汽车整车、葡萄酒、乳制品、烘焙食品、工业机械等欧盟优势品类均被列为重点开放领域。

此前，德国车企向印度出口整车需承担最高达110%的进口税负，若协定顺利落实，税率有望逐步下调至10%以内甚至归零，价格竞争力将显著提升；叠加印度为高端车型预留的专属配额机制，欧洲制造商有望获得更确定、更透明的市场准入路径。

对于橄榄油、优质巧克力、奶酪、烈酒等长期受高关税制约的特色消费品而言，税负减轻不仅直接压降流通成本，更将助力品牌拓展分销网络、下沉消费层级、增强终端触达能力。

在欧盟战略层面，该协议亦承载着深远的地缘经济考量——依托印度庞大人口基数与快速成长的制造业基础，缓解过度依赖单一区域的供应链脆弱性，同时为欧洲企业开辟新增长极提供制度保障。

不过，一纸协议虽能授予“入场资格”，却无法自动兑现“盈利结果”。印度市场的核心挑战向来不在于需求不足，而在于政策落地的弹性空间较大、税务稽查标准多变、合规审查流程冗长、地方行政尺度不一、司法裁决周期偏长、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尚未完全放开、资本项下资金汇出存在程序性门槛，以及实际运营中隐性成本持续攀升。

许多跨国企业在前期尽调时聚焦于人口红利与GDP增速，真正落地后却发现合同履约难度高、税务争议频发、许可审批反复拉锯、数据本地化要求严苛、劳工管理复杂度超预期、地方保护主义抬头明显，加之跨层级沟通耗时久、试错成本高，仅凭关税减免一项利好，极易高估短期回报、低估中长期经营风险。

业内素有“印度赚钱印度花”的说法，其背后折射的是外资企业在税务追缴、资产查封、跨境诉讼、利润汇回等关键环节遭遇的真实困境。

历史案例清晰印证这一判断：沃达丰印度子公司曾因追溯性税法适用问题陷入长达十余年的税务纠纷，争议焦点涵盖征税权归属、交易实质认定及执法程序正当性，最终迫使企业计提巨额减值并启动战略性退出。

凯恩能源与印度政府之间的税务争端同样延续多年，涉及资产处置合法性、国际仲裁裁决执行效力、境外债权追索可行性等多重法律难题，企业为此付出巨大时间代价与战略机会成本。

此类经历促使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在评估印度投资价值时，将“制度稳定性与合规可预测性”置于“市场规模与增长潜力”之前，形成更为审慎的投资决策逻辑。

这正是当前欧盟工商界普遍关切的核心议题：关税下调确实提升了产品价格竞争力，但倘若税务解释口径频繁变动、监管执法尺度忽松忽紧、行业准入标准缺乏统一指引，企业净利润仍可能被不可控因素持续侵蚀。

若协定未能嵌入具备约束力的争端调解机制、常态化的监管协调平台，以及覆盖投资全流程的法治化保障条款，则企业在实操中仍将面临“投入越深、退出越难、议价越弱”的结构性困局。

一旦完成重资产布局——如设立本土工厂、构建区域供应链、搭建全渠道销售体系——企业沉没成本陡增，战略调整空间收窄，极易陷入“项目可启动、盈利难保障、风险敞口持续扩大”的被动局面。

再看所谓“对中国的影响”，部分欧洲媒体将此协议简单解读为印度即将取代中国，成为欧盟首选制造枢纽与新兴消费引擎，并据此推演中国对欧出口份额将系统性下滑。

该推论成立的前提，是印度能在较短时间内建成稳定、高效、低成本且可持续输出的完整制造体系，并在电子、机械、化工、医药等关键领域实现高水平本地配套能力。

现实情况是，全球产业链迁移绝非简单的订单转移游戏，其本质是一场涵盖供应链完整性、零部件协同响应能力、设备与原材料供给韧性、产品质量一致性、交付准时率、港口集疏运效率、能源与基础设施支撑强度，以及综合合规成本控制水平在内的系统性比拼。

印度若要提升出口规模，仍需大量进口中间品与核心零部件。海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印度对华贸易逆差维持高位，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表明其工业体系在多个关键环节深度依赖中国供应，涵盖基础化工原料、有色金属、电子元器件、机电类产品、光伏组件上游材料、以及化学药与生物药原料等广泛领域。

以医药行业为例，原料药生产具有高度全球化特征，印度制药企业在多种活性成分与关键中间体上仍需持续从中国采购。

电子代工体系亦难以脱离中国配套支持，包括显示面板、高频连接器、电池正负极材料、MLCC等被动元件、精密结构件，以及半导体封装测试设备等，均构成不可或缺的上游支撑。

光伏、储能电池、5G通信基站设备等领域同样存在大量跨境采购行为，尤其在高精度制造装备、特种化学品、先进功能膜材等方面，中国供应商已形成较强技术积累与产能优势。

由此催生一种新型贸易形态：欧盟通过关税让利推动印度终端产品出口增长，而印度扩产过程又将带动对上游设备与材料的进口需求上升，中国凭借在多个中间环节的成本控制力、交付稳定性与技术成熟度，依然保有显著竞争优势。

这意味着，部分商品出口国标签可能发生变更，但价值链中最具附加值的环节仍由主导型供应链掌控方获取。

若仅盯住终端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极易误判各国在全球分工中的真实位置；真正决定利益分配格局的，是核心零部件自研能力、关键材料工程化水平、高端装备自主供给能力、工艺know-how沉淀深度，以及标准制定与技术路线引领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中国出口结构正经历深刻转型：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的外部竞争压力持续加大，但新能源车整车、动力电池系统、光伏逆变器与组件、智能电网设备等高技术含量产品在欧洲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跨境电商平台加速重构B2C通路与品牌建设模式；高端工程机械、工业自动化软件、大型基建总承包能力也在加快出海步伐。

产业升级的本质，是向技术驱动、品牌溢价、质量领先与服务集成方向纵深演进，而非固守低要素成本优势。

倘若印度在纺织服装、日用塑料制品、基础电子组装等中低端环节扩大对欧出口份额，反而可能倒逼中国企业加速向研发设计、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系统集成等更高附加值环节跃迁，并依靠技术创新、响应速度与产品定义能力构筑新的护城河。

还需注意到，欧印自贸协定能否长期平稳运行，根本取决于双方内部政治生态与产业利益的动态平衡。

欧盟在农业补贴、食品卫生标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劳工权益保障、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环保合规门槛等方面设有严格法规体系，而印度则更强调发展阶段差异与政策自主权，在相关议题上存在明显立场张力。

协议签署只是起点，后续执行过程中或将频繁遭遇原产地认证复杂化、技术标准互认滞后、动植物检疫程序分歧、碳足迹核算方法不一致、补贴认定标准模糊、反倾销复审触发频繁等具体障碍，任一环节出现摩擦，都可能实质性削弱企业的商业获得感。

因此，“中国损失数千亿欧元”的说法，更多是媒体基于单一线性逻辑所做的传播性外推。国际贸易格局演变从来不是由某一份协定单独驱动，而是汇率波动、产业扶持政策、供应链抗压能力、海运物流成本、企业资本开支节奏、终端消费需求周期，以及各类贸易救济工具使用强度等多重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印度对欧出口扩张，大概率同步伴随对上游中间品与生产设备的进口增长，未必意味着中国对欧贸易额“直接蒸发”，更多体现为全球价值链环节的再配置、分工重心的微调，以及利润池的结构性重分配，而非非此即彼的零和替代。

若欧盟企业将该协定视作稳赚不赔的“业绩加速器”，则可能低估印度市场特有的制度性摩擦成本与治理不确定性。

更为理性的策略通常是采取渐进式进入路径：优先通过品牌授权、区域经销、联合运营、小批量本地组装、多元化采购等方式控制初始风险；待市场验证充分、合规体系建立、政企沟通机制成型后再推进规模化产能投入；同步强化税务筹划、本地法务支持、合规审计、政府事务对接等专业能力建设，将制度不确定性全面纳入财务模型与风控体系。

必须清醒认识到，协定可以降低关税壁垒，却无法为企业屏蔽所有体制性摩擦。这一点，在企业日常经营决策中必须予以精准量化与前置应对。

总体而言，欧印自贸协定既带来一定竞争压力，也孕育新的合作通道，但远未达到“十年内颠覆全球产业地图”的量级。

印度的确将获得更多通往欧洲市场的制度便利，欧盟企业也将享受更优厚的商品准入条件，但能否将制度红利切实转化为产业实力，最终仍取决于其基础设施承载能力、营商环境改善进度、政策连续性保障水平、职业教育体系适配度，以及本土配套产业集群的发育成熟度。

中国应对之策不应停留于对外部协议的情绪化反应，而应聚焦于持续夯实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巩固上游关键材料与核心部件供给优势、加快自主品牌全球化布局、深化渠道数字化与本地化运营、推动产业链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纵深发展，同时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对话与标准共建，以更高水平开放增强制度兼容性与合作黏性，从而在外部环境动态变化中保持战略定力，并将外部压力有效转化为内生升级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