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高考前，张桂梅晕倒，醒来后对领导说：把我的丧葬费预支给我

2018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云南丽江华坪县的山风还带着寒意。高三学生们正埋头刷题，距离高考只剩下十来天。就在这种所有人都绷紧了弦的时刻，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园里忽然传来一阵骚动——带着小喇叭巡楼的张桂梅，在教学楼下的台阶边晕倒了。

“把她抬去医务室！”老师们急得直喊。等救护车赶到，孩子们还堵在楼道口，红着眼圈不敢出声。当天傍晚，华坪县县长庞新秀赶到医院，张桂梅刚刚醒过来，脸色苍白，说出的第一句话却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能不能帮我个忙，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给我？”

她说得很平静，语速不快，“死后火化扔金沙江就行，我想看到这些钱，用在孩子们身上。”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冷硬，却把她几十年的人生路，一下子拧成了一股绳。

要弄明白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请求，不得不从很早以前说起。

一、从黑龙江到滇西：命运一再拐弯

1957年，张桂梅出生在黑龙江，一个普通职工家庭。童年本不宽裕，又在少年时失去了母亲。家里一下子散了架，她在很小的年纪就尝到了“无处可依”的滋味。17岁，为了谋生，她跟着姐姐一路南下，来到云南。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还没完全从动荡中缓过劲来。她先在一家林业企业做行政工作，日子不算好，却也稳定。后来单位办起了林业子弟学校，需要老师，她被调去教书。站上讲台的那一刻，她忽然有点怯场——文化底子薄，备课时常常感到吃力。

也正因为这种不踏实，她决定返身再去求学。通过考试，她考入丽江教育学院，成了班里年龄不算小的“大学生”。在那里，她遇到了后来改变她命运的那个人——同为教师的爱人。

1990年，她从丽江教育学院毕业，两个人在这一年结婚，又一同去了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一中任教。丈夫教书认真，对她也体贴，在旁人眼里，这小两口的日子虽不富裕，却算顺当。张桂梅自己也曾以为，这一辈子可能就这样在讲台上、在操场边平平静静地过下去。

不幸很快落在头上。婚后第四年，丈夫被确诊为胃癌，病情发展得很快。那时医疗条件有限，治疗又昂贵，夫妻俩几乎把能借的钱都借遍了，最后依旧没能留住他。丈夫去世时，她还不到四十岁。

大理城里的一草一木都牵着记忆，她走在街上，哪怕只是路过小饭馆，都能想起曾经一起吃饭的画面。悲痛之下，她向组织提出调动，申请到滇西贫困地区华坪县，希望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小地方，靠工作把心里的伤口压下去。

调到华坪县中心中学后，她主动申请带四个初三班。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进教室，晚上批完作业已是深夜。看着那些眼里闪着光的孩子，她的注意力一步步从个人悲痛，转向了教学本身。

就在她以为生活可以靠忙碌慢慢恢复时，新的打击又逼上门来。她发现自己腹部常常胀痛，起初以为是劳累，拖了很久才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医生的形容很直白：“你肚子里有个肿瘤，大小差不多有五个月胎儿那么大。”

那一瞬间，她形容自己是“脑袋嗡的一下”。可她想得最多的，仍然是那批即将中考的学生。检查结果装进衣兜，她只买了些止痛药，转身又回到了中学。第二天照样站在讲台上，学生并不知道他们面前这个看上去严厉的老师，身上藏着怎样的隐患。

两个月后，等这届初三学生全部走进考场，她才向学校说明病情，去做了第一台手术。那次手术切除了肿瘤，却没能彻底解决问题，医生建议尽快进行第二次手术。现实问题却横在眼前——她的工资微薄，家里本就没有积蓄，实在拿不出更多费用。

1998年，县里开妇女代表大会，很多人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她的病情。会议现场，有人当场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车费，有人把为孩子准备的生活费拿出来，县领导也带头募捐。面对忽然堆在桌上的钱，她喉咙发紧，只说了一句：“我没给县里做什么，你们却对我这么好。”

那天晚上，她在心里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活下去，好好活下去，这里的人对我有恩，活着可以报恩。”

有意思的是，她拿到这笔捐款后，并没有急着安排第二次手术，而是先把学校的线路拉通，让教室架上电灯。她的理由很朴素：“让孩子们在亮亮堂堂的教室里读书更重要。”

直到有一次，她在校园里突然昏倒，才被紧急送去医院，完成了第二次手术。那阵子，山里的学生们会去山坡上采野核桃，剥好装成盆；还有学生家长去深山里寻灵芝，晒干磨成粉，让她拌饭吃。很多做法谈不上科学，但背后那种“把最好的给老师”的心意，张桂梅心里都记着。

医生建议她至少休养半年再上班，她却只在病床上躺了不到一个月，就冒着虚弱的身体，回到了华坪。这一次，她被安排去新成立的华坪民族中学任教。那一年，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对她来说，并不只是某个仪式。

二、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在山里生根

在民族中学上课之余，她开始去当地老年福利院做义工。后来，华坪县儿童之家福利院成立，投资方点名让她担任院长。就这样，白天是老师，晚上是“妈妈”，两份工作压在身上，她却没有推辞。

福利院里的孩子多是孤儿和弃婴，最多的时候有一百三十多个。有人说这些孩子都没妈妈，她就对孩子们说：“那你们就说，你们的妈妈是张桂梅。”孩子们喊她“张妈妈”，一喊就是很多年。后来有孩子走出大山，考上大学、参加工作，成家立业，也会陆续回到福利院，看望弟弟妹妹和这位“张妈妈”。

在民族中学和福利院之间来回奔波的几年里，她注意到一件很扎眼的事情：很多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一个本来成绩不错的高三女生突然失踪，她去家访，才弄明白原因。学生母亲很直接：“家里没钱，她不能继续上了，省下钱给她弟弟到县城补习。”

“能给弟弟补习，为什么不能让姐姐把书读完？”张桂梅忍不住问。那位母亲的回答，干脆又冷冰冰：“女孩子读书没用。”

这句话，让她久久不能平静。更让她警觉的是，福利院中被送来的弃婴，绝大多数也是女婴。一次，她在山头看到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身边放着一个箩筐，眼神里满是愁绪。一问才知道，父母因为三万块钱彩礼，让她辍学早嫁。张桂梅当场就想带女孩走，对方却以死相逼，僵持许久，这件事最终还是没能改变。

在逻辑上这并不难理解：贫困山区教育落后，父母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对女儿的未来也缺乏想象。女孩子一旦辍学，很快又会成为下一代母亲，她们继承的，往往是“女孩子读书没用”这套旧观念。如此一代接一代，形成恶性循环。

越走村串户，她越清楚这一点。张桂梅开始反复琢磨：有没有可能开一条新的路，让山里的女娃有机会读完高中，甚至走出大山？2002年，一个看似不切实际的念头在她心里成形——办一所不收学费的女子高中。

消息刚传开，周围不少人都摇头：“全世界有那么多吃苦的女孩子，怎么可能都救得过来？”有人当面劝她，别把自己折腾进去。张桂梅反倒一句话顶了回去：“能救一个，是一个。”

问题很现实：光靠华坪县这点财政，维持一所免学费高中几乎不可能。她只好把自己的教师资格证、荣誉证书复印了一沓，揣在包里，放下脸面，到处募捐。有个细节一直被人反复提起——她戴着一副旧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衣服站在街头，有路人指着她说：“你有手有脚不好好干活，戴个眼镜出来骗钱！”还有人朝她吐口水。

去昆明一家企业募捐时，她刚把办学想法讲到一半，对方就下了逐客令。她不肯走，继续解释。对方放出了一条狼狗，扑上来就咬她的小腿，很快血就浸透了裤腿。那天，她一瘸一拐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掉泪，却并没说要放弃。

2002年到2007年的几年间，她东奔西走，只筹到不到两万元。这样的数字，对一所高中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一直到2007年，转机才出现。那一年，她被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出发前，当地政府按规定给她发了一笔置装费，她却习惯性地把这钱挪去给学校添了几台电脑。

在北京开会期间，一位女记者注意到她牛仔裤后兜上的破洞，觉得有点“不协调”，于是追着她做了一次采访。几天后，一篇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报道见诸报端。报道讲的是一个山里女教师，想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的故事。这篇报道，让更多人第一次知道了华坪女高这个名字。

丽江市和华坪县随后分别拨款一百万元，女子高中终于有了筹建资金。2008年8月，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开学。教学楼外墙上，涂着几个大字：刚强、勤敏、宽厚、慈惠、知礼、质朴。这些词看上去有些“老派”，却大致勾勒出了她希望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

三、女高“魔鬼校长”：高压背后的那点倔强

女子高中第一届，只招了一百名学生，多数来自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学校免学杂费、住宿费、书本费，还给每个孩子发三套衣服和一个箱子，学生只需要承担每餐几块钱的伙食费。招生标准很宽，只要是家境困难的初中毕业生就可以报考，就算中考成绩没过普高线，也照样有机会。

这种设置让很多基础薄弱的孩子得以进入高中课堂，也带来了新的压力——许多孩子连课本都听不太懂。第一学期还没结束，就有六个女生离校。张桂梅上门家访，对方家长的话一点不遮掩：“听不懂课，怎么可能学会？女孩子浪费这个时间干啥，还不如回家干活，几年后嫁人。”

她把学生劝回来两个，又在学校里把所有老师召集起来，定下一个看起来有些“疯狂”的目标：三年后，让这批孩子全部考上大学，还要往一本、二本冲。听到这话，不少老师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有老师私下说：“校长，咱们尽力就行了。”

她听见了，当场沉下脸：“不行！这些孩子交在我们手上，就必须对她们负责。要是只让她们混个高中毕业证，办这个女高还有啥意义？”

女高给老师开的工资不高，工作强度又大，很快就有九名老师陆续辞职。学校一度人心浮动。就在她整理交接资料的时候，突然发现留在学校的教师中，包含她在内一共六名党员。她心里陡然一紧：“抗战时候，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党员，阵地就不会丢。咱这有六个，还怕守不住学校？”

她在教学楼的墙上画了一面党旗，把入党誓词写在旁边，带着剩下的几位党员老师对着墙重温誓词。那天，几个人站在走廊里，声音有些发抖，却一字一句念完，眼泪止不住往下掉。从那之后，他们没有再提“放弃”两个字。

学校的教学节奏被她压得很紧。老师们早晨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才睡。早饭时间被压缩到十五分钟，从教室到食堂、吃完再赶回教室，全在这短短一刻钟里完成。人手不够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得当作“十个人”用。

张桂梅每天和老师们一起起床，简单洗漱后就拿着小喇叭和手电筒，挨栋教学楼巡。她会先把楼道的灯一盏盏打开，然后对着喇叭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喊：“姑娘们，起床啦，早读要开始啦！”这一声喊，几乎成了华坪女高的“校歌前奏”。灯光亮起来，宿舍区很快喧闹起来，几分钟后，教学楼里响起整齐的读书声。

在学生眼里，她是个不折不扣的“魔鬼校长”。手机管得严，谈恋爱不行，小错也会被当场批评。刚入学的女孩常常背地里嘀咕：“怎么会有这么凶的老师？”随着时间推移，不少人慢慢意识到，这种严格背后，其实是帮她们把命运的门缝撬得再大一点。

长期高强度工作，对她那本就多病的身体来说，是个负担。她陆续被查出有骨瘤、血管瘤、肺气肿等问题。老师同事看她走路都开始吃力，劝她休息，她摆摆手，“能干活就行。”

三年一晃而过。华坪女高第一届九十六名毕业生走进高考考场，成绩出来时，没有一个掉队，全员考上大学。这在当地教育史上，算是破天荒的大事。那天，不少老师和学生在校园里抱头痛哭。张桂梅站在人群里，眼眶湿了许久，只说了一句：“孩子们，没有辜负这三年。”

为了摸清每个学生背后的情况，她几乎从不召开传统意义上的“家长会”。在山区，交通不便，很多家里连像样的交通工具都没有。她选择的是一步步走到学生家中——翻山越岭，坐摩托车，必要时步行，去看孩子的家，见她的父母，听她们背后的故事。家访记录本上，密密麻麻写着时间、地点和家庭情况，几乎每一页背后都有一段难忘的画面。

有一次，她在田地里看到一位学生的母亲，穿着单薄，在泥里弯着腰干活。进一步了解才知道，这位母亲每天还要背着一筐莲藕走很远的路，到集市去卖，只为给女儿凑生活费。张桂梅脱下自己身上刚穿不久的外套，说：“这件衣服是新买的，你先穿着，别嫌弃。”母亲起初死活不肯要，她直接把衣服披到对方身上，转身就走。家访结束，这位母亲一直把她送出很远，迟迟不舍得回去。

有意思的是，在严苛要求之下，华坪女高的成绩越走越稳。2019年，118名毕业生中，一本上线率超过四成，在丽江市排在第一位。2020年，159名毕业生中，有17人高考成绩在600分以上，70人达到一本线，除9人只到专科线外，其余全部考上本科。这样的数据，对一所从贫困山村女孩中招收学生的免费中学来说，含义不凡。

也正是在这种连年高压之下，张桂梅的身体每况愈下。2018年那次晕倒前，她已经连续多日几乎没怎么睡整觉。晕倒醒来后，她对县长提出预支丧葬费的请求，在旁人耳朵里有些“冲”，但对照她过去的选择，其实并不难理解。

她没有子女，没有存款，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她真正放心不下的，是还在教室里埋头读书的一批又一批女孩子。丧葬费提前预支，在她看来，是把自己“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挪给孩子。她说得很直白：“我想亲眼看到这些钱，用在她们身上。”

四、女孩们走出大山，故事没有画句号

张桂梅在华坪女高有一条看上去有点“绝情”的规矩：学生高考结束，办完手续离校后，就不鼓励再回学校见她。很多从大山里走出去的女孩子，对学校和这位校长有着难以言说的感情，工作之余想回去看看，她往往选择避而不见。

有人不太理解，她给出的解释其实很简单：“不想让孩子们总惦记着过去，背着感恩的包袱。希望她们安安心心读书，走得远远的，有自己的路。”

从华坪女高毕业的学生，散落在各行各业。有人成了教师，有人做了医生，有人成了警察，也有人走上军营。她们大多来自贫困家庭，却在不同岗位上发光，这一点，张桂梅看在眼里，也清楚那背后有多少不容易。

2020年，有两个女生在填报志愿时，选择去西藏当兵。这个消息传来，她平时那种不苟言笑的严厉一下子松动了，眼泪止不住地掉。两个姑娘反过来安慰她：“张妈妈，您以前说的嘛，祖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听到这句话，她直抹眼角，只低声说：“一切都没白费。”

首届毕业生周云丽，是很多人提起的一个例子。2011年，她考上云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时，她得知母校缺老师，没有犹豫太久，自愿回到华坪女高，站回讲台。她很清楚自己当年是怎么被张桂梅“拉”到这所学校的。那时，她和妹妹都考上了高中，但家里贫困，父母无力承担两个人的学费，只能让姐妹俩辍学。张桂梅一次次上门，掰着手指算账，反复劝说，最终把她们带到了女高。如今姐妹俩都成为老师，周云丽常说：“改变一个学生的命运，就是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这句话，她是从张桂梅那里听来的，也在自己的经历中验证过。

和她有相似经历的，还有何先慧。她的父母是普通农民，没什么文化，常年在田地里劳作，一辈子几乎没走出过大山。全家对“改变命运”的想象，只寄托在这个勤奋的女儿身上。中考结束，她的成绩不错，却被高昂的高中学费挡在门外。一家人盘算再三，狠心准备让她放弃继续读书。张桂梅在家访中得知情况，坐在矮凳上，慢慢跟他们讲免费女高的情况，讲念书对孩子意味着什么，也讲清楚学校的规矩。反复沟通之后，她终于说服了这对质朴的父母。几年后，何先慧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周末还会回到华坪县儿童之家做志愿者。她常说一句话：“没有张老师，就没有今天。”

还有一个名字，被很多人记住——陈法羽。2009年，中考后她没能考上公费高中，家里承担不起一年几千块的自费高中文本费。那时，她妹妹也在上学，家里实在拿不出更多钱。有一天，她听别人提起华坪有一所不收任何学费的女子高中，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去报名。

入学那天，她远远看见校门口站着一个身形瘦小的女教师。对方看她拖着一个旧行李箱，表情有些紧张，就走上前，伸手给了她一个拥抱：“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要好好读书。”那人正是张桂梅。

三年后，陈法羽考上云南警官学院，如今在丽江市永胜县做一名基层民警。再回想女高那几年，她坦率地承认：“以前的我不是好学生，挺叛逆的，有时候连考试都懒得去。到了女高，所有人都在拼，校长、老师、同学，大家都往前冲。环境会推着你走，你也明白，这条路是对的。”参加工作后，她把自己第一个月工资全部寄回华坪女高，这样做的毕业生，其实不止她一个。很多人一拿到工资，都会自觉寄回一部分，在她们心里，这是在帮“曾经的自己”。

这些走出大山的女孩子，对华坪女高来说，并不是一个个“完成的故事”，更像一盏盏被点亮的灯。张桂梅用自己的方式，为她们拨开了一道口子，让她们有机会走上不同的人生轨道。至于这条路会延伸到哪里，要面对怎样的风雨，那已经超出了女高校园的边界。

从黑龙江到云南，从林业企业到偏远中学，从走进福利院到创办女子高中，张桂梅的人生被一次次拐弯推着走。她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话，却在关键时刻一再做出看似“吃亏”的选择。2018年在病床上的那句“把我的丧葬费预支给我”，听起来冷峻，却与她过去几十年的选择，是同一条线上的延伸。

在华坪这块土地上，电灯亮起的那天，女高开学的那天，第一届学生全部考上大学的那天，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些节点背后，藏着一位女教师一步一步攒起来的心力和倔强。她自己没有家业，也没有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把一代山里女孩的人生起点，实实在在往前推了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