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万平方公里新蓝图！北京天津河北合成首个“顶级都市圈”

重磅！国家首个“顶级都市圈”落地，覆盖4.2万平方公里，影响上亿人

顶级都市圈，终至！

一份足以改写中国都市圈发展格局的文件，正式浮出水面。

近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2035年）》正式获批。这不是普通的区域规划，而是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批复的都市圈规划。

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2月3日，规划全文正式发布。白纸黑字间，一个横跨两市一省的超级都市圈轮廓，清晰可见。

其空间范围涵盖北京市和天津市全域，河北雄安新区，以及廊坊市、保定市、张家口市的部分区县。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承载着中国最核心的政治、经济、科技资源，辐射人口上亿。

首都都市圈空间范围示意图（图源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三个时间节点，定下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蓝图。

到2030年，北京“大城市病”治理取得新成效，京津同城化发展效应逐步显现，京津雄创新三角发展框架基本形成。

到2035年，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构架基本形成。

到2050年，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全面建成，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力量。

“规划的核心，是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院国土地区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贾若祥直指关键。

统筹疏解与提升、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这份规划给出的不仅是首都都市圈的发展路径，更给全国其他超大特大城市都市圈，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如何优化核心城市功能，如何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它的到来，标志着中国都市圈建设，正式进入“国家战略引领”的新阶段。

同是国家级都市圈，它凭什么不一样？

翻开中国都市圈规划获批名录，差异一目了然。

2021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复函同意《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南京都市圈成为全国首个获批的国家级都市圈。

此后五年，福州、成都、长株潭、西安、重庆、武汉、杭州、沈阳、郑州、广州、深圳、青岛、济南、宁波、厦漳泉、合肥、石家庄、长春，18个都市圈相继获批。

这19个国家级都市圈，有一个共同的批复主体——国家发展改革委。

唯有首都都市圈，跳出这一框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直接批复。

“本质是国家战略的体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点破核心。不同于其他都市圈聚焦区域发展，首都都市圈以首都为核心，服务于首都发展战略，承载着国家层面的战略考量。

另一个关键差异，藏在“现代化”三个字里。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表示，这份规划规格之高，核心目标是培育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每一项部署都彰显着国家层面的长远布局，而非单纯的区域协同。

更具突破性的，是它对“都市圈范围”的重新定义。

以往，多数都市圈的划定，都局限于“1小时通勤圈”这一物理尺度。画一个圈，圈定核心城市周边的城市，便构成了都市圈的基本范围。

首都都市圈没有这么做。

它构建了三个相互嵌套、功能叠加的圈层——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打破了物理距离的局限，实现了功能与空间的深度绑定。

通勤圈，涵盖北京市全域和环京12个区，核心是职住协同。让在北京工作的人，能在周边便捷居住；让周边的人，能便捷享受北京的就业机会，破解“跨城通勤难”的痛点。

功能圈，是首都都市圈发展的核心区域和实体空间，核心是疏解提升。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同时提升自身功能品质，形成与北京核心功能互补的发展格局。

产业协同圈，是首都都市圈发展辐射的开放区域，核心是产业分工协作。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产业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联动。

这三个圈层，不是简单的同心环状分布。

功能圈包含并大于通勤圈，产业协同圈又在功能圈基础上进一步辐射，形成“核心集聚、圈层辐射、功能联动”的空间形态。

“这样的布局，实现了空间治理的弹性与精准性相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杨开忠评价。既能精准解决通勤圈的实际问题，有效协调功能圈的发展矛盾，又能战略引导产业协同圈的发展方向。

贾若祥补充道，这种梯次布局的圈层结构，以及各圈层明确的发展重点，为其他都市圈科学界定内部结构、促进功能合理分布，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样本。

除了圈层结构，规划还明确了首都都市圈“一核两翼、双城多点、双廊多圈”的空间格局。

这一格局的确立，意味着首都都市圈的发展模式，已从过去的“轴向集聚”，实现了向多极点支撑、多层次联动、网络化发展的跃升。不再是单一核心引领，而是多点发力、协同共进，让整个都市圈的发展更具韧性和活力。

已有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何还要再设首都都市圈？

这是很多人看到规划后的疑问。

毕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已实施多年，三地协同发展的成效有目共睹。在这样的背景下，专门出台一份首都都市圈规划，似乎有些“多余”。

答案，藏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水区”里。

虽然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过去的协同发展，多以“疏解转移”为主，存在“单向输出、承接薄弱”的短板——北京的功能疏解出去了，但周边地区的承接能力、配套水平跟不上，导致协同效应未能充分释放。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鲁东红坦言，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深水区”，亟须从“疏解转移”向“系统集成”转型。

而首都都市圈规划，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一剂良方”。

“规划在空间尺度上明确了‘现代化首都都市圈’这一核心抓手，通过制度化的空间指引，破解大城市治理难题，助力首都北京在全球城市竞争中构建更具韧性的腹地支撑。”鲁东红说。

规划在“面临形势”章节中也明确提到，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的起点上，面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的新要求，首都都市圈在首都功能保障、发展动能、空间发展、安全韧性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协同、优化和提升。

叶堂林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三地联系不够紧密。

行政壁垒、政策差异、利益不协调，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人才、资金、技术等关键要素的流动不够通畅，制约了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都市圈建设，就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手段。”叶堂林给出明确结论。都市圈的核心是同城化，而同城化的背后，是“同事同标”——同一件事情，按同一个标准来办；同一个需求，能在不同城市得到同等保障。

打破行政壁垒，统一政策标准，让要素自由流动，让资源优化配置，这正是首都都市圈规划的核心诉求之一。

它还能破解产业与创新融合不足的难题。

北京的科技实力毋庸置疑，拥有全国最多的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每年产出大量的科技成果。但一个尴尬的现实是，这些科技成果在天津、河北的落地转化率，虽然逐年提升，却依然偏低。

同质化竞争、产业链脱节，导致北京的创新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区域发展优势。

首都都市圈的建设，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通过明确三地的产业定位，推动北京的科技成果在天津、河北落地转化，实现基于功能定位的融合与分工——北京聚焦科技创新，天津聚焦高端制造，河北聚焦产业承接和生态保障，形成“创新+制造+保障”的协同发展格局。

公共服务均等化，更是这份规划的重点发力点。

京津冀三地，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影响着三地居民的幸福感，也制约着人才、创新团队向天津、河北流动。

规划明确提出，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让天津、河北的居民，也能便捷享受北京的优质教育、医疗资源；让在北京工作的人才，在天津、河北安家后，也能获得同等的公共服务保障。

此举看似微小，却能从根本上打破三地居民的“心理壁垒”，吸引更多人才、创新团队向天津、河北落地，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贾若祥的评价，道出了这份规划的核心价值：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是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化与创新。

它不是对现有协同发展战略的否定，而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空间范围、细化发展路径、强化制度保障，为优化京津冀城市体系，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和综合承载力，提供了坚实的载体支撑。

这份规划的实施，标志着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正式进入系统推进、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未来，随着规划的逐步落地，4.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形成“核心引领、圈层联动、双城融合、多点支撑”的发展新格局。

北京的“大城市病”将得到进一步缓解，京津同城化将实现新突破，雄安新区的标杆作用将充分彰显，河北的承接能力将持续提升。

一个更具活力、更具韧性、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正在加速崛起。

它的发展，不仅关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居民的生活品质，更关乎中国都市圈建设的未来，关乎世界级城市群的培育进程。

顶级都市圈已来，一个全新的区域发展时代，正在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