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之下，我不再相信人类

我的故事，要从少女的十四岁开始讲起，从一切尚未崩塌的时候开始讲起。

十四岁那年，我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那时的我，年轻，懵懂，是一个充满幻想的青春少女。

还记得每逢周末时，铺满银杏叶的清华路旁总是围满了学生，当然也包括我。

我们常常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自由地交谈与辩论，每个人的脸上都意气风发，怀揣梦想，散发着光亮。

那时我真诚地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世界，理性可以照亮人类，科学与文明终将把人类带向更好的未来。当然了，那是一种近乎天真的信仰，我当时还不知道。

再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了，我那充满着奇幻色彩的后半生也正因此而开始。

我最最敬仰的父亲，在当时做为学术权威被打倒，后在混乱中被自己的学生所打死。

我第一次意识到，真理并不会因为正确就被保护，知识分子也不会因为理性就被宽容。人群一旦失去思考能力，善恶便会迅速倒置。

叶哲泰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母亲—— 绍琳 ，她是伤害父亲最大的人之一。

那时的她，刚刚睁开了被反动的世界观和科学观所蒙蔽的双眼，对父亲展开了无穷的批斗。

她是个非常小布尔乔亚的人，平时喜欢穿高跟鞋，喜欢边听留声机边泡一杯咖啡喝。动乱刚开始的时候，她迅速与父亲切断了一切联系，转而落井下石，直至整死了他。呵，无产阶级的坚韧不拔，自非软弱的小布尔乔亚可比肩。

很久很久以后，在下放林场时，在监室昏黄的灯光下，在那位 程丽华 干部的带领下，我看到了一份材料，是我的妹妹文雪所写。作为一名最激进的红卫兵，文雪曾积极主动地参与揭发父亲的工作，写过大量的检举材料，而其中的一些则直接导致了父亲的惨死。

比起敌人的棍棒，更让我寒冷的，是至亲的背叛。那一刻，人性在恐惧面前是多么廉价。

父亲就这样死了。

我曾声嘶力竭地哭叫，可却没有什么用，声音完全地淹没在了会场上疯狂的口号和助威声中。

当一切都寂静下来的时候，我试图再次声嘶力竭地哭叫，可我自己却也发不出任何声音了。

我呆呆地凝视着台上父亲已没有生命的躯体，那个瞬间，我感觉到有一种没有哭出和喊出的东西在我的血液中弥漫、溶解，后来陪伴了我一生。

那是我第一次对人类失望，对母亲，对妹妹，对我自己，对很多人。

也是从那一刻起，我心中某种名为信任的东西，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接着，我被安排到了大兴安岭。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六个师，四十一个团，十多万人，随我一起分布在这辽阔的森林和草原之间。

当 苏修帝国主义 的坦克集群越过中蒙边境时，我们将会用自己的血肉来保护我们的共和国。

高大挺拔的兴安岭落叶松，亭亭玉立的白桦、耸入云天的山杨、 西伯利亚冷杉 ，以及黑桦、柞树、山榆、水曲柳、钻天柳、蒙古栎。

随着我们的到来，都已化为荒山秃岭。

这是一个粗放的环境，但 白沐霖 不一样，他似乎与这里格格不入。

我看过他写的文章，文笔很好。

我也见过他本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弱青年，有一双白皙的手，好看极了。

他是兵团《大生产报》的记者，是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我们是一类人。

他对我很好，送给我一本六二年出版的书——《 寂静的春天 》

书中描述了一个在杀虫剂的毒害下正在死去的寂静的村庄，那平实的语言背后，显现着一颗忧虑的心，正如现在的他。

他说想给中央写信，反映建设兵团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径。

我无条件的支持他，我想我爱上了他。

那是动荡岁月里极其罕见的一点温暖，我几乎把它当作救命的火种，拼命抓住。

因为使用油锯的原因，他的手抖得厉害，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所以我替他写完了那封信。

信中内容立论严谨，内容丰富，从太行山因植被破坏，由历史上的富庶之山变成今天贫瘠的秃岭，到现代黄河泥沙含量的急剧增加，得出了内蒙古建设兵团的大垦荒将带来严重后果的结论。

那时我发现，他的文笔真的与《寂静的春天》很相似，平实精确而蕴涵诗意。

我对他的爱又更增一分

信寄出去了，但很快又回来了。

是连长和指导员送回来的，亲自放到了我的手里，连同那本《寂静的春天》。

后来，我向师政治部来的张主任承认了自己的过错——信是我写的。

我知道自己已经掉到陷阱的底部，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

那是我第二次对人类失望，对自己，也对那位被我目成心许的白沐霖同志。

我开始意识到，所谓正义与良知，在权力结构面前脆弱得不值一提。人不是不明白对错，只是没人愿意为对错付出代价，人类承受不起。

也许，人类和邪恶的关系，就是大洋与漂浮于其上的冰山的关系，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物质组成的巨大水体，冰山之所以被醒目地认出来，只是由于其形态不同而已，而它实质上只不过是这整个巨大水体中极小的一部分……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人类之外的力量吧，哎！

平时在连队遇到什么事，我都很少为自己申辩，所有的亏都默默地吃了，所有的委屈都默默地承受，更不用说牵连别人了。

但这次不同，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父亲死时那种深入骨髓的寒冷再一次回来了，我体会到了。

我像是一个即将被冻死的小女孩儿，但我的手中却连火柴都没有，只剩下了幻觉

不过我没有办法

连长、指导员、政治部的张主任、以及那位军管会的军代表程丽华，他们从不肯听一听我的辩解，只是一味地痛斥我，逼着我在一份暗藏杀机的材料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那是我对人类的第三次失望，失望到底了。

三次连续的打击，就像北极的厚厚冰川，将我一点点冰封进内心深处。

从此以后，我不再期待人类能自我修正。

1966年的一期《 天体物理学杂志 》，我发表了名为《太阳辐射层内可能存在的能量界面和其反射特性》的文章。

也正是因为我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工作，我被杨卫宁选中，进入了红岸基地。

在那里，我的同事们都是一流的物理学家，我可以自在地阅读先进的学术材料，做自己的研究。

可我对人类的失望使我彻底失去了理智，也正因如此，导致此后我亲手杀死了我的丈夫——红岸基地总工程师杨卫宁；当然，也杀死了那位 雷志成 政委。

话说回来，我在基地的监听部工作，这里是 红岸 的核心部门。

有时下夜班，仰望夜空，我觉得群星就像发光的沙漠，而我自己就是一个被丢弃在沙漠上的可怜孩子，我渴望得到与星空的交流。

与其说那是科学探索，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逃离。既然人类让我绝望，也许宇宙会给我答案。

终于，机会来了。

1971年时候，我发现太阳能量镜面增益反射效应，并且进行了Ⅱ型文明能级的发射

但是，我却没有收到回音。

以后的八年，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一段时间。

那八年里，我反复问自己：如果真有外星文明，他们会不会比我们更理性、更善良、更高级？

我几乎是带着祈祷的心情等待，是的，祈祷。

八年后——1979年10月21日，我收到三体世界的回信。

宇宙不荒凉，宇宙不空旷，宇宙充满了生机！这是我的第一想法

这个世界收到了你们的信息。 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主义者，我首先收到信息是你们文明的幸运，警告你们：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你们的方向上有千万颗 恒星，只要不回答，这个世界就无法定位发射源。如果回答，发射源将被定位，你们的行星系将遭到入侵，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这是半人马座三星的警告，但我没有理会。

我清楚的知道人类文明的命运就系于我那纤细的两指之上，我却并没有犹豫，坚定的按下了发射键。

那一刻我异常冷静，仿佛在进行一道再普通不过的物理实验，只不过实验对象，是整个人类。

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这是我的回复，同时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

我把希望寄托给了未知，把审判交给了外来者，自以为是拯救，其实是逃避。

我坚信科学高度发达的文明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我期望三体来拯救我们，这是我的愚蠢之所在。

对人类本质的思考，使我陷入了深重的精神危机，乃至犯下大错。

人类的毁灭，便从此刻开始了。

1980年的夏天，我生下女儿 杨冬 。

1982年，我的父亲被平反了，与此同时，我也离开了红岸基地，开始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此后，我在西北山区遇到了另外一个对人类文明失望的环保主义者——麦克·伊文斯，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建立起强大的 地球三体组织 ——ETO，目的是让人类的科技不再进步，生产力不再发展，以此来更好地迎接主的降临。

再后来，我成为地球三体组织ETO的最高统帅，同时也是精神领袖。

我坚信，人类文明是落后、愚昧且不可救药的，必须由外星文明来拯救。

在我和 伊文斯 以及整个ETO组织的努力下，三体开始一步步到来了。

最先来的是智子，它可以很轻易的摧毁人类的 基础物理实验 ，让人类的物理永远不再进步和发展。

我的女儿杨冬也正因此而自杀——因为无法接受没有希望的物理学。

当我站在她的墓前时，我第一次真正感到恐惧。原来我亲手摧毁的，不只是抽象的人类文明，还有自己最具体、最柔软的一部分，我的亲人。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我开始反思自己。

女儿死亡的打击极大的冲淡了我的理想主义，脱离了极端封闭环境下早年特定心境的激进和狂热，年华的流转和丰富的阅历让我沉淀下了理智与沧桑，将一切归于平淡。

被岁月渐渐磨平棱角的我，对于自己的理想——借三体力量改造人类社会，已不再如年轻时一般坚定不移。

我对之后的事有不好的预感，同时也不再百分百肯定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

主已经渐渐不再和我联系，取而代之的 伊文思 ，这更加重了我的疑虑。

我对地球和三体都已不再信任

这是我的第四次失望，对一切的失望，对高等文明的失望。

原来文明程度与道德高度从来没有必然关系。科技只会放大力量，却不会自动生成善意。

父亲的死去使得我陷入了极端的悲痛 ， 那时的我太过于在乎自我的感觉，而失去了一种对社会的宏大观察能力。

几个红卫兵的不忏悔，让我对所有的人性彻底丧失希望，却看不到整个社会的巨大好转与阳光沐浴的温暖。

落叶松的砍伐和荒山野岭固然使人悲痛，可那是中苏对抗下，我们要生存的前提。

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对不起我，母亲对不起我，妹妹文雪对不起我，军代表对不起我。

但我不能以自身的悲惨遭遇，来决定无数人的命运，来让地球、让全人类处于风雨飘摇、惊慌失措之中，来杀死无数无辜的生命——包括我无辜的丈夫杨卫宁。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背叛这个词的重量，那是无数生命被当作筹码时的冷酷，是无法挽回的死亡和绝望。

作为冷酷果决的ETO统帅，此时的我已不愿完整的相信它，但是，我也不愿立即背叛我的组织，所以我没有向世人袒露黑暗森林的法则。

另一方面，作为人性尚存，对人类未来有了新期盼的地球人，我也不愿亲眼看着它毁灭，于是我告诉了罗辑宇宙社会学最为重要的两条定理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以及两个重要的概念：

「技术爆炸」和「猜疑链」

我的一生错在对自己人太过绝望，对外人却充满无尽的幻想。

我否定了人类，却从未真正理解人类；我憎恨黑暗，却忘了自己也是黑暗的一部分。

我做出了史无前例的超级背叛，虽然在我的启发下，罗辑这小子推导出了黑暗森林法则，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平静。

但最终，太阳系还是被毁灭了

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失望，对人类整体的失望——也许，我有些太过为难他们了吧？

毁灭世界的，从来不是怪物，而是一个对人类彻底失望的人类自己。

我点燃了火，却控制不了它。

如果说这一生有什么结论，那就是：当一个人自以为拥有替全人类做选择的资格时，无论动机多么崇高，结局往往都是灾难。

所谓背叛，也并非单纯的恶，那是绝望走入绝境之后导致的理性丧失。

然而，理性只那么一瞬的离去，就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大错。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的名字是—— 叶文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