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养子阮朝阳赶赴301医院见叶飞最后一面：爸爸只是睡熟了

1999年4月18日清晨，北京的天空还泛着微冷的灰色。电话铃忽然在宿舍里炸响，时间是6点整。阮朝阳接起电话，只听那头声音发抖：“爸爸没血压了。”短短六个字，让他愣在原地，半晌才挤出一句：“我马上到。”话音刚落，人已经在往门外跑。

车子疾驰在去301医院的路上，街上人不多，窗外的景物一闪而过。他盯着表针，心跳得厉害，却又下意识地安慰自己：叶飞一生几次死里逃生，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这一次，说不定还能挺过。可越这样想着，越压不住心里的酸楚。那些年在叶家的点点滴滴，一幕幕往外翻，他只得咬紧牙关，不让眼泪完全夺眶而出。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只知道叶飞是开国上将、东南战场上的名将，却未必清楚，他身边有一段极特殊的亲情：一个并非血缘，却胜似父子的孩子；一段从硝烟中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战友情；一条牵连着闽东革命、南方游击战、新中国建立前后几十年风云的线索。要弄明白阮朝阳为什么会在301医院低声说出“爸爸只是睡熟了”，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去，从闽东山林说起。

一、南阳枪声：战友生死，命运分岔

1930年代初的闽东，山多路险，村落分散，白天看去安静，夜里却常能听见枪声。1913年出生的阮英平，家在福建福安县，出身贫苦农家，从小就在田埂间摸爬滚打，对世道的不公看得很早、很透。1932年，他在闽东苏区接触到共产党，看到土地革命后农民真正分到田地，心里那股压抑多年的闷气一下找到了出口，便毅然入党，扛起枪杆，在山村之间组织武装斗争。

叶飞的出身则有些特别。1914年，他出生在菲律宾，父亲是闽南人，为谋生漂洋过海。叶飞5岁时被送回福建老家读书，口音渐渐又变回了闽南腔。读小学时，他碰上大革命的风潮，在福州一些国民党左派老师的影响下，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28年，不到十五岁的他加入共青团，后受党组织派遣，深入闽东农村，发动农民运动，组织武装斗争。

就是在这一阶段，叶飞与阮英平相识。年龄相仿，又同是闽东老乡，两人一接触，很快成了亲密战友。那时苏区在反“围剿”的炮火中苦苦支撑，主力红军有日渐吃紧之势，闽东这块地方，更是随时可能被敌人“清剿”。但也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们俩的能力与性格一点一点被磨出来。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准备长征。主力北上后，南方留下来的红军部队被分散在各个苏区，闽东这支游击力量，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叶飞化名为一班班长，阮英平化名为二班班长，两人带着部队在山里穿插。白天隐蔽，夜里行军，既要躲敌军，又要拉队伍，打小仗，保住火种。那段被称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岁月，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九死一生。

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闽东苏区多次反“围剿”失败、主要领导人陆续牺牲的情况下，叶飞和阮英平却没有垮。他们带着残部顽强坚持，从一场场“被围”“被追”的危局中硬生生走了出来。后来闽东特委重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叶飞任师长兼政委，阮英平任参谋长，两人分工明确，一个主抓指挥，一个主抓筹划，打得敌人十分头疼，为主力红军长征牵制了不少兵力。

1935年，形势又起变化。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赣、皖南一线遭敌军重重包围，多数部队牺牲，粟裕、刘英等率部突出重围，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当年秋天，挺进师与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在闽东会师。久失上级联系的闽东党组织这才有了“上头”，于是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委”，由刘英担任书记，叶飞、阮英平也被吸收为特委委员。

事情起初看上去是好事，毕竟有了统一领导。没过多久，矛盾冒了出来。刘英在取得几次局部胜利后，对敌我力量估计出现偏差，决意要求闽东部队离开已经熟悉的闽东根据地，到浙南开辟新局面。他认为那里空间更大，更有发展潜力。然而，叶飞和阮英平非常清楚，闽东的群众基础是他们一点一滴打下来的，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贸然北移，很可能前功尽弃，所以坚决反对。

争论逐渐激烈，已经不仅是路线意见不合，而是涉及到谁说了算。1936年初秋，一个看似普通的调令，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刘英以临时省委的名义，秘密下达逮捕叶飞的命令，手令送到粟裕手中，措辞严厉：“任何影响、拖延此命令执行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抗和分裂省委。”压得人透不过气来。

粟裕接到命令后，心里非常震动。按组织关系，他必须执行，但私下里又十分清楚闽东部队的实际情况。权衡良久，他只好咬牙按命令办：通知叶飞，以商量要事为名，让他到浙江庆元南阳村见面。叶飞带着第三纵队纵队长陈挺和一个连，按时赶到南阳。白天见面时气氛还算热络，叶飞还准备晚上详细汇报前段工作的情况。粟裕淡淡地说：“好呀，晚上吃饭再说。”

夜里酒席一开，暗中早已安排妥当。酒过几巡，杯子一掷，坐在叶飞两旁的人猛然起身，将他按住捆绑，陈挺也被夺下武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叶飞心中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却没有挣扎，只是紧盯着粟裕。粟裕略带愧意地说：“这是刘英通知的，你们的问题要到省委去解决。”说完低头离去。

第二天一大早，被扣押的叶飞与陈挺押解上路。谁也没想过，这支小队伍途中会撞上国民党军的搜索。枪声响起，押解队伍被打散。混乱中，有人朝叶飞开枪，子弹击中他的左腿，鲜血直流。敌军逼近，他和陈挺别无选择，只得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一跃而下，命大，挂在树上，虽伤势严重，却侥幸保住性命。两人拖着伤体，在密林间摸索了五夜，才回到闽东根据地。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南阳事件”的一部分。刘英随后召开“紧急会议”，宣布开除叶飞、阮英平党籍。消息传到仍在宁德山区指挥斗争的阮英平那里，他顿时大怒，直言这是要“吃掉闽东党，吃掉闽东独立师”。一时间，他甚至考虑动用武装力量营救叶飞、陈挺，准备硬碰硬。

正在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当地党组织传来消息：叶飞和陈挺已经脱险返回。阮英平大喜，马上赶去见面。让人意外的是，风波之后的叶飞出奇冷静，他面对同志们一句话说得很重：“不能搞武装报复，那样会使亲者痛，仇者快。”这话把走到刀口上的思路硬生生拽住了。不得不说，在那种环境下能把个人恩怨压下来，确实不容易。

二、血与火之后：战场沉浮与英烈遗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形势出现大变化。国共合作抗日，全国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八路军。闽东的队伍也在这一大潮中重新调整。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闽东游击队各部合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叶飞担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兼政治部主任。这一安排，不只体现了对两人多年斗争经验的信任，也标志着闽东武装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1938年初，阮英平不再兼任副团长，改为专任政治部主任。有人可能会以为这是“降职”，但在那时，政治工作在军队中比重极大，能独立负责，意味着能力得到上级认可。他开始全身心投入政治工作，从战士思想教育到地方党组织关系，事无巨细，工作繁杂，却很适合他这种既懂战场又懂群众的人。

同年5月，他告别战友赴延安，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学习一段时间。延安党校对来自各地的干部而言，是一次“再锻造”。课程里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形势政策、军事经验总结。等他学成归队，已不只是闽东游击区的一线指挥员，而是一个能统筹全局的高级政治干部。后来他在新四军军部担任政治协理员，渐渐走上更大的舞台。

抗战后期，华中敌后战场形势更趋复杂。日军、伪军、国民党军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新四军在这样的地带打仗，既要对付日军，又要防备顽固派的掣肘。就在这个阶段，阮英平随粟裕、叶飞并肩作战，同虎将陶勇一起，组成很有战斗力的搭档。他出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纵队挥师浙西等地，插到国民党势力心脏地带，牵制了大量敌军。

在创建苏浙军区的战斗中，新四军多次与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部队激战，天目山一带尤其惨烈。山路陡峭，补给困难，部队要在石缝里生火做饭，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不少指战员连队服都磨破了。阮英平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奔忙，肺病愈发严重，经常咳得说不出话来。但每逢战前动员，他仍坚持站在队伍前面，声音沙哑，却一字一句要讲清楚任务。

抗战胜利后，很少有人以为还会有一场更大的战争，可局势很快说明，这只是短暂的停顿。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人民解放军准备向全国展开。为配合大军在正面战场的行动，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加强华东、华中以南一些战略支点的武装斗争，南方各地的游击战争再次被提上日程。

闽东这块地方，自然不可能被忽视。考虑到阮英平对闽东的熟悉和他军政全才的经历，华东局决定派他重返福建，加强闽东地区的军政工作。他带着任务回到熟悉的山山水水，重新组织地方武装，恢复党的地下网络，一手抓游击，一手抓群众。他的名字在闽东地区一出现，不少敌军老兵立刻心里一凛——这个老对手，又回来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阮英平所部让敌人头痛不已。伏击、袭扰、破坏交通线，闽东的很多“老路”又被用来转移部队和物资。敌人很快集中重兵，动用八个民团对他所部展开“围剿”。这种数倍于己的力量压下来，风险可想而知。

1948年2月1日，一次看似普通的行程发生了意外。阮英平与警卫员陈书琴抄小路准备前往福州，未曾想到正撞上大股敌人搜山。山路狭窄，植被茂密，敌我短兵相接。突围中，两人失散，枪声逐渐远去，他独自一人脱离了交火地带。

为了掩护身份，他转入宁德一带的某乡村，自称是遭土匪抢劫的商人，暂避于范起洪家中。按说，以他的经历，掩护身份并不难，但战场经验再丰富，也挡不住人心之险。与范起洪同村的周玉库发现他身上带有黄金——那是部队经费，立刻起了贪念，动起歪心思。最终，阮英平就这样死在土匪般的黑手之下，而不是战场正面。这种结局，不仅残忍，更让人觉得格外憋屈。

消息迟迟不能证实。中共闽浙赣省委在之后一年多里一直寻找他的下落，却始终没有结果。直到宁德解放后，当地群众才向人民政府揭发范起洪等人的罪行，案情水落石出。经过审查核实，凶犯三人被依法处决。

“事情大白于天下”那天，叶飞已是华东野战军的老将。听到消息，他沉默许久，终究没忍住，当场痛哭。平时在任何场合都极少掉泪的他，这一次再无法压抑。粟裕获悉阮英平遇害的细节，愤怒之余只有一句话：“血债要用血来还！”彼时的东南战局正在迅速发展，对他而言，在军事上打垮国民党、解放福建，也多了一层私人意义。

这一仗，时间给了答案。福建解放后，那些隐藏在村里的凶手被揪了出来，接受人民政府的审判。这些事实，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遗憾的是，阮英平本人再也看不到这一切了。

三、从战友到父子：叶飞家的灯光

阮英平牺牲的消息，整理清楚并传到叶飞耳中，已经是解放战争后期。战友已去，遗孤还在，这是许多老干部最放不下的事。就在得知罪犯伏法之后不久，叶飞想到阮英平的儿子，心里总觉得不能让这个孩子被孤零零地丢在那儿。他与妻子王于畊商量：把孩子接到身边，像亲生儿子一样养大。

新四军里不少同志也都有同样的想法，纷纷表示愿意收养。叶飞态度却很明确：“你们谁也不要争了，朝阳归我抚养。”说这话时，他还特意提了一句，大意是孩子最好在自己的家乡成长，根扎得更稳。既照顾了孩子的感情，又顾全将来成长环境，这是颇下了一番心思的。

他先给阮英平的妻子写信，说明打算接孩子到福州生活、读书，明确表示不是“施恩”，只是替战友尽一份责任。出乎意料，对方很爽快就答应了，显然也信任这位昔日战友。于是，阮朝阳来到了福州，住进叶家，进入福州一中读书。那所学校是福建省当时很有名的重点中学，被称作红旗学校，学习氛围严谨，却不呆板。

在少年阮朝阳眼里，叶飞这个“爸爸”，刚开始其实挺难亲近。家里的气氛比较严肃，叶飞大部分时间不是开会，就是忙工作。有空的时候，也常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低头沉思，手里捏着烟，却经常忘了点。他说话不多，表情严谨，哪怕在家里也少有大声笑的时候。阮朝阳对他既敬又怕，有时感觉这位“爸爸”，更像在战场上见过的大首长。

王于畊的形象，则是另一种忙碌。作为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她整天在各地跑，为普及教育、提高教学水平操心。有时候高考结束，她累得直接被人用担架抬回家，这种场景在阮朝阳记忆里出现过不止一次。夏天的福州很闷，她却常常忙得连觉都睡不好。

不过，时间久了，孩子的视角慢慢变了。阮朝阳后来回忆，自己逐渐发现叶飞严肃外表下藏着很细腻的感情。他不善言辞，但关心往往体现在一些小地方，比如半夜回家总要先看看孩子们睡得好不好，有没有盖好被子，再去处理公文。对王于畊，他也有更多理解。一个人既要扛起全省教育的担子，又要照顾一大家子的生活，难免总在透支身体。

有一件小事，他记了一辈子。那次叶飞和老战友陈挺在家中聚会，席间有几位孩子也在，被拉着一起坐上饭桌。陈挺兴致很高，拿起半两的大酒杯，非要跟孩子们“喝一点”。阮朝阳从没喝过酒，不懂分量，一杯接一杯灌下去。刚开始只觉得头有点热，没过多久就晕头转向，起身去厕所，结果人直接睡在马桶上。

等他再次醒来，人已经躺在家里床上。头疼得厉害，四肢跟散架似的。这时王于畊端着一盆热水，在床边小声说：“慢一点，别急。”先给他洗脸、擦手，又帮他把被子重新理好，动作很轻，生怕吵到他。忙完才轻轻带上门离开。这样的细节，多年以后再回想，才会真正体会到其中的温度。

在叶家久了，阮朝阳不再拘谨，有什么好奇的，都会脱口而出。有一次家庭小聚，他问起自己的生父是怎样的人，又问叶飞与王于畊当年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大家一阵哄笑，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王于畊简要讲了几段，两人从工作接触到互生好感，大多是工作中的琐事，却挺耐人寻味。

叶飞与王于畊的婚事，陈毅曾经插过一手。年轻时的叶飞脾气不算好，火气上来常会当场发作。陈毅听闻后，当面打趣：“下面说你脾气暴躁，我看不是，是你该成家了。”一句“该成家”，带了点玩笑，却也点到要害。叶飞有些不好意思，只能说：“他们瞎扯。”陈毅不依不饶，翻着花名册要给他“挑”，介绍到王于畊时，叶飞忍不住插了几句，说看过她写的文章，不仅文笔流畅，还有思想深度，还提到话剧《繁昌之战》她也参与过编剧。

这几句话，被陈毅立刻捕捉到。认识机会很快被创造出来，王于畊被调到叶飞部队工作。她本就是个书迷，第一次到叶飞住处报到，看见警卫员在收书，眼睛一下亮了。随手拿起几本，里面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也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警卫员说，这些是首长常看的书。她当场提出想借，警卫员一开始还犹豫，最终被她软磨硬泡说服。书，就成了两人频繁见面的媒介。王于畊常去还书、借书，叶飞索性在司令部等她，聊天内容从书，逐渐扩展到对战争、对未来的看法。文学和战事在这一来一往间交织，两人的关系自然水到渠成。

1940年11月29日，两人在战火年代里喜结连理，没有太多仪式，却有不少战友的见证。几十年后，孩子们听着这些故事笑作一团，叶飞难得放松，脸上也露出久违笑容。阮朝阳，就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从战友的遗孤，走到了“叶家孩子”的位置。

四、重回闽东与告别：一生情义的落点

时间往后推，到1950年代末，新中国已经成立。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教育体系重新搭建起来。阮朝阳读完高中，迎来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高考。他一边在福州一中紧张备考，一边心里也清楚，自己身上，既背着阮英平这个名字，也挂着叶飞家这个“招牌”。这种压力，说轻也不轻。

高考一结束，叶飞与王于畊立刻安排警卫员，陪他回闽东老家一趟。对于还没回过家乡的阮朝阳来说，这意味着真正的“认祖归根”。火车、汽车、肩挑步行，一路颠簸，总算到了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闽东山地。当他踏进村口，才发现原来的村子已经更名为“英平村”，村里还有“英平楼”，是当地群众为纪念阮英平修建的。

乡亲们听说阮英平的儿子回来了，纷纷围拢上来。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一边流着泪，一边摸着他的脸，说：“像啊，真像你爸爸。”这一句朴素的话，带着几十年压在心里的思念，让他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登上埋葬父亲的山岗时，阮朝阳的脚步放得很慢。山风不大，松树却沙沙作响。他站在墓碑前，心里酝酿了许久，才像是和父亲说话般低声道：“爸爸，叶飞爸爸安排我来看您了。新中国已经建立，发展很快。我在叶飞爸爸家里生活、学习都很好，这次高考也刚考完，以后会更加用功，不让你和他们失望。”这番话，不算多，却是他多年未曾开口说出的心事。

回到福州不久，高考成绩公布，阮朝阳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录取。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极为光荣的选择。第一个寒假，他穿着哈尔滨的军装回到福州，一进叶家门，就站得笔直，朝叶飞和王于畊敬了一个标准军礼。这一幕，把两位老人逗得合不拢嘴，脸上的笑是真切的。试想一下，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份“成绩单”，更是战友托孤的一种交代。

此后多年，他在各自岗位上走自己的路，叶家依旧是他的家。1993年，王于畊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多岁。对于已经成年的阮朝阳来说，这是一次沉重打击。这位把他当亲儿子看的“妈妈”，在忙碌了一辈子之后，悄然离开。那几年里，叶飞的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毕竟，1914年出生，到1990年代，早已是鲐背之年，加上年轻时留下的伤病，衰老来得格外直接。

到了1999年春天，叶飞的身体进入了最后阶段，被送入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救治。医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但连续的器官衰竭很难逆转。4月18日凌晨6点，叶飞女儿拨通阮朝阳电话，说出“爸爸没血压了”时，心里其实也明白，这几乎就是告别。

阮朝阳赶到301医院时，病房里已经很安静。仪器还在运转，但决定生命走向的那一条线很平直。叶飞安静地躺着，脸上没有痛苦表情，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一样。他站在床边，盯着那张熟悉又略显憔悴的面孔，嘴里轻声嘀咕：“爸爸只是睡熟了。”这句话，更像是对自己说的。

不久，有中央军委的领导赶到病房，在灵床前庄重地鞠了三躬。那一刻，房间里所有人都清楚，一个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又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担任重要职务的老将，彻底“退”下了战场。仪式感很重，但在阮朝阳心里，却有另一条时间线在缓缓滑过——从闽东山林到新四军部队，从南阳事件到天目山战斗，从战友遇害到收养遗孤，从福州小院的书香，到哈军工军装上的纽扣，再到301病房里的最后一眼。

眼泪在那一刻终于压不住了。他想到阮英平，想到王于畊，也想到那些已经无名的老战士。有人曾经问过：究竟是什么，把一个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牢牢地系在了一个军人的家庭里？从这些片段看，答案并不复杂——战场上一起扛过的枪，牺牲战友的托付，还有那个年代许多人共同坚守的一句老话：对得起同志，对得起后人。

叶飞安眠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阮英平长眠在闽东山岗。一个在首都，一个在故乡，两座墓之间隔着千里山河，却被几十年的战友情、父子情默默相连。对阮朝阳来说，301医院的那个清晨，并不仅仅是与一位“开国上将”告别，而是与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岁月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