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牺牲，他家人后来过得如何？周恩来邓颖超见其后人激动不已

1943年的延安，黄土高原上的春天来得有些晚。杨家岭的窑洞前，风吹起尘土，也吹皱了一些人的心事。那一年，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战火尚在远方燃烧，延安却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少年——他的到来，让不少老同志悄悄红了眼眶。

这个少年叫恽希仲，十四岁，个子已经抽高，说话却还带着一点稚气。周恩来见到他时，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又伸手摸摸他的头，很认真地说了一句：“真像你爸爸。”一旁的邓颖超听了，也轻轻应了一声：“是我们的小乐天啊，长得这样高了。”

在延安，少年人并不少，可这个孩子的身世，几乎牵动了许多人的记忆。他的父亲，正是十多年前在国民党监狱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后英勇就义的革命者——恽代英。

有意思的是，人们谈起他时，很少从家事讲起。印象里的恽代英，总是站在讲台上、会议桌旁、队伍前列，是个永远忙碌的身影。直到他的儿子，绕了一大圈走到延安，这个曾经的“青年导师”，才在大家心里，慢慢有了“丈夫”“父亲”的另一面。

一、从“爱看书的学生”到青年运动的“急先锋”

恽代英生于1895年，比毛泽东小两岁，比周恩来大三岁，正好夹在那一代革命者的中间。他少年时代最突出的特点，不是什么慷慨陈词，而是爱读书，读起书来常常废寝忘食，一本新书捧在手里，总要一口气看完才肯放下。

1915年，他20岁，进入上海的中华大学文科，主修中国哲学。那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新思想、新名词，像潮水一样涌进校园。《新青年》杂志在青年人中传阅，不少人读到热血沸腾。恽代英也在其上发表文章，谈科学、讲民主，敢批旧礼教，对中国社会的种种积弊毫不客气。

如果把这一代人放在同一个时间轴上来看，会发现有趣的同步：1917年前后，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周恩来在天津和同志们成立觉悟社，恽代英在武汉与梁绍文、洗震、黄负生等人创办互助社。地点不同，路径有别，目标却出奇一致——都希望用新的思想，去唤醒沉睡的中国。

互助社成立在武汉，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说白了，就是一群有志青年抱团取暖、互相扶持，一边学习新思想，一边走向社会做活动。那几年，恽代英又先后组织利群书社、“共存社”，办书店、开讲座，团结了不少进步青年，也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北的传播打下基础。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不久，恽代英加入了党，很快便成为早期青年运动的重要骨干。有人回忆他，常用几个词：话不多，但说起道理滔滔不绝；做事干练，却不爱摆架子；待人真诚，习惯把年轻同志往前推。这种性格，后来在更大的风浪里，表现得更加明显。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恽代英被派到上海，参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和毛泽东、邓中夏等人一起，推进工运、农运。两年后，他又被调往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此时的黄埔，已经声名在外，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理想各不相同。怎样让这支军队真正变成“人民的军队”，成了政治部门反复思考的问题。

周恩来先一步在黄埔担任政治部主任，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恽代英接任相关工作时，对这些制度十分重视，又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国民革命》《政治学概念》《政治讲义大纲》等教材，把革命理论和军队建设结合得更紧。有同志后来回忆，说那些教材并不华丽，却讲得透，听完课的学员往往心里更明白自己为什么拿枪。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恽代英与周恩来等人的工作配合，渐渐深了起来。两人性格不同，一个温和细致，一个沉稳坚定，却同样把革命当成终身事业。

二、两次起义，三座城市，他一家人的命运被卷入浪潮

1927年，是这代人命运的转折点。4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後，蒋介石突然倒向反共阵营，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上海、广州等地被捕或被杀。几个月后，汪精卫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这一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恽代英奉命前往九江，参加前敌委员会工作，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周恩来，李立三、彭湃等人也在其中。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枪声，标志着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打响。

起义军随后南下，计划前往广州建立新的革命据点。一路上，部队饱受追击，到了潮汕地区遭遇敌军重兵围堵，损失惨重。更糟的是，周恩来在途中感染恶性疟疾，持续高烧。恽代英、李立三以及汕头特支书记杨石魂等人只得安排他秘密转往香港治疗，在血雨腥风中为他争取一线生机。

同年冬天，广州再起风雷。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当地反动政权。起义打响后，工人赤卫队和部队短暂控制了广州城，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恽代英受命担任秘书长。新政权刚露出曙光，国民党反动派便调集大批军队从四面合围。聂荣臻、叶挺等人审视形势，只能下令部队突围。

恽代英一直坚守在最后一线，直到撤退不得不进行。他被迫转往香港隐蔽，同时着手收拢广州起义中失散的同志，安排转移。就在这段紧张的日子里，他给留在内地的妻子沈葆英写了一封信，信里用了一个颇为含蓄的比喻——“做生意”，其实指的就是起义和革命工作。赚了又赔，却不悲观，因为“生意”总要继续做下去。

1928年初，沈葆英经上海辗转到了香港。一家人终于在南方的小房子里团聚，然而等待他们的，并不是安稳生活，而是更隐蔽、更危险的任务。恽代英直接告诉妻子：“这次接你过来，不是来享福，是请你协助我工作。”沈葆英负责搜集、整理国内外政治资料，遇上秘密会议，便在外围警戒、接应。

那场著名的“喜宴会议”，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928年春，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开扩大会议。为掩人耳目，地点选在一处张灯结彩的公馆，表面上像是在办婚礼。来参加会议的人必须说出暗号——“恭喜恭喜，向王小姐、何先生贺喜”，再用手势示意，才能进入。沈葆英站在门口，紧张地盯着每一张面孔。

有一天，一位衣着得体、气度不凡的年轻人出现在门口。她从未见过此人，本能地提高了警惕。负责接应的同志却赶紧上前，把他让进客厅。恽代英悄悄走过来，在她耳边压低了声音：“他就是伍豪。”这个化名，在当时的党内并不陌生——伍豪，就是周恩来。

多年后再回忆起来，沈葆英仍对那次“相见”印象深刻。此前，她只在丈夫和同志的口中听过这个名字，如今亲眼见到，对方并没有什么“领袖派头”，只是说话沉稳、目光坚定，让人自然生出信任。

会场内外，层层警戒。所谓“新人”站在中间，实际上在主持讨论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以及今后斗争的方向。席间，周恩来负责统筹，恽代英则全力配合。两人之间的默契，是在南昌、广州等一系列斗争中逐渐磨合出来的。

不久之后，沈葆英怀孕了。生活条件却依旧困苦，有时连做饭的米都凑不齐。恽代英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想办法让妻子吃好一些。沈葆英看在眼里，心里既感动又难过。他却反而安慰她，说他们是“贫贱夫妻”，把王侯富贵都当浮云，真正的“道”，是革命的理想，为此去吃苦是值得的。

1928年底，他奉命离开香港，前往上海。先在党中央组织部，协助周恩来处理组织工作，后来又调往宣传部担任秘书。沈葆英挺着大肚子，继续在一旁帮忙。那一段时间，上海白色恐怖笼罩，敌人的监视和搜查越来越频繁，保卫工作稍有疏忽，就可能酿成大祸。邓颖超时常同沈葆英一起检查细节，提醒她：“保护好他们，也是对党的贡献。”

1929年初的一个夜晚，沈葆英临产。狭窄的屋子里，灯光昏黄，她忍着疼痛，声音压得低低的，却仍惊动了恽代英。他急忙叫人，把她送到医院，一边在走廊来回踱步，一边不时朝产房张望。沈葆英的二姐曾因难产去世，这段往事更添一层阴影。

好在，婴儿的啼哭终于响起。母子都平安，他长长舒了口气。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恽希仲。满月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特地抽空来探望。邓颖超一把把婴儿抱起来，看着小小的圆脸，眼神柔和。周恩来也接过来，用手指轻轻捏了捏孩子的脸颊，半开玩笑地说：“小代啊，真像爸爸。”

他问孩子的名字，得知老家寄来信，希望孙儿名为“希仲”时，周恩来笑得很开心，说这个名字好，有“做个管仲”的意思，如果能做社会主义的“管仲”，那就更好了。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襁褓中的孩子，有一天会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技术骨干。

转折往往来得很快。短短一年之后，这个本就不宽裕的家庭，便迎来了生离死别。

三、铁窗诀别，战火漂泊，支撑这个家的只有一个念头

1930年，上海。恽代英、沈葆英住在闸北棚户区，环境简陋，却隐蔽。为了安全，他们把儿子托付给董健吾，由他在自己办的大同幼稚园里照料。这个幼稚园，收养了不少革命者的子女，看上去只是普通的托儿所，实际上承载着沉重的信任。

5月的一天，恽代英准备出门。沈葆英一件件检查他的衣服、证件和随身物品，确认没有破绽，才放心一些。她不由得问了一句：“你今天要到什么地方去？”恽代英回答，上午要开会，下午要到老怡和纱厂去了解情况。去群众中活动，是他一贯的习惯，也是他长期坚持的原则。

沈葆英其实心里有点不快，“你老是不顾自己的安危。”话说得不重，却藏不住忧虑。他笑着劝她，说蒋介石虽然悬赏捉拿自己，但只要生活在群众里，就像鱼在海里一样，只要小心，总能避开危险。

遗憾的是，这一次，危险还是降临了。当天，他在老怡和纱厂秘密活动时被敌特发现，当场逮捕，不久便被押解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审讯之中，他坚持自称“王作林”，说自己是从武昌来上海做生意的，其他一概不知。敌人一时拿不出确凿证据，只得以普通罪名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继而转押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

组织立即着手营救。通过多方努力，恽代英的刑期有所减轻，探视也得到一定许可。沈葆英在党的安排下，终于在南京见到狱中的丈夫。那一刻，她几乎认不出他——人瘦了一圈，脸色蜡黄，身上的枷锁沉重压抑。

她喉咙一紧，差点喊出“代英”两个字，又强行压了回去。情绪翻涌，话却只挤出一句：“你怎么啦？”恽代英反倒先安抚她，说别难过，等刑满就能团聚，还关切地问起“家里人”的情况。沈葆英听出，他说的“家里人”，其实是留在外面战斗的同志，便压低了声音说：“都好。伍豪问候你。”

“他回来了吗？”恽代英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托她代为问好。那时周恩来刚从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归来，还没来得及见上老战友，便收到了他被捕的消息。

这次会面，沈葆英特意带了一张儿子的照片。恽代英接过照片，看了很久，脸上露出久违的笑意，说孩子快长大了，将来能帮家里干活，比自己有出息。话虽平常，分明把所有牵挂都系在这张小小的照片上。

临别前，他再三叮嘱沈葆英保重身体，也让她转告“家里人”：自己一切安好，不要再为他送东西，以免增加风险。看守催促，铁链拖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沈葆英跟在后面，忍不住喊了一句：“我会再来看你的。”这句承诺，却再也没有机会兑现。

原本，党中央准备了营救方案，打算在恽代英尚未服满刑期前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局势突变发生在1931年春。4月，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他向敌人供出了大量党的机密，恽代英的真实身份也因此暴露。敌人再度审讯时，他不再掩饰，平静地说：“我，就是恽代英。”

这句话，是身份的确认，也是生死的分界线。从那一刻起，他已经清楚自己不会再走出牢门。蒋介石得知消息后，亲自下令处决这位早已被列入“重点通缉”的共产党领导人。

1931年4月29日，南京江东门外，刑场阴云密布。押解途中，他口中不停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步伐稳健，没有丝毫退缩。据当时在场人士回忆，他的神情平静得出奇，仿佛只是在走向另一种岗位。枪声响起，这位年仅36岁的革命者，倒在了新旧时代交替的节点上。

家里人得到消息后，悲痛自然难以言表。沈葆英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悲伤里，外部的局势逼着她迅速做出选择。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日军大规模进攻，城市被战火吞噬。上海地下党组织一度与她失去联系。为了保护孩子，她只得带着恽希仲辗转回到老家，把孩子交给公公和叔叔抚养，自己则继续寻找党的组织、参与工作。

在那些艰难的年头，她一个人奔波在各地，有时只能靠零散的消息，猜测战友的生死。每遇难关，她总会想起恽代英在香港小屋里说过的那句“安贫乐道”，想起他对革命“做生意”的比喻——赔了再赚，倒了再起，不把成败看得太重。许多时候，支撑她撑下去的，就是这个朴素的念头。

四、延安重逢，远行求学，他的儿子用另一种方式“接班”

时间推进到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经一年多。武汉成为重要的政治舞台，中共在这里设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也正是在这里，已经与党组织失联多年的沈葆英，意外与周恩来、邓颖超重逢。

见到熟悉的身影，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只是紧紧握住邓颖超的手，眼泪止不住往下淌。邓颖超轻声安慰，说这些年辛苦了。周恩来也感慨，这么多年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曾一度以为她已经牺牲。如今人好好地站在面前，总算放下了一块心。

在他们的安排和帮助下，沈葆英被接往延安。这一安排，既是对烈士家属的照顾，也是对她本人能力的认可。她在延安重新参与工作，延续了自己未曾中断的革命道路。

四年以后，也就是1943年，恽希仲经多方联系、辗转来到延安，与母亲团聚。此时的他，已经从当年的小婴儿，长成了一位挺拔的少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很快听说了这一消息，决定把这个“老战友的儿子”接到自己在杨家岭的住处坐一坐。

那一晚，气氛有些特殊。周恩来看着这个孩子，脑海中闪过的是十几年前在上海抱起婴儿时的画面。两相对照，时间的跨度很长，感情的延续却没有断。他摸着恽希仲的头，问他上学没有，又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恽希仲在那一夜，听周恩来讲了不少父亲在南昌、广州、上海的故事，听得入神。他此前对父亲的印象，更多来自零碎的叙述和一张旧照片，如今这些片段慢慢组合起来，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忙碌的身影、略显单薄的身体、开会时的语气、监狱里的镇定。

回到住处后，他郑重对母亲说：“听周伯伯讲过以后，更想爸爸了。要像爸爸那样，也要像周伯伯那样。”这句话不算华丽，却透露出一个少年心里的方向感。

1940年代初，中共在延安已经开始考虑战后建设的问题。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的培养，被提到重要位置。周恩来、邓颖超都认为，烈士子女如果有条件、有能力，在新的领域发力，也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经过研究和安排，组织决定送一批青年赴苏联留学，学习工业、航空等专业，恽希仲便在其中。

赴苏联留学，并不是轻松的“深造之旅”。路途遥远，语言环境迥异，课程难度也不低。恽希仲选择的是飞机制造这一专业，从零起步，啃厚重的教材，熟悉一个个陌生术语。周恩来曾提醒这些年轻人，要记住自己是谁家的孩子，为谁而学，不是去享清福，而是为回国肩负重任打基础。

抗战胜利在1945年8月到来，解放战争随之展开。恽希仲在苏联继续完成学业。新中国成立后，他学成回国，被分配到航空领域相关单位工作，参与新中国航空工业的规划与实践。那时，国内基础薄弱，设备简陋，资料稀缺，从仿制到自主设计，需要一代人的耐心和一点点积累。他们所面对的，并不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而是图纸、机器和实验数据。

恽希仲在这一领域默默做了几十年。知情者提起他，常有一个共同印象——不以“烈士之子”自居，办事低调，很少提起父亲的名字，不向组织提要求，不拿出身当资本。他曾经立下的愿望，确实做到了：用另一种方式，接过上一代人的“班”。

值得一提的是，恽代英和沈葆英这一家的命运，并不是个例，而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缩影。有人倒在刑场，有人在战火中失散，有人在异国他乡求学，有人在新中国的工厂、科研所默默工作。不同的是，恽代英的名字被写进了历史，更多普通人的名字，则只刻在家人的记忆里。

从191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到1920年代的两次起义，再到1930年代的白色恐怖和抗战烽火，最后到1940、1950年代的新中国建设，这条时间线拉得很长。一个人的一生，被切成了好几个截面：学生、组织者、军校教员、起义领导、囚徒、烈士；而他的家人，则在后半段接上了新的身份：失去亲人的妻子、漂泊中的母亲、航空专家。

把这几段放在一起看，不难发现一个简单却常被忽略的事实——革命并不只属于那些站在台前的人，也属于那些在幕后支撑他们的人，属于那些在战后默默建设的人。恽代英牺牲后，他的家庭没有在悲痛中沉沦，而是用各自的方式，把那条尚未走完的路接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