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抢中资企业安世后，荷兰组建对华“超强硬”内阁，大批鹰派上台

2月10日，美国彭博社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评价新一届荷兰内阁时提到，“多位关键部长在涉华议题上立场强硬”，并特别点名与安世半导体纠纷有关的几名政界人物，这一表述在中荷双方关注供应链安全的背景下，引起了不小反应。

报道发布的时间点并不偶然。距离2023年11月荷兰看守政府宣布“暂停执行”部分涉及安世半导体的行政措施，已经过去约100天左右，这段时间里，闻泰科技等中资股东在荷兰的权利状态仍悬而未决，中方企业和欧洲客户都在观察后续走向。

在这届内阁中，曾担任经济事务大臣、曾直接参与安世半导体相关行政决定的卡雷曼斯得以留任，被视为延续上一届经济安全路线的信号。对闻泰科技来说，这位官员在2023年推动的多项临时安排，依然实实在在影响着其对安世半导体在荷兰业务的控制程度。

外贸与发展大臣一职则由舍尔茨玛出任，他此前因多次公开发表涉华强硬言论而被中方列入制裁名单，这一点在2020年以后多轮外交交锋中屡被提及。该职位负责出口监管，而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约七成收入与海外市场相关，对中荷经贸关系的敏感度可想而知。

新任首相罗布·耶滕在组阁谈判中多次提到“供应链安全”和“对外依赖分散”，这些词在2022年之后频繁出现在欧盟文件之中。与他同属执政团队的汤姆·贝伦森（新任外交大臣）、威廉明·阿尔茨（经济事务国务秘书）、德克·博斯维克（国防事务国务秘书），在竞选或议会发言阶段都引用过“中国技术”“国家安全”“间谍风险”等表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媒体在评论这届内阁时，用了“鹰派倾向显著”这样的描述，但同时也强调荷兰经济总量仅约1万亿美元左右，对外开放程度高，任何持续性的对抗路线都可能与其贸易结构产生摩擦。也就是说，荷兰在安全考量与经贸利益之间如何平衡，仍是一个尚未给出答案的长期议题。

回到安世半导体本身。该公司前身位于荷兰，主营功率半导体，近年约有六成以上营收来自汽车与工业领域。闻泰科技通过多轮交易成为控股股东后，围绕技术研发、专利归属和生产布局做过一系列调整，而2023年引发争议的，正是荷兰方面如何评估这些调整是否构成对“关键技术”的不当转移。

2026年1月14日，荷兰企业法庭就安世半导体控制权问题举行听证会，会上传出的关键信息包括：荷方仍以“知识产权不当转移”“资产被抽空”为主要指控理由，闻泰科技则强调自身在2019年以后持续追加投资、保持研发人员数量和产线规模。双方都引用了具体资产数额与员工数据，但公开渠道并未披露完整细节。

截至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荷兰方面准备撤诉或快速和解，地方法院此前作出的相关裁决仍在生效中，这意味着闻泰科技在董事会任命、重大资产处置等方面的权利仍受明显限制。从企业经营角度看，这种“暂时性安排”一旦拖长，可能会影响到安世半导体在全球汽车电子市场原本约5%–10%的份额。

安世半导体荷兰公司的生产节奏也经历了波动。部分欧洲整车厂在2021年之后已经把多家供应商纳入备选清单，如今又面对地缘政治变量，只能通过增加库存周期、改签合同条款等方式对冲。对于年产量超过1000万辆的车企而言，哪怕单一芯片供货延迟两周，也会在全年交付和成本控制上留下痕迹。

从中方角度看，事件的核心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股权纠纷，还涉及投资安全预期。自2010年起，中资企业在欧盟的直接投资累计规模已超过千亿欧元，半导体、通信设备和新能源是其中较为集中的板块，一旦“投资后可能因政策变化被重新界定”的印象扩散，新的项目就会更加谨慎。

荷兰方面则更多从“去风险”的框架出发进行解释。欧盟在2023年正式推出“经济安全战略”，其中涉及技术清单、数据流动和供应链多元化三大方向，荷兰作为ASML和多家芯片设计公司的所在地，被视为在“关键技术”议题上必须发声的成员国之一。对部分右翼政客而言，这种角色与国内选民对安全的关注度，也构成了政治上的“正当性资源”。

与此同时，美国的政策重心也在向“联合盟友”转移。自2018年起，美方多次通过《出口管理条例》等工具限制先进制程设备出口，在2022年以后，又开始与荷兰、日本等国协商同步收紧部分产品与服务的许可条件。荷兰媒体在报道这些谈判时提到，海牙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约四分之一的高科技出口与中方市场有关，任何调整都需要用数据测算长期影响。

有分析认为，荷兰在对美协调与对华合作之间的空间并非“非此即彼”，但当前国内政治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灵活操作的余地。尤其是在选举周期内，谈“安全”和“技术主权”往往比谈“互利”和“市场准入”更容易获得关注，这一点在2023年多场电视辩论中可以清楚看到。

从企业法角度审视安世案件，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程序的可预期性”。如果在2016年至2020年完成的多笔跨境并购，在2023年以后被重新以“安全风险”解释，那么其他已完成的交易是否也可能被重新评估，这是不少律师事务所和投行在最近一年向客户反复提示的风险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安世之争”逐渐升温的同一时期，多家欧洲智库发布的对华报告中也给出了一些不同声音。部分研究者用2022年的欧中贸易数据指出，欧盟对华出口中约有一半集中在机械设备和车企相关零部件，过度强调“全面脱钩”并不符合欧洲制造业的现实结构，这种分析为政策讨论增加了另一种视角。

对普通读者而言，也许更关心的问题是：这一系列博弈会不会影响到日常消费品价格，或者影响新能源汽车、家用电器的更新节奏。以功率半导体为例，单车大约需要几十到上百颗相关芯片，如果某一节点出现持续供应中断，整条产业链的成本波动可能在半年甚至一年后才体现在终端售价上，中间还会被汇率、运输费等多重因素叠加。

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中资企业在欧开展业务，势必要更加重视合规记录、信息披露和与当地监管机构的常态化沟通；而对包括荷兰在内的欧洲国家而言，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同时维持开放形象，也关系到未来十年能否继续吸引来自亚洲和北美的多元投资，这些都是可以量化、可以比较的现实问题。

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安世半导体与闻泰科技之间的纠纷短期内很难用一句“胜负已分”概括。无论是2月10日彭博社点名的新一届内阁人事，还是1月14日企业法庭的听证安排，都只是一个阶段的时间节点，真正决定走向的，可能是未来几年里多次看似细小但实质关键的政策选择。

在这种背景下，中荷乃至中欧如何在技术、贸易和安全之间重新寻找平衡点，或许才是这场争议背后更长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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