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谭政给叶帅写了封信，邓小平看过后作出批示，毛主席：同意

1975年初，京城的冬天还带着寒意。西山脚下，许多离开一线岗位的老将，悄然过着半隐半现的生活。有人爱种花，有人醉书画，也有人整日翻看旧战报，心仍在战场。谭政大将就属于最后这一类——人已从风口浪尖退下，心思却还在军队政治工作上打转。

这一年，他已经六十九岁。按理说，经历过井冈山、长征、解放战争，又在总政治部主持过多年工作，该歇一歇了。但有意思的是，越是闲下来，他越是坐不住。秘书看在眼里，忍不住劝道：“您要不，把自己的情况写一写，交给叶帅看看？”一句略带试探的话，慢慢牵出了一封信，也牵出了几位共和国元勋的一段互动。

那封写给叶剑英的信，从西山到中南海，从叶帅到邓小平，再到毛泽东，几位重要人物的批示和圈阅，看似平常，却折射出谭政在新中国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分量。要读懂这封信背后的意味，还得从他与毛主席之间那段很早的缘分说起。

一、井冈山的秘书：从敲门那一刻开始

时间往回拨到1928年夏天。地点在井冈山，茅屋简陋，山风很硬。那时候，谭政还不是“谭大将”，只是一位从湘赣边秋收起义走出来的年轻军官，对毛泽东这个名字充满了好奇和敬重，却始终没有机会面对面交谈。

组织上突然通知，要他去担任工农革命军前委秘书，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听到消息，说不兴奋是不可能的。那天清晨，他拿着介绍信走到毛泽东住处门前，停了一下，调整呼吸，轻轻敲门：“毛泽东同志，在家吗？”门开了，一个熟悉却还略显清瘦的身影出现，语气平和：“是谭政同志吧，组织上已经跟我说过了，今后就和我一起工作。”

这一句“一起工作”，让他在毛泽东身边度过了一年多极为关键的时间。那一年，井冈山斗争正从艰难摸索走向逐步成熟，毛泽东忙得几乎没有整块的时间——一边指挥红四军作战，一边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其中就包含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井冈山的斗争》。

谭政在旁边，既是秘书，又是见证人。毛泽东在屋里写稿时，他帮忙誊抄整理；毛泽东走出屋子在山间小路上边走边想，他就跟在后面，趁机请教问题。有时一个问题刚问出口，答案就像清泉一样涌出来。他后来回忆，那种感觉既新鲜又震撼。

有一次，毛泽东忽然问他：“你说，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问题来得有点突然，谭政愣在那里，一时间竟回答不上来。毛泽东略一沉吟，说得却很坚定：这是血的教训。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起初都想着一举占领大城市，但反动派不会让你站稳脚跟。中国农民要翻身，要打倒一切反动派，他们是最可依靠的力量，所以要到农村去，武装起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这番话足足聊了两个多小时，从起义教训讲到乡村社会，从农民状况讲到党和军队的关系。对当时的谭政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谈话，更像是一堂把以后几十年革命进程都点透了的课。他晚年时提起，还感叹毛泽东知识之广、视野之深，直言“许多东西都是在井冈山跟他那里学来的”。

革命的路从来不会一直顺畅。1929年上半年，因为种种复杂原因，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消息传来，谭政心里直犯嘀咕。他很清楚，这位前委书记的思想，对红军的队伍建设有多重要。

他改变不了组织上的安排，只能做一件事：把毛泽东在井冈山总结出来的那些经验，尽可能清楚地讲给别人听。有时争论起来，他面红耳赤，也不退让。有人不以为然，他也认准一点——时间会给出答案。

不久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消息传到谭政耳边，他是真心高兴。然而他马上想到另一个问题：毛泽东离开这段时间，部队里发生了不少事情，如果不能迅速全面了解，对后面决策不利。于是，他主动整理各种材料，把干部情绪、战斗情况、组织问题，一条条梳理清楚。

等毛泽东回来，他带着厚厚一摞资料去汇报。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思考，时而插问几句。等汇报完，毛泽东站起身，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了一句意义很重的话：“你这次做得很好，汇报得很详细也很重要。在解决问题之前，要先听听基层官兵的想法，你帮我组织几个座谈会。”

这几句看似平常的话，其实把谭政后来几十年的工作风格定了调：先调查，后决策；先听下面怎么说，再看上面怎么定。他很快把座谈会安排好，在基层连排里听意见，听抱怨，也听建议。许多矛盾、误会，就在一问一答中慢慢解开。

在之后的岁月里，谭政离开了井冈山，也不再做毛泽东的秘书，但那种“带着问题下去、抱着材料上来”的习惯，却牢牢留在了身上。

二、从战场到总政：一个管政治工作的将军

时间快进到1953年。全国解放已经几年，硝烟散去，新中国的军队走上正规化道路。6月1日，广州军区司令部会议室里，人声安静，目光都投向主席台。

台上站着的，是四十岁开外的一位将军，神情沉稳，语言却颇有力度。他正在作一份题为《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的总结报告，说的是部队思想、党支部建设这些看似“虚”的工作。报告没讲几分钟，会场里就不时响起掌声。这个将军，就是谭政。

让他下决心抓这个问题的，是战后的一个细节。解放战争时期，他见过枪林弹雨中部队的士气；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看到一些部队在新环境下出现的松散和懈怠。尤其是海南岛战役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让他有些惊讶：打了一辈子仗的部队，竟然在新的阶段出现这种“精神打折”的情况。

他很清楚，当年红军靠什么走到最后，靠的不是装备，而是信念和组织。如今条件好了，反而在这块上掉链子，这绝不是小问题。于是，他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调查摸底，从连队党支部到各级党委，逐层看、逐层问，一点点把情况摸实。

在报告中，他提出要抓住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更要把连队党支部的作用真正立起来。这话听上去不花哨，却很扎根。他认为，连队党支部是真正面对官兵的一线政治核心，那里出了问题，再好的上级文件也落不实。

有意思的是，这类工作往往见效慢，容易被人忽视。但在谭政的推动下，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和整顿，一些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明显变化。许多基层干部说，感觉又找回了打仗时那股劲。

毛泽东听说谭政在这方面的做法，评价很干脆：“谭政是很有能力的。”这句简短的肯定，对懂行的人来说，分量不轻。

1956年，对谭政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9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因为健康原因，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等职务，并建议由谭政接任。党中央经过研究，接受了这个建议。

12月29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任命：谭政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任总干部部长，洪学智任总后勤部部长。从井冈山时期的基层政治部主任，到总政主要领导，他在军队政治工作一线已经整整三十年。这一路走下来，在同一领域里持续扎根的资历，仅次于罗荣桓。

担任总政主任后，谭政的工作重点更加全面。他参与制定全军干部政治教育纲要，参与研究军队文化教育十年规划，还提出了适应建军新阶段的政治工作思路，强调要在新形势下继承优良传统，不丢根，敢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他虽然在机关任职多年，却一直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拍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他就学到一个朴素道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他常常深入各大军区部队，开会之余，到连队宿舍看看，找几名战士聊聊，问问政策落实得怎么样，心里服不服。

很多基层干部后来回忆，这位总政主任来视察时，讲话并不讲什么空话套话，倒是问得很细：连里学习怎么搞，干部带头情况怎样，有没有人对调动、分配有意见等等。有的战士憋了半天，小声说：“有点想法。”他就追问下去，让人说清楚，说完了再帮着分析。这种风格，听着朴实，却让人信服。

1958年底到1959年初，他回到曾经工作多年的广州，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得知毛泽东也在广州，他主动提出希望主席能接见会议代表。在这种场合提出请求，并不容易，需要斟酌气氛。但他想得很明白：全军搞政治工作的干部，如果能够听一听毛泽东的当面指示，对后面展开工作大有裨益。

毛泽东听完他的想法，笑着答应：“这个请求，我同意。”接着让他介绍总政近期工作情况。谭政一项项讲，毛泽东不时点头，最后只说了两个字：“很好。”短短两字，对十年总政工作的肯定就含在其中。

在总政工作的十年里，他始终保持一种相对“清冷”的个人生活方式。住房简陋，设施陈旧，他不上交修缮申请。管理部门主动想给他把旧厨房拆了重建，还打算把取暖锅炉加大，被他婉拒。他的秘书说得直接：只要饭能吃饱，衣服能穿，不讲究别的。

出差调研，他也不搞什么游山玩景。原总政宣传部长姜思毅后来回忆，跟他去东北、华东、华南、中南等地部队调查，结束后常常就地返京，从不提出多停几天看看风景。出国访问时，苏方送给他的照相机、望远镜，他回国后全部上交机关使用；在国内参观工厂时，厂方临走时塞给他几件产品作纪念，他发现后往往“原路退回”，甚至“三送三退”，态度很坚决。

这种生活态度并不张扬，但在部队里传得很快。战士们觉得，这位总政主任说“艰苦奋斗”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自己先做了再说。也正因为如此，当他的命运出现波折时，不少人都替他惋惜。

三、一封信，从西山写到中南海

1970年代中期的政治气氛，外人很难简单三言两语概括。对于许多经历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的一代老军人来说，那几年既敏感又复杂。谭政也在其中，命运一度跌入低谷。

到了1975年，形势出现了某些微妙变化。对不少曾经负重前行的老干部而言，这是一个慢慢“露出水面”的阶段。谭政从逆境中走出，人已经恢复自由，但组织上还没有给他安排具体工作。

对一般人来说，经历那样的坎坷后，能够安静养病、享受家庭生活，已经算不错。但谭政的性子，有点“闲不住”。秘书看他整日翻资料、整理旧笔记，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您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要不，就把自己的情况写一写，递给叶帅？”这一句话，让他沉默了几秒钟。

试想一下，一个在军队政治工作岗位上干了几十年的人，突然离开一切事务，一方面心有不甘，一方面又不愿给组织添麻烦，这种矛盾心情并不难理解。稍作考虑后，他还是点了点头：“那就写一封信吧。”

这封信写得不长，内容很实在：既说明了近况，也表达了愿意继续为党和军队做一些力所能及工作的想法，没有怨言，更没有夸张的辞藻。写完后，他把信交给秘书，请对方转给叶剑英元帅。

彼时的叶剑英，肩上的责任极重。即便如此，他还是抽时间仔细看完了这封信。看过之后，他没有放在抽屉里，而是很快转送给当时分管军队的重要领导邓小平。

邓小平看完信，批示很简明：“建议安排军委来工作，当个顾问。”短短几个字，把谭政的能力、资历和当时的实际情况都考虑进去了。一方面，顾问的身份既体现了尊重，也避免让他背负过重的日常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军委层面的工作，又足以让他继续发挥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

当天，这封带批示的信就被送到了中南海游泳池边的毛泽东那里。工作人员把信放到主席身边，他翻开看完，脑海中不免浮现出井冈山那些旧影：那个年轻的秘书，跟在身后提问题、抄文稿，还替他整理红四军情况材料的身影。

这一刻，岁月仿佛拉成长长的一条线，从1928年的井冈山，划到1975年的北京。毛泽东没有写一大段批示，只是拿起铅笔，在邓小平的意见旁边画了一个很大的圈——这是他一贯的表示同意的方式。圈画得很用力，线条粗重，态度却很清楚：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消息传回去时，谭政已经不算年轻，但听到结果，心情自然很难平静。他对身边人说得很坦率：能再为党、为军队做点事，就是最大的心愿。没多久，他便前往西山看望叶剑英。叶帅见到他，先不是聊工作，而是嘱咐：“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工作的时候可千万别勉强。”

谭政笑着回答：“想再多干点事。”一句话里，既有感激，也有执拗。对于打过那么多仗、做过那么多重大决策的老人来说，“再干点事”四个字，分量并不轻。

出任军委顾问后，他没有把这份工作当成“虚职”。他照旧坚持下去部队，尤其对边防、海岛部队格外关注。许多年轻指战员，对这位白发将军并不熟悉，只知道来了位过去的“老前辈”。等到听完介绍，才意识到面前这位曾经参与过多少重大历史时刻。

他曾专程回到井冈山，登上黄洋界，走到双马石哨口，在古田会议旧址驻足。有人问他感受如何，他只是淡淡地说：“这些地方，该来看一看。”话不多，却透出一种不愿张扬的情绪。

他还去了东北，在当年参加指挥过的战役旧地驻足时间更长。尤其在锦州，他站在城市的一角，长久地望着那片已经焕然一新的街区，感慨这场战役的意义：东北野战军攻打锦州，是向大城市发起战略反攻的起点。那时装备简陋、伤亡惨重，但正是在那一仗中，军队摸索出接管大城市的经验。这些话，他不是对媒体讲，而是对身边的年轻干部说，带着一种朴素却坚实的总结意味。

遗憾的是，身体状况终究拖了后腿。正当他准备在顾问岗位上继续发力时，病情逐渐加重，不得不住院治疗。从住进医院那一刻起，他后面的人生被压缩在病房与病床之间，前后整整八年。

1988年11月6日凌晨2时5分，谭政大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从湘赣边到井冈山，从华中战场到东北，从总政机关到军委顾问岗位，他一生跟随共和国军队的成长起伏，走过了整整一个时代。

那封1975年的信，篇幅不长，但在某种意义上，为他人生最后一段画出了清晰的转折点。叶帅的转呈，邓小平的批示，毛泽东的重重一圈，既是组织对一位老政治工作者的再度信任，也是对他几十年坚守的一种回应。

如果把他的一生分成几段来看，井冈山时期学到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解放后在总政推行的干部教育和支部建设；晚年仍坚持走向边防一线的那份执着，这几条线最后都在那封信上重新交汇。对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样的交汇，并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