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陈毅视察湖南时，向妻子张茜介绍谭余保：当年多亏他没杀我

1961年深秋，长沙火车站站台上风有些凉。列车刚停稳，一位身材魁梧、戴着眼镜的中年将军快步走下车来，一旁的年轻女伴紧跟在后。迎接队伍里，一位两鬓斑白、身形依旧挺拔的副省长走上前去，两人目光一撞，隔着多年风雨，竟都笑了。

这位将军，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陈毅。那位副省长，正是当年在湘赣苏区打游击、与他在铁镜山上“生死较量”的谭余保。

陈毅侧过身，对身边的张茜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他就是谭余保。当年多亏他没杀我，不然哪还有我今天啊。”一句话，把旁人都逗笑了，却也道出了二十多年前一场差点要了他性命的误会。

要弄清这句话的分量，就得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从一座叫武功山的地方讲起。

一、花棚山薯窖里的“借命之恩”

1899年，谭余保出生在湖南茶陵桃水村。那是个穷地方，家里地不多，人不少，他从小就知道“混口饭吃”不容易。少年时，他一边干活，一边跟着乡里师傅学舞狮，后来又拜在武术名家彩凤门下，硬是练出一身好把式。乡里人提起这小子，都说“手上有两下子”。

大革命浪潮卷到湘赣一带时，他也没有旁观。二十多岁那会儿，他参加农民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又上井冈山投身朱毛红军，从此不再是山里“耍拳的后生”，而成了红军干部。

1932年，他被选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第二年更是出任主席。说白了，当时湘赣根据地这摊事，他算是“一号人物”之一了。

局势突变发生在1934年至1935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湘赣一带没能全部撤走主力，只能留下武装坚持游击。谭余保奉命留在湘赣，坚持“敌后斗争”。从那以后，他过的就不是“打仗”那么简单，而是时刻夹缝求生的日子。

1935年夏天，一个阴雨连绵的清晨，谭余保、贴身特务员谭东崽，还有湘东南特委书记刘发云，三个人从太平山深处悄悄往外转移。他们要去和蔡会文、方维夏领导的湘东南游击队接上头，重建被打散的联络线。

山林里满是敌人的哨卡和巡逻队。三人只敢趁浓雾未散时摸黑赶路。走出太平山时，天色渐亮，不能再在山谷里晃悠，只好贴着山脚，从村边匆匆绕行。

路过桃水村时，谭余保的脚步顿了一下。那是他的老家。前年白区“清乡”时，他的父母、妻子和两个孩子都被国民党杀害。此刻远远看着村子，他脸色铁青，眉头紧皱，却一句话没说。

谭东崽看在眼里，小声劝道：“谭主席，咱不进去，就远远看几眼吧。”谭余保只是点点头，站在远处死死盯着村口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屋舍，足足站了七八分钟，最后咬紧牙关挤出一个字：“走。”

接着又赶了几个时辰的路，他们到了花棚山。这是刘发云的老家。刚才在桃水村忍住没回去的刘发云，此刻情绪也绷不住了，呆呆望着山下，眼圈发红，“谭主席，我想回家看看。”

在敌人眼皮底下，擅自回村，风险不用细说。谭余保本想当场拒绝，可看到他脸上的泪痕，终究还是软了口气：“去看一眼就回来，快去快回，留神点。”

话音未落，刘发云已经三步并作两步，往山下跑去。谭东崽“咦”了一声，嘀咕了一句：“这也太张扬了，不怕暴露？”谭余保当时没多想，只是皱了皱眉。

二十分钟过去，人影不见。再等一会儿，仍旧不见动静。谭余保心里犯嘀咕，谭东崽提议：“谭主席，要不咱下去看看，万一出事，也好接应一下。”

刚走到半山腰，就听见下方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狗叫，还有熟悉的嗓音：“快往这边包抄，他们就在山上，别让他们跑了！”

这一刻，谭余保不用再猜，脑子里一个念头蹦出来：“糟了，刘发云叛变了！”

谭东崽气得一腔怒火，拔枪就要往山下冲，“我去宰了这狗东西！”谭余保死死拽住他：“回来！往上走！”

他们拼命往山脊冲，几分钟后到了山界。眼前只有几棵低矮松树，地势空旷，根本藏不了人。敌人追兵就在后面，形势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

就在这时，谭余保突然喊了一句：“找薯窖！”这一提醒起了作用。两人目光快速扫视山坡，很快找到一个土坑口，被树枝、杂草掩着，旁边有挖掘痕迹，明显是储红薯的地窖。

他们来不及多想，翻身跳下去。薯窖足足有三米多深，四壁光滑，幸亏两人练过武功，落地虽重，却没摔伤骨头。上面追兵一阵乱哄哄的搜查，却对这个薯窖视而不见——在一般人眼里，这么深的窖，一旦跳下去，不死也残，一般人不会拿它当藏身处。

脚步声、狗叫声在头顶来来回回，足足折腾了十几分钟，终于渐渐远去。两人不敢上去探头，只能缩在阴暗潮湿的窖底，跟一堆泥土、薯根挤在一起，一动不动。

日头慢慢偏过去，天色暗了。谭东崽试着扒着壁爬上去，却发现泥壁太滑，手一松就摔下来。几番折腾，最后只能躺在地面，喘着粗气。

“谭主席，怕是出不去了。”他低声说。

“别急，”谭余保虽然心里也明白难处，却还在硬撑，“总会有人来取红薯，或者有人路过。”话说得云淡风轻，实则一点底都没有。

这一困，就是四天四夜。窖里阴冷，什么吃的都没有，两人靠啃一点泥土里剩下的薯根维持。到第五天时，两人已经虚弱得连话都说不顺溜了。

谭余保心里也开始动摇，“东崽，我们的革命，怕是要到头了。”声音断断续续。

谭东崽眼圈通红，嘴唇干裂，还是倔强地挪动了一下身子，“谭主席，我们是被刘发云害苦了……你听，哭丧鬼都来了。”

谭余保起初以为他是在胡说，刚想开口，却突然竖起耳朵。地面上隐隐传来女人的哭声，断断续续，又似乎夹着几句哀叹。他仔细一听，马上就辨出了声音：“是周金嫂！”

周金嫂是花棚山附近有名的“硬气大嫂”。她儿子参加红军，就是她亲自送上山。平日里就对红军有照应，暗地里帮着掩护伤员、传递消息。

谭余保强打精神，仰头朝上大喊：“周金嫂！周金嫂！”地面上的哭声猛地一顿，过了好一阵，一个战战兢兢的声音传下来：“谁？谁在下面？”

“是我，谭余保！”他几乎把全身力气都压在这五个字上。周金嫂一听吓了一跳，根本想不到这位省苏维埃主席，居然被困在薯窖里，忙不迭去找人搬梯子。

一张长梯伸进窖口，两人才算又见到天日。被拉上来的那一刻，两人站都站不稳，连连踉跄。谭余保握着周金嫂的手，声音沙哑：“周大嫂，多谢你救命之恩。”

周金嫂擦了擦眼泪，反倒笑了一声：“你是做大事业的人，吉人自有天相。”

这条命捡回来之后，谭余保立刻改变了原本的计划。他没有再按事先决定的那样，去找蔡会文、方维夏的湘东南游击队，而是火速往棋盘山方向赶。他很清楚，刘发云叛变后，不仅会卖掉他们的行踪，还可能牵连更多组织和同志，再不回去处理，棋盘山那边就有大祸。

连赶三天两夜，他们回到了棋盘山秘密联络点。刚一进驻地，省委交通员易湘苏迎上来，脸色十分难看，丢下一句话：“陈洪时叛变了。”

这消息，打得他头嗡的一下。

二、连环叛变与“钓出”周杰

棋盘山的局势，远比谭余保想象的严重。

陈洪时是谁？他不是普通干部，而是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是这一带的最高军事、政治负责人。像这样的人叛变，后果可想而知：各条联络线暴露，游击队驻地、接头点、群众基础，都可能被敌人一网打尽。

更糟糕的是，背叛接二连三。谭余保刚组织起临时省委开会，莲花、安源、萍乡中心县委苏维埃主席尹学鉴，就在那边杀害了正在指导工作的省苏维埃副主席刘燕玉，转身投敌。

短短十几天里，两名重量级干部叛变，这对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湘赣游击局面，无异于雪上加霜。

还没等反应过来，又传来一个消息：临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杰，夜里悄悄带着老婆跑了。这个名字一冒出来，所有人都明白事态升级了。

周杰并非泛泛之辈。他当过湘赣省军区参谋长、红五团团长，对游击队兵力部署、联络暗号、接头点位置、给养来源乃至部队习惯战术，都了如指掌。他这样的人一旦叛变，敌人等于是拿到了一整套“内部说明书”。

果然，周杰投敌后，开始“领路”追杀。短短几天，他带着国民党部队，烧光了游击队的一片寮棚，破坏了六个接头点，有一次甚至摸到了临时省委的驻地，如果不是提前转移得快，湘赣省委机关可能就要被一锅端。

这时候，省保卫局的侦察员押来一个人——第四分区司令员张通。抓到他的经过很简单：天快亮时，他一个人冒雨下山，被设在半山腰的暗哨截住。问他“干嘛去”，他说“拉稀”，问题是山上就有茅房。

这一问一答之间，已经暴露出太多破绽。谭余保看着浑身发抖的张通，脸色沉得吓人。很快，临时省委开会，一致决定：张通以私自叛逃论处，立即执行枪决。这是一个信号——叛徒，决不姑息。

张通处理掉了，周杰却依旧活跃。敌军在他的指点下，如同在山中多了双眼睛，行动频频奏效。敌人的追剿越来越紧，游击队活动空间不断被挤压。

要扭转局面，就得先铲除掉这个熟悉内情的叛徒，但偏偏周杰也不傻。他知道自己成了游击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