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张国焘在加拿大离世，许世友感慨：除了毛主席，没人是他对手

1979年冬天，加拿大多伦多的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一家普通养老院里，一位七十多岁的华人老人安静离世。登记簿上写着他的名字——张国焘。对当地人来说，这只是又一位异乡老人的谢幕，可在熟悉中国革命史的人看来，这个名字背后，却连着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与沉重争议。

有意思的是，就在三年前的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不久，国外就有人把采访的目光投向了远在加拿大的张国焘。面对记者，他缓缓说了一句：“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这话听上去云淡风轻，实际上藏着复杂心境：曾经的中央领导人、红军统帅，如今远离祖国，在异国他乡评说往事，人物没变，位置全变。

从早年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到后来在长征中分裂中央，再到抗战时期叛逃国民党，最后流落海外、客死他乡，这个轨迹，本身就像一条外表辉煌、内里坠落的断线曲线。更让人注意的是，许世友曾经说过一句颇为刺耳也颇为准确的话：“除了毛主席，没人是张国焘的对手。”这并不是恭维，而是对当年几次生死较量的一个粗犷总结。

提起张国焘，多数人会想到“叛徒”“分裂者”这类评价，可如果把时间轴往前推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形象完全不是这样。那时的他，是北大红楼里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是中共一大代表，是党内名义上的“元老人物”。不能否认，他早期在组织建设、工运发展方面确实有过重要贡献。

问题在于，历史从来不按“起点”给人定论，而是看整段过程。张国焘后来在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内部，大搞肃反、滥杀无辜，尤其在长征途中企图另立“中央”，这些选择，让他从“功臣”一步步滑向“罪人”的位置。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人被他拖到危险边缘，其中就包括朱德、刘伯承，以及当时还被他倚为“猛将”的许世友。

一、长征阴云：从“猛将”到“潜伏者”

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毛尔盖一带会师，这本来是红军艰难局势下的一次宝贵合流。按理说，两支主力红军汇合，应该拧成一股绳，朝着同一个方向北上，寻找抗日的立足之地。然而，有意思的是，会师之后，内部的矛盾反而浮出水面。

当时，红四方面军由张国焘掌握最高权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参谋长李特则是张的心腹。张国焘一贯以“根据地老大”“红四方面军缔造者”自居，权力欲非常强。这种个性，遇上长征途中那种极端环境，就格外放大。他坚持带兵南下，甚至打着“另立中央”的念头，试图拆开党中央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统一领导。

就在这一阶段，朱德和刘伯承的处境变得格外危险。两人随着红一方面军接近红四方面军后，站在维护中央路线的一边，对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明确表示反对。对张国焘来说，这不是普通争论，而是触碰他权力底线的挑战。于是，一系列带有报复色彩的操作开始上演：先是解除朱德、刘伯承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兵权，再往后，甚至动起了“除掉”的念头。

据当年红四方面军部分老部队出身的干部回忆，张国焘曾把手下的核心人物李特找来，密谈如何“解决”朱德和刘伯承。讨论之后形成的方案，大体是利用红四方面军内部的保卫系统，制造一场伪装成“国民党军伏击”的事故，把朱、刘二人“处理掉”，再在外界解释为“遭敌袭击牺牲”。

就在这时，许世友进入了他的视线。彼时许世友已经是红四方面军中的猛将，手下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警卫手枪营，在张国焘眼里，这是执行秘密任务再合适不过的工具。有一天，他把许世友叫到自己住处，先是嘘寒问暖几句，又讲起“革命前途”“个人前程”，颇有笼络意味。

谈话中途，张国焘突然转入正题，摊牌似的说出了要除掉朱德、刘伯承的计划。为了让对方“心甘情愿”，他甚至许诺，只要事情办成，就让许世友出任红四方面军“军事总指挥”。这话分量不轻，对任何一个军中将领来说都算诱惑。

许世友听到这番话，据说心里一震，脸上却保持平静。他只淡淡回了一句：“朱总司令和刘军长，可是我们红军的大人物。”话音未落，张国焘已经有些按捺不住，反问：“什么大人物？他们就是要把我搞下台，我倒台了，还有红四方面军吗？还有你许世友吗？”

不得不说，这样的对话氛围，已经完全脱离正常的党内讨论，而带有浓厚的军阀气息。张国焘随后用冷硬的语气下达“命令”：从手枪营中抽挑十名“政治可靠、枪法好”的战士，由保卫局马局长统一指挥，伪装成国民党军，在朱德、刘伯承视察途中伏击。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张国焘安排由“保卫局马局长”亲自指挥，说明他对许世友的“可靠性”其实并不完全放心，警惕心很重。换句话说，在他心中，许世友是可用的刀，却不是完全信得过的心腹。

许世友走出房门时，保卫局的人已经在外面等着，神情冷峻。这种气氛，换谁都会感觉到压迫。许世友是“大老粗”，但绝不是“头脑简单”。表面答应，暗中盘算，这是他当时唯一能做的选择。

二、许世友的抉择：一边是命令，一边是底线

许世友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得并不细，只强调过一点：对党的忠诚，永远在个人前途之上。对他这种出身贫苦、在战火中摸爬滚打的人来说，政治上的“忠诚”不是书面词，而是一次次在极限环境下的选择。

在红四方面军那段时间，张国焘的大搞肃反，已经让许多指战员心里憋闷。大量干部和平战士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被打成“AB团”“改组派”，甚至处以极刑。许世友身在其中，看得很清楚，只是当时形势复杂，他既要打仗，又要在夹缝中自保，一时难以公开对抗。

这一次，被拉去卷入“暗杀朱、刘”的计划，事情性质就完全变了。那不再是内部争执，而是赤裸裸的政治犯罪。试想一下，在长征这种关头，如果朱德、刘伯承真的因“意外”身亡，对整个红军的打击难以估量，更不用说对中央领导权威带来的冲击。

保卫局的具体计划，是由那支手枪营抽出十名战士，伪装成国民党军装，埋伏在朱德、刘伯承外出时必经的一段路上，制造“遭敌伏击”的假象。这种设计手法，不难看出是要一举两得：既除掉了“眼中钉”，又把责任推给敌人，把痕迹抹干净。

许世友从张国焘那边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枪营营长叫了过来，两人关起门来谈了很长时间。具体说了些什么，今天已经难以完全还原，只能从后续结果推测：许世友应该提前布置，让手枪营在形式上“配合”，在实质上拆解这场阴谋。

结果是，等到“伏击行动”那天，局面完全反转。按照后来流传的说法，负责行动的士兵和保卫局马局长，反而被人控制住，捆在伏击地点附近，朱德和刘伯承则平安通过，危机悄然化解。至于到底是谁、在什么时间节点动的手，是如何完成这个颇带“反伏击”味道的操作的，当事人并未系统留下记录，成了一个留在史书边缘的“悬念”。

从张国焘的角度看，这次行动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等于自揭其丑，内部威信受到严重打击。红四方面军中那部分真正忠于中央、忠于革命大局的干部，更加坚定了一个判断：这样的人，不能掌握军队。

也正是从这一阶段开始，许世友的立场发生了更加明确的倾斜。他反感的，不仅是张国焘的“个人野心”，还包括其军阀化的行事方式和对战友生命的不尊重。虽然在公开场合他未必能直接撕破脸，但在关键问题上，他已经不再把自己当作“红四方面军某某将领”，而是把自己看作“党中央路线的执行者”。

几年以后，回望这段经历时，有知情者曾这样评价许世友：“粗中有细，心里有杆秤。”这话不算文雅，却很贴切。

三、风格与对手：为何说只有毛主席压得住他

许世友那句“除了毛主席，没人是张国焘的对手”，很多人第一次听到时会以为是在抬高张国焘。实际上，这句话更像是一句掏心窝子的判断：在当年的党内和军中，如果没有毛主席那样的政治权威和战略眼光，要稳住局面，挡住张国焘的分裂行径，非常困难。

时间拉回到1931年前后。那时，在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进入，担任根据地最高负责人，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一职务本身，就说明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地位。对比来看，当时毛主席还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这点在很多史料中都有明确记载。

张国焘靠着“创始人之一”的资历，再加上早年在工运和学生运动中的名声，很快把红四方面军抓在自己手里。徐向前虽然是军事总指挥，但政委陈昌浩靠近张，参谋长李特则是其心腹，军政大权实际上高度集中在他个人周围。这样的格局，使他在军中形成了几乎不受制衡的权力圈。

有权力，就考验一个人的边界感。遗憾的是，在鄂豫皖时期和之后的川陕根据地，张国焘的边界感越来越弱，大搞肃反运动，把大量干部打成“反革命”“投机分子”，动辄处决。有些被杀害的人，后来被证明确系冤案，但在当时，在他主导的机制下，很难有申诉机会。

从长征开始，张国焘手中掌握的是一支十多万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相当于整个红军的重要一翼。在会师之后，他不愿意服从党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战略，坚决主张南下，理由听上去也是“为红军找出路”，其实掺杂了很强的个人权衡——他希望留在自己更熟悉、更易控制的区域，而不是跟着中央去陌生的西北。

毛主席在这一阶段的处理方式，颇为值得玩味。一方面，他清醒认识到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很快在政治上给予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他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手段，没有立刻提出“开除党籍”“撤职拿下”，而是尽量通过党内的斗争程序，通过争取各方力量，逐步削弱张的影响。

一个明显的动作，是让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中有威信的干部继续留在部队内部，一点点把部队的政治立场从“听张的”引导到“听中央的”。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夜完成，需要耐心，更需要一种对全局负责的格局。许世友之所以后来认定“只有毛主席能压得住张国焘”，靠的就是这种长线的政治较量，而不是简单的“谁声音大谁说了算”。

1935年后，随着红军主力向陕北集中，党中央的权威逐渐稳定。共产国际在这一问题上也表达了明确态度，对张国焘南下分裂路线给予否定，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外部压力。多重因素叠加之下，张国焘不得不在形式上“低头”，放弃另立中央的冒险。

不过，从思想深处来看，他并没有真正转变。在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他始终对自己的“资历”念念不忘，一旦有机会就表现出不甘心的一面。这种性格，到了全面抗战时期，终于走向一个危险的方向。

四、叛逃与结局：从陕甘宁到加拿大

长征结束后，红军到达陕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党内出于团结考虑，没有立即对张国焘过去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而是采取“留用、观望”的处理方式。毛主席的态度尤其明显：既不容忍他再搞分裂，又不主张“赶尽杀绝”，而是安排他在新的抗日政权架构中担任职务。

不久，张国焘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分量不轻的位置。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对他在革命早期贡献的一种“照顾”，也释放出一个信号：只要能够回到正确立场，过去的错误可以在党内讨论中慢慢解决。

但从张国焘本人反应来看，他对这种安排并不满足。对比自己早年在党内的“风光”，再看如今被安排在陕甘宁地方政权的副职，他心中的落差越来越大。有资料显示，他在内部场合并不时流露不满情绪，对中央许多决策缺乏积极性。

事情在1938年突然发生转折。4月前后，正值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双方在抗日大局下维持合作，但在政治和军事布局上暗自较劲。就在这种微妙局势中，张国焘作出了一个决定：悄然叛逃国民党。

4月18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这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处理，也意味着从那一刻起，他与创建多年的党组织彻底分道扬镳。此后数年，他以国民党政要的身份，撰写文章攻击中共，试图为自己的叛逃寻找理论辩护。

站在历史事实面前，晚年的一些历史研究者评价得很直白：从他分裂中央开始，从他投靠国民党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把自己推到“历史反面”的位置。早年的功劳，并不能为后来的选择彻底“抹平账目”。

抗战胜利后，局势愈加明朗。随着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中共节节推进，国民党逐步走向失败的轨道。1949年前后，大批国民党高层人士选择出走，有去台湾的，有去美国的，也有人散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张国焘最后选择了加拿大，把自己后半生交给了一个寒冷而陌生的国度。

在加拿大期间，他生活并不算宽裕。虽偶有机会在华人圈子或学界写点回忆文字，但影响远不及他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位置。1970年代之后，中国国内开始对那段历史进行系统整理，他的名字再度出现，但更多是作为“反面教材”的一环，而不再被视为“元老”。

1979年，他在加拿大一家养老院去世。有人提到，那年冬天格外冷，这个细节听上去多少带着几分命运的讽刺意味。对于一位曾经掌握过十多万大军、站在中央要职上的人物来说，以这样的方式谢世，确实令人唏嘘。

有历史爱好者指出，如果把张国焘的一生画成一条线，会发现一个很清晰的分界：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是他的上升段；鄂豫皖肃反、红四方面军分裂、长征南下，是走向分岔口的阶段；叛逃国民党，则是彻底滑落。从那以后，不论他在海外如何辩解，史册已经给他贴上“负面形象”的标签。

许世友之所以在晚年仍旧念叨“除了毛主席，没人是他对手”，并不是在替他说话，而是在感慨一个事实：如果没有足够强的政治意志和组织智慧，要驾驭这么一个有资历、有能力、又有极强个人野心的人，几乎不可能。而这种驾驭，不是为了压制谁，而是为了避免革命大局被个人欲望拖进深渊。

回到那句“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这确实是张国焘晚年说过的话。只不过，对他来说，这个“时代”早在1938年被开除党籍时就已经结束。之后的几十年，不过是一段与故土渐行渐远、与历史评价渐行渐远的流亡旅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