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黑郁金香
引言
“赤色闪电战”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事件关注更多,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闪电战”则相对遭到忽视。然而,这场战役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独特、最成功的战略行动之一。以坦克和机械化部队为先导,苏联红军穿越沙漠、沼泽与山脉,在两周内击溃了号称“百万兵力”的日本关东军。
尽管日军在训练和现代化装备方面存在不足,但其部队作战往往极为顽强,苏联红军为这场胜利付出了32000人伤亡的代价。这场战役充分展现了苏联红军作战的特点:以出其不意的突袭和高速度推进,以及由重型坦克部队实施的纵深机动——这些部队运用装甲车辆、编制体系和战术理论,都是在与德国国防军的残酷战争中付出巨大代价发展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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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坦克与步兵协同推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向大兴安岭方向行进时所面对的穿越地域。在苏联红军攻势期间,暴雨与酷热使得坦克搭载步兵和车内乘员苦不堪言。
斯大林曾承诺在德国投降三个月后对日开战。当柏林战役仍在激烈进行时,苏联红军的精锐部队已开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向东调动。自4月起,总计30个师又9个旅逾75万兵力完成转移,5月至7月间更有13.6万节车皮物资运抵远东。至8月,苏联红军已经集结起三个方面军、11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3个航空集团军,共计80个师,拥有超过55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苏联制定的计划堪称“战略性坎尼战役”——实施双重包围:一路从蒙古出击,另一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北进攻,最终在东北平原会师。
坦克与自行火炮在这场进攻中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参战部队包括从欧洲战场调来的久经沙场的坦克军、机械化军,以及战争期间长期驻守远东防范日军的坦克旅。从西线战场调派来的主力部队——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将损毁的坦克留驻欧洲,装备着乌拉尔工厂新生产的T-34坦克和租借法案提供的M4A2谢尔曼坦克投入对日作战。驻远东的坦克旅则混编有T-34及20世纪30年代生产的BT-5、BT-7和T-26坦克。这就使得“八月风暴”行动呈现出独特景象:战前研制的坦克与为击败德军而研发的T-34/85坦克、SU-100和ISU-152自行火炮在同一战场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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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的T-34坦克在推进途中掠过数门76.2毫米师属火炮,推测摄于演习期间。该型火炮及苏联同类自行火炮均采用直瞄射击模式,而非间接火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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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捍卫者”
1. T-26轻型坦克:T-26在其问世时期堪称优秀设计,西班牙国民军更倾向于使用缴获的、配备45毫米主炮的T-26,而非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提供的仅装备机枪的一号坦克与意大利超轻型坦克。在远东,T-26于1938年的哈桑湖战役(即“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的哈拉哈河战役(即诺门坎战役)中首次与日军交锋。图中这辆是部署于1945年的T-26,其特点包括:安装在45毫米K-20主炮上方的头灯、炮塔上配备P-40高射架的7.62毫米捷格加廖夫坦克机枪,以及老式的“晾衣绳”无线电天线。该型号采用20世纪30年代末带有倾斜装甲的炮塔。坦克涂装为标准苏联战时深色防护绿色。战争期间,苏联未采用标准坦克标识,部分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因许多坦克缺乏无线电,使得战术标识效用有限。在整个战争期间,T-26在远东得以保留以监视日本关东军,并且在8月攻势中与更现代化的T-34一起大量投入作战。
2. BT-7快速坦克:BT-5和BT-7与T-26共享相同的45毫米主炮,但后者越野时速仅16公里且旨在支援步兵,而BT“快速坦克”则是为机动突破作战设计的。在公路上,BT系列坦克履带行进时最高时速可达52公里,若使用车轮行进更可达72公里/时。尽管与此时代多数坦克一样因装甲薄弱而易受攻击,BT-5和BT-7在西班牙内战和哈拉哈河战役中表现得极其出色,其45毫米火炮足以轻松应对遭遇的敌军坦克。驻欧洲战区的苏联BT坦克部队在1941年德军进攻中被摧毁,但仍有逾千辆留存于远东战区。为1945年8月攻势,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配属了四个BT坦克营以增强快速坦克力量,另有200辆BT坦克编入坦克第111师,作为外贝加尔方面军的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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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风暴”行动,苏联红军整体战略示意图
战役概述
兵力部署与作战计划
苏联在筹划进攻时面临重大挑战。战区面积广阔——中国东北地区面积达150万平方英里(约388万平方公里),大致相当于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中国东北地形呈天然堡垒之势:东北平原被马蹄形多重屏障环绕,西有蒙古戈壁与大兴安岭,北倚小兴安岭,东接东部的山岳地带。东部河流、针叶林与沼泽地形使得行军困难,所有重要通道均被日军筑垒阵地封锁。苏联红军进攻正值雨季,将面临连绵阴雨与泥泞地形。且由于日本开始显露投降迹象,苏联加速推进计划,进攻方已经无时间实施按部就班的推进。战役一旦启动,斯大林便强令苏联红军部队全力进攻,务必抢在美军可能抵达前巩固战果。
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面对的是一支规模庞大但训练不足、装备低劣的对手。关东军曾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但战争期间逐渐成为其他战区的兵源补充库。1945年初,已有10个师团调回本土参与防御。其中第2战车师团于1944年从中国东北调往菲律宾,第1战车师团则在1945年初调回本土。至1945年8月,驻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关东军共辖31个步兵师团、9个步兵旅团及2个战车旅团,编成第3方面军、第1方面军(相当于西方集团军群)以及独立第4军。另有3个师团和1个旅团驻守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若计入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30万军队,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总兵力达1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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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重型坦克第48团以21辆KV-1坦克支援红旗第1集团军对日军边境防线的进攻。图中这辆KV-1的右侧车体上固定有车辙木(用于在陷入泥泞时自救的辅助设备)。
尽管日军在中国东北时常表现出自杀式的狂热抵抗,但低水平的训练与过时的装备严重制约了其防御能力。关东军31个师团中有26个是当年年初新组建的,许多部队由当地日本殖民者中征召的民兵或拆解整编的残部拼凑而成。装备短缺且陈旧,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极少,更缺乏现代化的反坦克炮。日军内部评估显示,在中国东北的24个师团实际战斗力仅相当于7至8个满编师团,驻朝鲜的7个师团仅相当于2个满编师团。关东军仅下辖第1、第9两个战车旅团,部分步兵师团配属零散战车中队,而四个战车联队中的两个甚至在苏联红军进攻前数日才仓促组建。
日本高层意识到其1945年前的进攻计划已不切实际,转而准备实施迟滞作战,最终计划在中国东北-朝鲜边境构筑大规模防御区——通化要塞区进行固守。然而,这些防御计划因对地形和苏联红军可能进攻路线的错误分析而存在严重缺陷。在西线,关东军认为蒙古戈壁和大兴安岭对大规模部队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屏障。因此,日军第三方面军并未防守那些易守难攻的山口要道。只有西部通铁路的海拉尔和五岔沟两条走廊被视作可行通道,关东军各部署一个步兵师团在筑垒要塞阵地予以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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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内拍摄的SU-100坦克歼击车(左)与其前身SU-85的对比照片,该厂正是SU-100原型车的研发地。相较于被替代的SU-85,SU-100实现了显著提升:其火炮具备远程击穿德军坦克装甲的能力;改进型指挥官观察塔大幅优化战场视野;车顶通风系统的加装也有效改善了主炮射击时的乘员作战环境。
在对德作战中,斯大林及最高统帅部时常会派遣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或朱可夫元帅等代表率领精干参谋团队,在必要时协调多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而在“八月风暴”行动中,由于需要在如此广阔的战区协调三个方面军的行动,苏联红军设立由总参谋长、干练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统率完整的战区司令部。华西列夫斯基将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及所有空中以及海上作战行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外贝加尔方面军集结65万兵力,计划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为先导,从蒙古出击,横穿戈壁沙漠和大兴安岭;梅列茨科夫元帅指挥的远东第1方面军将突破面向苏联滨海地区的日军筑垒要塞地带,与马利诺夫斯基部队会师于东北平原;普尔卡耶夫大将的远东第2方面军则实施以哈尔滨为目标的牵制性进攻,并统辖库页岛北部的第16集团军。苏联太平洋舰队将对千岛群岛、库页岛及朝鲜海岸发起两栖作战。
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外贝加尔方面军将投入战区近半数的总作战力量,以苏联红军最强大的装甲兵团——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为先导,穿越蒙古实施突击。该方面军的最终目标是位于东北平原的长春和奉天(沈阳),距出发线达800公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将跨越被日军认为大兵团无法通行的大兴安岭,发起决定性进攻。在方面军右翼,苏联和蒙古机械化骑兵集群与第17集团军将向南穿越沙漠地带,朝长城方向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区域推进。左翼的第36和39集团军则对驻守海拉尔与五岔沟筑垒要塞阵地的日军实施牵制攻击。外贝加尔方面军所属的第53集团军将会作为第二梯队,在必要时投入战场关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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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珍贵的SU-100坦克歼击车在东线战场公路行军的照片。与大多数的苏制战车相同,其乘员舱空间极为狭窄,且重型火炮导致前部负重轮不堪重负,频发机械故障。
从欧洲调遣至远东的指挥官与部队皆经专门遴选,因其具备对德作战的丰富经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与第53集团军曾穿越喀尔巴阡山脉作战,此次被选定为突破大兴安岭的主力;第39集团军刚参与攻克东普鲁士德军坚固防线,将负责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主攻轴线北侧的日军筑垒要塞地域作战。方面军所属的第17与第36集团军战争期间始终驻守该区域,此次为进攻行动得到了大规模兵力与装备的加强。
梅列茨科夫指挥的远东第1方面军将从苏联滨海边疆区发起第二路钳形攻势。梅列茨科夫曾于1939年与1944年两次指挥苏联红军在卡累利阿地峡的复杂地形中突破芬兰军队防线。该方面军得到了从西线调来的第5集团军的加强——这是一支拥有突破德军防线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老牌部队。红旗第1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将实施主攻,目标直指交通枢纽的重镇牡丹江,穿越林密丘陵和日军筑垒要塞地带,最终与外贝加尔方面军的部队在长春地区会师。第25集团军将向南进攻朝鲜,位于主攻方向北侧的第35集团军则向哈尔滨发起辅助性的进攻。第一梯队各集团军均得到独立坦克旅及九个ISU-152重型自行火炮团的加强,各步兵师配属SU-76M轻型自行火炮营提供直接火力支援。机械化第10军(辖一个坦克旅以及两个机械化旅,共249辆坦克)作为方面军第二梯队的纵深突击力量,待第5集团军和红旗第1集团军突破防线后即投入战斗扩大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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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在东欧战场上的一辆M4A2(76毫米火炮)坦克。苏联对战争初期从西方盟国获得的汽油发动机版谢尔曼坦克评价不高,因而后续要求提供柴油发动机的M4A2型号。从美国接收的4252辆M4A2坦克中,75毫米与76毫米两种火炮型号各占半数。
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的远东第2方面军将发起辅助攻势,以牵制日军北方部队并向哈尔滨推进。该方面军辖下的红旗第2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首先需要突破渡越阿穆尔河(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障碍,随后在沼泽地带展开进攻。远东第2方面军同时统辖驻守北萨哈林岛的第16集团军(负责夺取整个库页岛),以及在堪察加半岛上准备攻占千岛群岛的作战集群。阿穆尔河区舰队将配合向哈尔滨方向的推进行动,太平洋舰队则通过在千岛群岛、萨哈林岛及朝鲜海岸实施小规模两栖登陆,支援普尔卡耶夫所部的作战。
1945年苏联在中国东北的装甲部队同时保留了战争早期与后期的编制装备体系。坦克第61和第111师仍采用1941年机械化军的装备编制,但以外贝加尔方面军独立作战单位的形式保留在战斗序列中。每个师下辖两个坦克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一个混合炮兵反坦克团。截至1945年8月,坦克第61师装备164辆T-34/85坦克,坦克第111师则装备200辆BT-7快速坦克。在8月9日的进攻中,配备T-34坦克的第61师被指定为第39集团军的先遣支队,而第111师则作为方面军直属预备队待命。此外,两个1941年编制的摩托化步兵师——第36师和第57师,也保留在外贝加尔方面军1945年的战斗序列中。这类师编有一个轻型炮兵团、三个摩托化步兵团,另外配属一个装备BT坦克的轻型坦克营。这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在整个战争期间都隶属于外贝加尔方面军第17集团军,此次被配属给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旨在借助其长期在远东地区作战的经验支援装甲部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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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地区的步兵与M4“艾姆查”坦克协同训练场景,可能摄于战前的演习期间。图中可见装备冲锋枪的坦克搭载步兵已下车,正跟随M4坦克向目标推进。战争期间,苏联因需集中几乎所有工业产能生产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弥补对德作战中的惨重损失,并未量产装甲运兵车。这导致苏联红军不得不依赖冲锋枪步兵搭乘坦克行进——在敌方轻武器与炮火下,这种暴露的搭载方式极其危险。
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对抗德国国防军时曾广泛使用独立坦克营,虽然到战争末期这类部队在西线已不常见,但1945年在远东仍保留了十个独立坦克营。一个满编的独立坦克营通常会配备36辆坦克。其中外贝加尔方面军拥有八个这样的独立营。为增强从蒙古方向突击机动速度,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得到了四个独立坦克营的加强。在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南翼作战的第17集团军,配属有坦克第70和第82营提供装甲支援;第36集团军则拥有独立坦克第33和第35营,以支援其步兵部队。此外,独立坦克第178和第678营部署在萨哈林岛(即库页岛),支援远东第2方面军第16集团军的作战。
苏联红军参战的23个独立坦克旅在对关东军的进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根据编制装备,每个坦克旅下辖一个摩托化步兵营和两个坦克营,总兵力约1300人,配备65辆坦克。这些旅还编有轻型反坦克与防空单位,但缺乏间接火炮支援。苏联红军坦克旅战术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运用“坦克搭载步兵”:每辆坦克会分配8至10名来自摩托化步兵营的冲锋枪手乘坐。这种战术能为坦克提供即时步兵支援,尤其在复杂地形中防御敌方接近攻击时至关重要,但搭载步兵往往伤亡惨重。在中国东北担任先遣支队的坦克旅通常还会加强自行火炮以及步兵单位以提升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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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在苏联红军服役的租借法案瓦伦丁坦克。相较于早期的马蒂尔达重型坦克,苏联红军更为看重瓦伦丁坦克优越的机动性——这使其尤其适应苏联的冬季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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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火力支援
1. KV-1重型坦克:1945年,远东苏联红军战斗序列中仍保留着两个装备KV-1的重型坦克团。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时,KV-1与装备76毫米炮的T-34曾令敌军震惊,深刻影响战争进程。这些坦克配备威力强大的76.2毫米火炮,其厚重的装甲使得德军标准37毫米反坦克炮被戏称为“敲门砖”。1942至1944年间,随着双方坦克装甲与火力的升级,KV-1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仍以营级建制保留于近卫重型坦克团(每团编制21辆)。该坦克配备二战典型的同轴机枪与航向机枪,并在炮塔后部增设机枪,用于应对在坦克后部装甲板发起攻击的敌军步兵。
2. ISU-152自行火炮:“八月风暴”行动期间,苏联红军投入的192辆ISU-152自行火炮很可能是在实战中发射炮弹最多的苏制装甲战斗车辆。远东第1方面军在主攻方向上配属了9个近卫重型自行炮兵团(每团编制21辆),通常为每个苏联红军步兵与工兵突击组分配2-3辆152毫米自行火炮,用于攻破日军在边境丘陵林地间星罗棋布的永备工事。基于KV-1S底盘制造的SU-152共生产690辆,其后继型号ISU-152则采用IS斯大林重型坦克系列的底盘。因其152毫米大型榴弹炮能摧毁德军虎式与黑豹坦克,于1943年获得“动物猎手”绰号;在中国东北战场,ISU-152主要使用主炮高爆弹摧毁日军碉堡及其他加固阵地。战役期间拍摄的ISU-152常附着枝叶进行伪装。
跨越沙漠与山脉:外贝加尔方面军的突袭
苏联的进攻在所有战线均达成了战略与战术双重突然性。尽管日军察觉到苏联红军的集结,但苏联红军的战役伪装与欺骗措施有效掩盖了其准备规模。日本情报部门预计苏联红军攻势最早将在9月雨季结束后、且西方增援部队抵达时才会发动。苏联红军精心伪装部队调动,在边境哨所维持日常活动,使得首次突击完全出乎守军意料。苏联红军突击群在暗夜中悄然出击,未进行炮火准备,冒着暴雨迅速夺取了多处日军前沿阵地,许多守军甚至未能完全地进入战位。
外贝加尔方面军的主攻力量是坦克兵上将安德烈·格里戈利耶维奇·克拉夫琴科指挥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该集团军采用独特编制结构——辖两个机械化军与一个坦克军,而非对德作战中常见的以两到三个坦克军为主的重装甲配置。其中近卫坦克第5军和近卫机械化第7军装备T-34/85坦克,近卫机械化第9军则配备M4A2谢尔曼坦克。为增强步兵支援与机动速度,集团军还编入了远东驻军的两个卡车载运摩托化步兵师及四个独立坦克营(共88辆BT-5和BT-7轻型坦克),形成25个坦克营与44个机械化和摩托化步兵营混合编组的独特体系。集团军总装备包括826辆坦克、193辆SU-76M和SU-100自行火炮、188辆其他装甲车辆、6489辆汽车、948辆摩托车以及1150门火炮与迫击炮。由于作战地域的辽阔,苏联红军专门配属一个航空兵师负责侦察主力前方50-1000公里区域,各军另编有加强的摩托车营(配备大功率电台),在分散行军的纵队前方70-80公里实施巡逻并保持通讯联络。在指挥官预见到后勤保障将成重大挑战,因此部队开进时携带了2.5个基数的坦克燃料和3.7个基数的其他车辆燃料。在8月9日攻势发起前,克拉夫琴科的集团军需从铁路终点站实施超过300公里的公路行军才能抵达集结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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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严阵以待准备对日作战的ISU-152自行火炮正面视角,其152毫米榴弹炮的尺寸显得尤为醒目。该车设计用于反坦克与火力支援任务,虽未配备同轴机枪,但设有三个射击孔(其中一个位于前部开启的舱盖上方),可供乘员使用随身武器对外射击。
在对德军的进攻中,坦克集团军历来被置于第二梯队,待步兵和炮兵在敌军防线上打开突破口后再投入以发展战果。由于日军未在大兴安岭设防,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将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部署在第一梯队,以期快速夺取山脉通道。8月9日,坦克部队开始推进,首先面对的是数百公里的沙漠地带,其间面临缺水、流沙和酷热的考验。灼热的阳光对搭载在T-34和M4坦克上的步兵而言尤为严酷。近卫机械化第7军向北推进,近卫机械化第9军及随后的近卫坦克第5军在其南侧60-70公里处并行。各纵队以侦察分队为先导,其后是由加强步兵团和炮兵营的坦克旅组成的强力先遣支队,于8月9日晚抵达大兴安岭山麓。
翻越大山的唯一通道是坡度达30度、弯道急峭且狭窄的山径,集团军配属的工兵部队竭力将其拓至可通行状态。近卫机械化第9军因轮式车辆较多导致油耗偏高,克拉夫琴科遂指令近卫坦克第5军前出领率南路纵队。T-34坦克更宽的履带在碎石山径上展现出更优的机动性,该军仅凭履带车辆实施七小时夜间急行军,翻越40公里山岭。翻越海拔1298米的山口时,近卫机械化第9军不得不动用两辆装甲抢救车——一头充当为“锚定点”,另一头作为“牵引骡子”,用绞盘将谢尔曼坦克逐一牵引下陡坡。北路近卫机械化第7军翻越进程较缓,直至11日深夜才穿出山地区域。10日起持续的降雨使行进更为艰难,对轮式车辆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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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T-38轻型侦察坦克在战前演习中渡河的场景。截至1945年,远东地区共部署有325辆T-38,但这种仅配备机枪的极轻型车辆很可能未参与此次进攻战役。
克拉夫琴科的坦克集团军在攻势发起前三日内已推进350公里。此时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补给线延伸达700公里,暴雨导致兴安岭山道对补给卡车近乎断绝通行。复杂的地形迫使坦克的燃油消耗远超预期——近卫坦克第5军仅剩0.4个基数燃油,近卫机械化第7军剩0.5个基数,近卫机械化第9军则已耗尽。由于集团军多数卡车及补给物资被困于山脉西坡,克拉夫琴科紧急调派第12航空集团军两个运输师的400架飞机,向停滞的纵队空运燃油。这些飞机多为美制C-47的苏联版里苏诺夫Li-2运输机,每日执行160-170架次任务,货舱满载油桶。至8月15日,克拉夫琴科已积蓄了足够燃油,得以组建两个以坦克旅为核心的强力先遣支队恢复进攻,苏联红军各纵队间100公里的缺口由摩托车分队与空中巡逻共同警戒。
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推进几乎未遇日军抵抗,却彻底瓦解了日军的防御体系。关东军原先计划要求部队对西线任何敌军活动实施迟滞袭扰作战后再后撤,但面对苏联红军攻势,第3方面军指挥官擅自下令所属部队撤往奉天地区,以保护军属及东北平原的日本侨民。因此,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遭遇的抵抗仅来自小股分队和空中袭击。8月12日,日军出动184架次战斗机攻击近卫机械化第7军,13日、14日分别追加7架次和29架次,宣称摧毁卡车、火炮以及11辆坦克。而苏方记录显示,仅8月19日遭7架飞机神风特攻时损失两辆M4A2坦克和一辆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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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经过严密伪装的ISU-152自行火炮。苏联红军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掩饰其兵力集结的速度与规模,最终使8月9日的进攻同时达成了战略与战术上的突然性。
当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实施主要突击时,外贝加尔方面军南翼的攻势同样进展迅猛。苏联-蒙古联合骑兵-机械化集群以一个苏联红军骑兵师、四个蒙古师以及一个坦克旅和一个摩托化旅、一个机械化旅和一个蒙古坦克团的兵力发起进攻。苏联红军指挥官在对德的作战中曾使用过类似的骑兵-机械化混合编队,其在普里皮亚季沼泽等复杂地形中已被证明具有重要价值。该集群以坦克和机械化营为核心组建先遣支队,分两路纵队(间距150公里)推进,迅速突破日军边境警戒分队,首日即深入70公里。其左翼的第17集团军同样以坦克第70、第82营为核心组建先遣支队,取得类似战果。两路部队均未遭遇强力抵抗,但在干旱沙漠地形中行进困难。
马利诺夫斯基麾下的第39、36集团军受命在方面军北翼发起进攻,以牵制五岔沟和海拉尔筑垒要塞地域的日军守军。这两个通道均有铁路连接,被关东军视为可能的主攻方向而重兵设防。两支集团军均以坦克单位为核心组建先遣支队,意图迂回包抄守军筑垒要塞地域。第36集团军加强的坦克第205旅于8月9日强行军100公里,夺取海拉尔防线后方的桥梁,当夜从东侧突入城区。该集团军两个步兵军从北面对筑垒要塞地域展开了系统性强攻,尽管日军独立混成第80旅团顽强抵抗,防线最终于8月18日瓦解。第39集团军以一个步兵师牵制五岔沟筑垒地域守军,同时以坦克第61师组成的集团军先遣支队向南实施大范围迂回。该部队首日推进100公里,但急速行军与复杂地形对人员装备造成严重损耗,指挥官遂下令后续每日推进不得超过40-50公里。8月12日,迂回部队转而北上切断日军筑垒地域退路,为第39集团军其他部队继续东进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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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战场上投入作战的苏联红军T-60轻型坦克。这款双人操作的T-60存在着机动性差、装甲薄弱且仅配备20毫米主炮的缺陷,仅在1941-42年间因更优坦克数量不足而短暂服役。截至1945年,远东地区虽保有46辆T-60与T-70坦克,但仅14辆具备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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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攻集结的ISU-152自行火炮群。这些车辆似乎采用了迷彩涂装——这在二战苏联红军装甲车辆中颇为罕见,因其通常仅喷涂标准防护绿色。它们很可能使用了当时偶尔出现的绿、黄、褐三色迷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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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与侦察车辆
1. T-34 T(牵引型)装甲救援车:苏联在二战期间并未专门研制装甲救援车,通常使用S-60拖拉机拖拽受损或故障的坦克,同时通过租借法案获得部分美制M31救援车。一些炮塔严重损毁的T-34坦克经过战场改装——拆除炮塔并焊接装甲板后,被重新部署为装甲救援车。这类改装车常被称为T-34 T(意为牵引车/拖拉机)或T-34 TT。部分车辆似乎加装了小型吊车和绞盘,很可能协助过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穿越大兴安岭的行动,例如曾有车辆通过绞盘将坦克缓降下坡,而另一辆锚定车则提供固定支点。
2. 瓦伦丁Mk IX型坦克:尽管苏联对通过租借法案获得的西方坦克设计多有批评,却认为瓦伦丁坦克实用可靠,尤其欣赏其较早期马蒂尔达坦克更优越的机动性——这在冬季作战中尤为重要。瓦伦丁坦克的生产线在1944年得以延续,完全是为了满足苏联需求,加拿大生产的全部瓦伦丁坦克均用于租借援助。后期型号如Mk IX型配备了6磅(57毫米)主炮,其反装甲性能远超早期搭载40毫米2磅炮的型号,最关键的是能发射对软目标有效的高爆弹。为“八月风暴”行动部署至远东的81辆瓦伦丁坦克,很可能配属于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侦察分队。
穿越筑垒要塞山地与森林:远东第1方面军的攻势
远东第1方面军面临复杂地形和关东军为防御东北平原通道构筑严密筑垒体系。梅列茨科夫的主攻方向位于中部,由红旗第1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负责突破边境防线,夺取关键交通枢纽牡丹江,随后方面军机械化第10军将向奉天(沈阳)和长春方向纵深突击,与外贝加尔方面军会师。关东军的筑垒工事依托崎岖林密丘陵地形,通常以铁丝网和反坦克障碍环绕碉堡、混凝土火力点构成防御阵地,部分更复杂的防御体系包含混凝土火炮阵地和地下掩体,其完善程度常会与马奇诺防线相提并论。
苏联红军原计划以炮火准备和探照灯照明发起进攻,但是攻击当日凌晨的暴雨迫使该计划取消,突击群在雨夜掩护下展开行动。第5集团军得到六个ISU-152自行火炮团(每团21辆)和五个坦克旅(每旅混编T-34营以及T-26与BT营)的加强。据苏联红军军官的计算,该集团军在每公里正面集中30-40辆坦克或自行火炮及200-260门76毫米以上火炮。由步兵、携带炸药与喷火器的工兵以及两辆ISU-152自行火炮组成的诸兵种联合作战突击队,避开主要筑垒地域,专攻防守周边密林丘陵的小型前哨站。首日战斗结束时,第5集团军已经在日军防线撕开35公里宽的缺口,先头部队推进了16-2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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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坦克第5军下辖的近卫坦克第20旅的T-34/85坦克正在穿越大兴安岭山脉。该部队虽能快速通过山口,然而自8月11日开始的暴雨使补给卡车无法跟进。
位于第5集团军北翼的红旗第1集团军面临更险峻的地形。日军认为该区域仅适合小型轻步兵分队活动,因而以前沿地带小队或中队级哨所为支撑,后方较开阔地域配置大队级防御阵地进行防守。该集团军除获得大量工兵加强外,还配属了三个混编T-34-85、T-26和BT-7的坦克旅,以及三个近卫重型自行火炮团(每团21辆ISU-152)。一个拥有21辆KV-1的重型坦克团和各步兵师属SU-76M自行火炮营进一步充实其装甲力量,总计拥有410辆坦克与自行火炮。
为穿越复杂地形,集团军所属六个步兵师各以两到三个团纵队行进,每队由3-5辆T-34/85坦克为先导撞倒树木开辟道路。两个配属的冲锋枪步兵连提供警戒,工兵部队利用倒伏树木铺设简易木排路(宽度约5米)。集团军坦克旅暂留进攻步兵师后方,待推进至边境后方15-20公里的开阔地带时再前出。由步兵排、一两个突击工兵班、两辆坦克或自行火炮、一个反坦克步枪班及一两个喷火器排组成的合成突击群,逐一清剿遭遇的日军小型前哨站。
至8月11日,红旗第1集团军与第5集团军已经突破日军边境筑垒地带,梅列茨科夫下令加速向通往东北平原的门户牡丹江推进。两支集团军均以加强的坦克旅为核心组建强力先遣支队率先突进。红旗第1集团军的坦克第257旅(加强一个自行火炮连、一个自动武器连和一个工兵排)突入日军的后方,直扑第126师团的师团部。缺乏有效反坦克手段的日军组织身捆炸药的敢死队扑向坦克。第257旅在桦林被毁桥梁所阻截,但数小时后伏击了滞留桥边的军用列车。当红旗第1集团军从北面逼近时,第5集团军以坦克第76旅为核心组建的先遣支队(加强两个自动武器步兵营以及装备ISU-152的重型自行火炮第478团)从东翼发起突击。8月12日该部队遭遇日军装甲列车炮火支援下的大队级规模反冲击,最终需得到第5集团军步兵师增援才得以突破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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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152自行火炮在步兵支援下向前推进的后视视角。与绝大多数苏制装甲战斗车辆不同,ISU-152拥有相对宽敞的乘员舱和多种进出舱口。图中可见装填手正从其宽大的双片式舱盖中探身观察,而车长则在前方专注勘察行进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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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推进期间,苏联红军大量投入摩托车营实施战场侦察。摩托车分队常超前坦克与机械化军主力50-70公里实施警戒,其后则由加强旅级部队作为先遣支队跟进。在部队跨越大兴安岭后,各突击轴线间距达70公里,摩托车巡逻队还承担着维系这些分散推进轴线间通信联络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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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伏击战(桦林,1945年8月11日)
红旗第1集团军坦克第257旅在此次战役中组建成效最卓著的先遣支队。该旅在集团军突破边境防线后,受命由北向牡丹江方向挺进。旅长格奥尔基·斯潘捷诺维奇·阿尼希克中校指挥部队与日军第279步兵联队一支大队交战并实施迂回,从仙洞(位于牡丹江市林口县)方向推进继而攻占桦林站,摧毁40座仓库,截获一列敌军运兵火车并成功搜获到燃油补充坦克部队。连续作战与长途奔袭使该旅坦克从初始65辆锐减至19辆,但部队仍继续推进。在苏联红军的坦克部队抵达前,桦林镇铁路桥已被日军炸毁。该旅占据附近高地,对因桥梁损毁而停滞的南下增援牡丹江的军列发起伏击。此役苏联红军宣称摧毁火炮24门、车辆30台、载有弹药的火车车厢30节。随军列同行的日军第135师团的师团长人见与一中将幸免,他率残部泅渡牡丹江逃到牡丹江城中。
由于日军顽强抵抗,梅列茨科夫遂下令第5集团军向南迂回牡丹江,同时红旗第1集团军从北面包抄。坦克第77、第257旅及第1集团军所属步兵师在坦克与自行火炮支援下,组织起步兵、工兵和喷火器分队协同清剿城内残余日军。在最后一批日军被歼灭时,一名日军的联队长在苏联红军目击下发起了决死冲锋并切腹自尽。据守军报告,牡丹江战役中参战六万日军伤亡两万,损失火炮86门、迫击炮18门,并宣称对苏联红军造成七千至一万人伤亡。
远东第1方面军两翼部队亦取得进展。在北翼,第35集团军辖三个步兵师,并以两个坦克旅、一个SU-100自行火炮旅及各步兵师属SU-76M自行火炮营组成166-205辆坦克自行火炮集群。该集团军的进攻因沼泽地形受阻,且遭遇日军虎头要塞核心阵地——该要塞配备240毫米列车炮和置于混凝土掩体内的410毫米榴弹炮,可炮击两座跨境桥梁并可切断西伯利亚铁路。苏联红军步兵在暴雨中几乎未遇抵抗即向前推进(时常因地面淹水而将武器高举过头),但虎头要塞的坚固阵地直至8月20日才被攻克。守军抵抗之顽强堪称是战役之最:围城后期一名被派往传达日本投降消息的俘虏竟遭守军军官以军刀斩杀。苏联红军使用坦克支援的突击群将守军逼入地下掩体,最终以爆破装置和点燃的汽油将其歼灭。在方面军南翼,第25集团军以121辆坦克自行火炮同时向西及西南方向的朝鲜进攻。与梅列茨科夫指挥的方面军其他部队相似,该集团军以突击群冒雨突进,使多数日军边境防御措手不及。在战役首日结束时,该集团军唯一的坦克部队——坦克第259旅已率先向西实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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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进中国东北的T-34/85坦克群。苏联红军广泛运用航空兵在高度分散的坦克军与机械化军之间保持联络,并实施前方侦察。这辆T-34车身涂有爱国标语“为了斯大林”,炮口处看似制退器的物体实为绑缚的防尘罩,用于防止沙尘异物进入炮管。
辅助攻势:远东第2方面军的作战
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的远东第2方面军虽是三个方面军中规模最小的,却承担着广泛任务:其红旗第2集团军和第15集团军需向哈尔滨方向实施辅助进攻,同时第16集团军须夺取库页岛南部。向哈尔滨的进攻因需强渡乌苏里江与阿穆尔河而复杂化。8月9日的暴雨导致河水暴涨,但苏联红军首次渡河未遭抵抗。他们动用阿穆尔河区舰队200艘舰船提供运输与火力支援,迂回包抄日军阵地。步兵第5军的辅助突击因渡河进展缓慢——工兵渡船每次仅能运送两辆T-34或六辆T-26坦克。随着日军开始投降,苏联红军迅速接管目标:先由空降的120名官兵接受哈尔滨守军投降,随后阿穆尔河区舰队溯流疾进300公里,于8月20日与空降部队会合。
在库页岛,苏联红军遭遇激烈抵抗。远东第2方面军第16集团军以步兵第56军向南进攻,得到装备85辆T-26坦克的坦克第214旅支援,独立坦克第178和673营则作为预备队。日军在库页岛约有两万守军和13个机场(但无作战飞机)。苏联红军于8月11日发起攻势,但因进攻通道有限且工事坚固,遭遇顽强抵抗后演变为一系列伤亡惨重的正面强攻。8月16日,苏联红军调整战术:由两辆坦克支援步兵和工兵组成突击群,炮兵则按预定的计划精确打击特定目标。沿海数次小规模两栖登陆打破了僵局,至8月25日,坦克第214旅的坦克已横扫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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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风暴”行动期间推进中的ISU-152自行火炮群。为此次战役东调的九个近卫重型自行炮兵团,支援远东第一方面军穿越崎岖林立的丘陵地带向牡丹江发起的进攻,所有战车均覆满枝叶伪装以实施突击。
侧翼两栖登陆作战行动
苏联缺乏西方盟国那样丰富的两栖登陆作战经验和专用登陆舰艇,其对德两栖行动多为临时筹措。1945年初,美国在阿拉斯加冷湾向苏联移交了180艘小型作战舰艇(包括扫雷舰、猎潜艇、巡逻护卫舰和登陆艇),以增强其对日作战能力。然而太平洋舰队仍然缺乏经以及两栖装甲装备,其登陆行动规模通常较小——在抵抗微弱时能取得成功,遭遇顽强抵抗时则举步维艰。首批登陆部队在朝鲜海岸展开,时值远东第1方面军第25集团军开始进入半岛。海军陆战队的各营作战单位于8月11日和12日成功实施两次未遇抵抗的登陆,但13日在清津的后续登陆遭火力压制。直至15日,苏联红军意识到抵抗强度后,才调遣5000人满编的海军陆战队第113旅增援滩头阵地。清津的敌军最终于次日肃清,第25集团军先头部队当夜攻入该城。随着日本投降生效,苏联红军迅速接管目标并阻止人员撤离日本本土:海军登陆部队于21日占领元山,三日后小股部队机降平壤。三八线以北所有日军很快投降,而美军则于9月8日在半岛南部登陆。
8月18日苏联红军对千岛群岛发起突击。主要战斗发生在占守岛,该岛距堪察加半岛南端仅2.5公里,由8500名守军及第11战车联队(配备39辆九七式中型坦克和25辆九五式轻型坦克)严密设防。苏联红军首波登陆部队遭火力压制,但日军战车联队长池田末男大佐挥动军刀与军旗乘坐领头坦克发起的反击,被苏联红军使用的PTRD-41型14.5毫米反坦克步枪、反坦克炮及RPG-43反坦克手榴弹击溃。苏联红军增援登陆部队后,日军于8月23日投降。其余千岛群岛由苏联红军登陆部队兵不血刃地占领,最后一些岛屿则于9月5日完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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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风格化描绘池田末男大佐率第11战车联队突入占守岛战场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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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坦克——很可能隶属于远东第1或第2方面军——正穿越低矮的灌木丛地带前进。与ISU-152相同,部分苏联红军坦克也携挂枝叶进行伪装推进。
投降与战利品收缴
苏联红军在攻势初期便粉碎了日军的防御计划。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逐渐传开,抵抗开始减弱,但部分部队甚至在接到投降命令后仍负隅顽抗。日本天皇决定投降的广播于8月14日传至日军司令部,但关东军司令官随即撤销了停火令。东京方面于8月17日正式下达安排停火的指令,两日后与苏方谈判确定8月25日为正式投降日。许多地区的日军部队在25日前已停止作战,但仍有顽固分子抵抗至九月份。斯大林于8月23日宣布战役结束,而日本的正式投降仪式于9月2日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
随着日军抵抗逐渐瓦解,苏联红军迅速抢占东北平原的战略目标。8月18日至19日,一系列连级规模的机降行动控制了哈尔滨、奉天(沈阳)和长春的机场,以阻止日军的撤退或销毁物资。马利诺夫斯基命令因燃油短缺而队形松散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从前沿两个先遣支队坦克旅中各抽调一个营抢占长春和奉天。由于地形被雨水浸透,近卫坦克第5军和机械化第9军的部队沿高架铁路路基向奉天推进——T-34坦克可跨轨行驶,但车体较窄的谢尔曼坦克只得单侧履带压着枕木行进,悬挂系统因震动严重受损。8月20日,坦克部队与空降夺取奉天机场的分队会合,机械化第7军的分队于次日抵达长春。8月22日,小股空降分队抵达旅顺港和大连,同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坦克通过铁路输送抵达。斯大林亲自指示由近卫坦克第5军(而非近卫机械化第9军)接管港口,以确保使用苏联制造的T-34坦克(而非租借法案的谢尔曼)收复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港口。在南线,苏联-蒙古机械化骑兵集群以仪式性方式穿越长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建立了联系。
苏联红军素有保留老旧装备转为储备的传统(如IS-2坦克炮塔在远东用作海岸防御直至20世纪90年代),但1947年莫斯科决定处理该地区的20世纪30年代的坦克(包括T-26和BT系列)。每种型号仅保留两辆用于博物馆陈列,其余皆拆解或改装为民用拖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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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与天气是苏联红军在“八月风暴”行动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图中可见,覆满伪装枝叶的ISU-152自行火炮正在涉水通过障碍。尽管车体沉重,这些ISU-152仍为红旗第1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提供了有效火力支援,协助其突破日军边境防线并向牡丹江方向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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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与地形是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2方面军面临的主要障碍。图中可见,在纵队穿行林区地形时,一辆T-34坦克的后甲板上额外捆扎着备用油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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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死突击队”围攻苏联红军坦克
当红旗第1集团军从北面向牡丹江推进时,第5集团军正从东面发起进攻。8月14日,隶属于第5集团军的坦克第210旅和步兵第63师所部,向日军第126步兵师团的师团部发起突击。日军一支来自辎重部队的自杀小队,身携炸药扑向苏联坦克,据称摧毁了五辆。此场景描绘了在日军自杀突击队员试图接近目标时,苏联坦克搭载步兵一边开火一边跃下坦克的战斗瞬间。日军军官在战后的记述中坦言,由于现有的反坦克炮和火炮无法阻止苏联的坦克,他们不得不依靠自杀小队进行攻击——苏联红军称之为“敢死突击队”。据记载,日军至少还尝试过一次用神风特攻机撞击苏联红军坦克纵队的行动。此役中,苏联红军的坦克因敌军直接攻击而损失相对较少,大量损毁实则源于机械故障与恶劣的地形。
战役分析
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攻势堪称运用压倒性力量和快速机械化突击的典范。苏联红军成功实现了战役与战术层面的突然性:远东第1方面军突破筑垒要塞地域,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坦克部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短短数日内就彻底瓦解了关东军的防御计划。苏联红军坦克与自行火炮翻越日军认为不可逾越的山脉、沼泽与密林丘陵。集团军、军、师级指挥员展现出高度主动性与创造力——指挥坦克在密林丘陵中开辟道路,与江河水上部队密切协同作战,空运燃料补给部队,甚至在日军防线崩溃时将坦克装载于缴获的铁路平板车上以夺取关键的目标。日军部队仍负隅顽抗,让苏联红军付出32000人伤亡的代价,在虎头等筑垒要塞地域死守至全军覆没,并对苏联红军坦克发动多次自杀式攻击。
苏联红军根据地形与任务特点精心组织各部队的编制装备。外贝加尔方面军编有唯一的集团军级坦克机械化集群,配备额外运输工具及配属航空兵师,以保障其长途奔袭的能力。面对日军坚固筑垒要塞地域的第36、39集团军及远东第1方面军,则加强工兵以及炮兵力量,其中远东第1方面军集中苏联红军全部ISU-152重型自行火炮团。多数集团军还额外配属工兵部队,以克服沼泽、河流等复杂地形,并修筑新道路保障部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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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4坦克满载步兵,正为突击行动做最后准备。苏联红军为维持进攻势头,投入所有可用的装甲战斗车辆运载部队。
由于高度重视机动战而非静态作战,坦克部队成为战役核心,以坦克和自行火炮单位为核心的先遣支队在进攻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些支队编成灵活:集团军级先遣支队通常由加强自行火炮团及一至两个冲锋枪步兵营的坦克旅组成。他们深入敌军后方制造混乱,摧毁敌指挥所与后勤设施,夺取桥梁等关键目标。当敌军未察觉其存在时,先遣支队坦克可造成重大杀伤,例如红旗第1集团军加强坦克第257旅曾伏击歼灭两列军运列车。尽管在流动战况中效果显著,但先遣支队在海拉尔、牡丹江等地遭遇坚固防御时仍会受阻,需待后续步兵师方发起全面强攻。
鉴于日军装甲力量薄弱,支援步兵成为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的坦克与自行火炮部队的主要任务。即便是20世纪30年代制造的T-26与BT-5和BT-7坦克,其45毫米主炮也具备良好的高爆弹杀伤能力,不过它们与SU-76M自行火炮同样仅能防护轻武器射击。无论是装备76毫米还是85毫米炮的T-34坦克,其装甲几乎能抵御日军所有火力,且主炮对软目标或防御工事具有优异的高爆弹效能。步兵支援中最卓越的装甲力量当属ISU-152自行火炮,其九个团全部配属给远东第1方面军,用于突击东部日军筑垒要塞地域。重型装甲与152毫米榴弹炮的结合形成毁灭性打击,红旗第1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的步兵-工兵突击队通常配备两辆ISU-152提供火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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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76毫米主炮的T-34坦克正穿行于战役期间苏联红军多支部队曾经面临的干旱地带。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发现,多辆坦克密集行驶时,其总重量会压垮地表硬壳,导致坦克陷进下层软沙中;因此各部在推进时改为分散队形前进。
日军坦克、反坦克战术和战役行动
战后日军指挥官承认,无法有效对抗苏联红军的装甲部队是其在“八月风暴”行动中的致命弱点。数量有限的九七式中型坦克与九五式轻型坦克仅能与苏联红军T-26、BT系列坦克相抗衡,在装备76毫米炮的T-34等苏联后期坦克与自行火炮面前则完全处于劣势。8月12日牡丹江附近罕见的坦克交战中,日军临时编组的九五式轻坦克中队(9辆)遭遇大规模T-34部队,损失三辆后撤退且未能造成对方损失。日军两个战车旅团被留置在东北平原预备队位置,始终未能与苏联红军交战,投降后共369辆坦克被俘。千岛群岛占守岛上的第11战车联队是日军唯一参战的主力装甲部队,但其21辆九五式与九七式坦克均毁于苏联红军反坦克炮、步枪与手榴弹。
日军37毫米反坦克炮可击穿T-26与BT-5和BT-7的轻装甲,但是面对激战最烈的远东第1方面军使用的重型坦克及ISU-152自行火炮则完全无效。战后日军军官回忆,我们曾经命中坦克第257旅的T-34坦克却因缺乏穿甲弹而无可奈何,令人愤懑。日军被迫采用步兵自杀攻击,由士兵身负炸药扑向坦克车底。这种被苏联红军称为“敢死突击队”的攻击在牡丹江战斗中曾对T-34得手,但多数攻击者被射杀,且据记载有些炸药当量过小,即便成功引爆也无法摧毁目标。
SU-76M在战役中的损失率反映出日军反装甲能力的局限。这种轻装甲自行火炮在边境地带和牡丹江战役中被大量使用,参战的952辆中有146辆列为损失,但仅20辆毁于敌军攻击,其余皆因地形或机械故障损毁。在这146辆损失车辆中,仅15辆彻底报废,其余均修复后重返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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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76毫米主炮的T-34坦克在远东地区行进,车上载有随行支援的坦克搭载步兵。T-34凭借其宽大履带和500马力的强劲发动机,拥有出色的机动性能——这在“八月风暴”行动期间至关重要,因为苏联红军需要穿越沙漠、山脉以及覆盖着针叶林的崎岖丘陵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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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第2方面军装备的T-34/85坦克。该型号于1943年首次投入战场,配备了威力更强的85毫米主炮,并采用可容纳三名乘员的炮塔。专职炮手的设置使车长能够专注于指挥车辆机动与火力协调,显著提升了战场态势感知与坦克作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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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战坦克
1. T-34-85坦克:这辆T-34-85隶属于远东第1方面军下辖的某个独立坦克旅。在红旗第1集团军的纵队行进中,T-34坦克负责在前方推倒树木,由随行的工兵部队利用这些木材铺设简易圆木路面。当苏联红军突破边境复杂地形后,各坦克旅会配属冲锋枪步兵与自行火炮团,组成先遣支队,向组织涣散的日军防线纵深突击,直指牡丹江市。尽管苏联红军坦克并未采用统一的战术标识,但战区司令有时会下令使用部队特有标记,如图所示这辆T-34。战时苏联红军坦克也常涂写爱国标语,在“八月风暴”行动中,标语内容多围绕胜利与斯大林。此车侧装甲上便写有“斯大林与我们同在——胜利与我们同在”。
2. M4A2(76毫米火炮)坦克,近卫机械化第9军近卫坦克第46旅:苏联时期的历史记述常轻描淡写地对待租借法案坦克的作用,但即便在T-34产能充足后,苏联红军仍保留着数个完全装备美制谢尔曼坦克的建制单位。隶属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近卫机械化第9军就装备了250辆M4A2谢尔曼,车组人员昵称其为"艾姆查"。该军官兵将磨损的坦克留在东欧,于蒙古集结地域接收了崭新的租借谢尔曼。虽然美制坦克通常比苏制坦克的可靠性更高,但谢尔曼在中国东北战场却举步维艰:其油耗率高于T-34,且因履带较窄,在复杂的地形中通行更为困难。租借装备往往保留原有的橄榄绿色涂装,不会重新喷涂苏制深绿色。炮塔上的数字是部队特有标识,这辆隶属于近卫机械化第9军近卫坦克第46旅的谢尔曼摄于1945年布拉格。目前尚不确定该部队在向中国东北进军时是否使用了类似标识。
战后余波
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攻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亚洲规模最大的装甲行动,其引发的地缘战略变化影响延续至今。虽然军事态势与美军原子弹轰炸对日本决策的影响程度仍是史学界争论焦点,但日本关东军的溃败确实促使日本决定投降。苏联红军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将缴获的日军装备移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助力其在1949年战胜国民党部队。而苏联对朝鲜北部的占领催生了附庸政权,该政权于1950年进攻韩国,导致半岛分裂至今。而由于缺乏正式和平条约,日本对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主权声索仍是日俄之间的悬案。
此役的经验深刻影响了苏联数十年的军事建设。1946年苏联红军的师级编制调整时,将在中国东北战场临时应用的编制模式固定为常设建制,随后全面实现地面部队机械化。1960年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军事著作中对这场战役战术、战役与战略层面的研究激增。军事理论家将其视作实现“战争初期”战略目标的典范,强调突袭效果、主力集中于关键轴线,以及保持高速持续推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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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苏联红军损失极为惨重,折损坦克逾两万辆。至1942年,虽仍在对抗德军的作战中使用的BT系列坦克已寥寥无几,但仍有超千辆BT-5与BT-7坦克部署于远东地区,以防范日本可能采取的进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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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后期型号的T-26坦克,配备倾斜式炮塔装甲与“晾衣绳”无线电天线。1940年生产的部分T-26已改用更现代的鞭状天线。该车未配备某些版本中用于防御步兵后方攻击的后射机枪。
除战略启示外,苏联学者还深入研究了战役对炮兵、步兵、工兵、航空兵以及装甲兵建设的启示。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被置于第一攻击梯队的创举(时属首次),因其能立即瓦解敌军防御计划而被奉为成功范例。该集团军以两个机械化军与一个坦克军为骨干,并加强摩托化步兵第36和第57师的编组模式,形成真正的诸兵种联合作战能力,成为后续苏联红军合成集团军的范本。同样,为其他进攻部队配属坦克先遣支队的做法,也因能维持进攻的势头、实施纵深打击粉碎敌防御而备受推崇。
“八月风暴”行动还改变了西方对苏联军力的认知轨迹。冷战初期,西方对苏联红军的印象深受德国将领回忆录影响,认为其战术僵化、仅靠数量优势取胜。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分析家开始借助苏联史料,认识到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期间已经实现质的飞跃——在大兵团战略指挥和战役实施层面变得更为灵活精熟。戴维·格兰茨中校于1986年对“八月风暴”行动的研究正是这股学术复兴浪潮的组成部分,其著作重点阐释了苏联红军在此役中展现的灵活性、主动性与大胆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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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哈拉哈河战役中参战的苏联BT-7 1937年型坦克,此战役见证了苏联和日本坦克的首次大规模交锋。当时数个装备BT坦克的旅构成苏联红军装甲主力,而各步兵师属坦克营仅配属少量T-26坦克。在未来成为一代名将并晋升为元帅军衔的朱可夫指挥下,苏联红军实施多重包围战术,重创日军并全歼其数个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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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火力支援
1. SU-76M自行火炮:图为涂装标准深绿色的SU-76M自行火炮。截至1945年,苏联红军在远东共装备952辆SU-76M自行火炮,主要编入独立自行火炮营直属步兵师提供直接支援,部分配属坦克军与机械化军下属的轻型自行炮兵团。该型车虽装甲薄弱且战斗舱防护不足,但若运用得当,仍能为进攻步兵提供有效火力支援。尽管1944-45年间其76.2毫米火炮对德军后期装甲车辆反效能有限,但在中国东北战场应对日军薄弱的九四式、九七式坦克仍能游刃有余。此次战役中,SU-76M凭借轻量化车身实现的优越机动性,不仅能穿越复杂地形,更常搭载步兵全速突进,有效保障了苏联红军进攻节奏。
2. SU-100坦克歼击车:随着T-34/85坦克大规模投入对德作战,SU-85逐渐失去其存在价值,苏联红军遂加速研发大口径坦克歼击车。采用SU-85底盘但是换装100毫米火炮的原型车仅用18天即完成设计。至战争末期,大量SU-100投入战场,其火炮可以击穿几乎所有德军坦克装甲。但100毫米炮的沉重炮身导致车体前部超载,引发诸多机械故障。1945年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部署262辆SU-100,然其鲜有参战记录——显然日军没有任何装甲目标需要动用100毫米反坦克炮。与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制装甲车辆相同,SU-100后被广泛出口至华约盟国及其他地区,特别是曾经参与埃及军队在1956年、1967年对以色列的作战,直至2015-16年也门内战期间仍有其身影出现。
Hiestand, William E., Soviet Tanks in Manchuria 1945: The Red Army's ruthless last blitzkrieg of World War II, Osprey Publishing,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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