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吴富善探望叶剑英，得知老首长身体健康：我永远听从您指挥

1976年2月的北京，天气还带着寒意。城里关于一条消息的议论，悄悄蔓延开来——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叶剑英因病休养，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一句“生病期间”，立刻牵动起许多老战友的心。电话、书信，从各个方向飞向叶剑英的办公室，语气里既有担忧，也有试探：到底病得重不重？还能不能撑得住？

工作人员的答复其实很实在。叶剑英当时已年过七十，身体有一些老年人常见的毛病，但谈不上大病。医护人员建议他到外地好好休养，他却迟迟不肯离开北京，一如既往地惦记着军委的工作。对外界来说，“生病”两个字显得有些悬，对熟悉他的人来说，这种“放心不下”，倒是太符合他的性子。

有意思的是，越是这样实事求是的解释，反而越让一些老部下放不下心。电话里说得再明白，不如亲眼看一眼。很快，就有人决定，干脆到家里去，面对面地确认一下。

一个冬夜，一辆吉普车悄然停在叶剑英家门前。车门“吱呀”一声拉开，一个熟悉的身影下车进门。叶剑英抬眼一看，不禁笑着站了起来——来人正是时任空军副司令员的吴富善，这位当年在江西吉安与他结下革命缘分的老战友。

“叶帅，听说您病了，不放心，得亲自来看看。”吴富善略带湖北口音的话，既朴实，又透着真诚。

叶剑英打量着这位比自己小一轮多一点的老将军，精神矍铄，步伐稳健，心里也跟着松弛下来。两位历经风雨的将领面对面坐下，话题很快从身体状况，绕回到将近半个世纪之前的南昌、吉安、广州那些燃烧的年月。

一、吉安相识：左派将领与青工领袖

时间要往回拨到1926年。那一年，中国大革命正处在高潮期，北伐尚未全面展开，东征的余温还没有散去。年轻的叶剑英刚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几年，已在粤军中崭露头角，成为备受瞩目的高级军官。那时他三十岁出头，个子高瘦，常穿中山装，很少穿军服，言谈举止儒雅，却带着军人的干练。

在国民党内部，他被公认是鲜明的“左派”。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不仅口头赞成，更愿意在实际工作中维护。对那些一心想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的右派，他打心眼里厌恶。也正因此，叶剑英渐渐成为右派阵营眼中的“刺”，但在进步力量中，却口碑极好。

1926年夏，北伐战争打响。蒋介石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任命叶剑英为中路军第一军总预备队参谋长。在这支队伍里，他一面尽职尽责地完成军事任务，一面观察着国民党内部政治路线的分裂。蒋介石虽然对他相当器重，甚至破例允许他佩枪进办公室，但在叶剑英看来，这种个人信任掩盖不了政治立场上的日渐对立。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北伐前后，叶剑英奉命率部进驻江西吉安，组建所谓“新编第二师”。这支部队的成分极为复杂，大部分军官出自黄埔军校，其中又有不少是中共党员或同情者。叶剑英对这些底细了然于胸，却没有去清洗、排斥，相反，他在部队中严格纪律，强调“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在当地民众间赢得了好口碑。

也正是在吉安，年轻的工运骨干吴富善注意到了这位“特别”的师长。当时的吴富善，还只是吉安县青工学徒联合会副委员长兼武装自卫队队长，活跃在工人运动最前线。他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形象：不摆官架子，说话平和，做事干净利落，对革命和群众都十分尊重。

多年以后，吴富善回忆起那段岁月，还忍不住感慨：“他那时候为人和蔼可亲，思想进步，是个左派。”有意思的是，当时两人都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却本能地站到了同一条路上。

1927年4月12日，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消息传到江西，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叶剑英没有犹豫，他通电讨蒋，公开表示反对蒋介石背叛革命，态度十分坚决。他说得很直白：“不能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师长的‘巴掌’，我就跟他走。我反对蒋介石，是靠我对革命的认识。”

这番举动，在新编第二师内部激起轩然大波。右派军官与地方反动势力串联起来，企图捣乱，左派军官和进步士兵则悄悄团结起来，酝酿武装起义。叶剑英在这种压力下，很快离开吉安，但在他动身前，二师的左派骨干以“为师长祝寿”为名，在后花园秘密集会，筹划暴动。

5月6日，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对外通电讨蒋。5月13日，二师官兵联同吉安工农群众，发动武装暴动。吴富善带领青工学徒武装参与其中，还出席了在中山广场举行的军民联欢大会。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迅速镇压，吉安暴动最终失败，不少同志牺牲，革命力量被迫转入地下。

从交往次数看，吴富善和叶剑英那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太多，却很快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信任。一个是左派军官，一个是工人领袖，在风云变幻的吉安，彼此都看到了对方身上的那股“真革命”的劲头。

二、从武汉到广州：入党、起义与再度南下

吉安风云暂歇，革命的舞台转移到长江流域。1927年夏，叶剑英由南昌赴武汉，参加国民会议。这时的武汉，表面上仍然是大革命中心之一，内部矛盾却已经异常尖锐。

在武汉，叶剑英再遇老友李世安。这位曾在广东梅县任教的中学教师，是中共党员，思想坚定，眼光敏锐。两人在梅县共事时就十分熟悉，此番相聚，谈话自然绕不过对时局的分析和对道路的选择。叶剑英此时已经痛感旧式军阀政治的腐败，也更加认定中国的出路在于革命，更在于一个有纪律、有理论的政党。

张发奎、黄琪翔等人，在武汉一度摆出“左派”的姿态。他们欢迎叶剑英到第四军任职，想把这位在粤军名声不小的军官拉到自己一边。第四军中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较多，思想空气较为进步，叶剑英在其中接触到更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时间节点很关键。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被捕、被杀，大革命迅速陷入低潮。叶剑英下定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却一时间找不到可靠的组织渠道。公开身份的党员，他多半不熟；熟悉的党员，又难以联系上。

在这种局面下，一些曾经的“左派”开始考虑赴苏联留学或者外出“寻找出路”。叶剑英也曾短暂犹豫，但很快意识到，中国的革命终归要在中国进行，不能指望绕开这片土地。于是，他请李世安帮助介绍入党。

李世安非常慎重。他清楚，叶剑英是国民党军中的高级军官，即使已经通电反蒋，要在基层组织层层讨论，风险不小。于是，他直接把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叶剑英并不陌生，多次合作和接触让他对这位青年军官有足够了解，评价很明确：“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1927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同一时期，党中央确定了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陆续被提上日程。

叶剑英并未直接参加南昌起义指挥，但在前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察觉到汪精卫意图暗害贺龙、叶挺，冒着极大危险去提醒和商议对策。起义之后，他又尽力劝阻张发奎追击起义部队，为保留革命力量做了不少幕后工作。

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遭到强敌围追堵截，部队伤亡严重，形势一度极其严峻。叶剑英则在另一条线上积蓄力量。1927年8月上旬，他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提议扩编警卫团，并建议由共产党员梁秉枢担任团长。这支教导团和警卫团，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重要武装力量之一。

同年秋天，国民党反动统治愈发血腥。武汉政府所辖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南撤回广州，与桂系军阀争夺地盘。为准备即将到来的广州起义，叶剑英率教导团南下，再一次途径江西吉安。

此时的吉安，已是另一番景象。8月6日，当地国民党驻军发动“八六”事变，逮捕了吉安县总工会委员长梁一清等人，不少党员和群众遭到杀害。许多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八七会议之后，江西省委在吉安设立四个区委，准备新的武装暴动，气氛压抑却未沉寂。

叶剑英带着教导团短暂停留，身份虽然对外仍保密，但吉安的革命群众普遍知道他是坚定的左派，对他心怀信任。他没有停留太久，却在交谈、布置和鼓励中，给地下组织带去一股“不会就此完结”的力量。吴富善等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叶剑英有了第二次交集。

不久之后，吉安党组织先后领导了东固暴动、延福暴动、官田暴动。规模不算宏大，武器也谈不上精良，却成功在当地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并将参加暴动的队伍整编为工农革命军。正是这些看似“小”的起点，为后来赣西南根据地、中央苏区和湘赣边根据地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南下之后，叶剑英于1927年12月11日参加广州起义。教导团和警卫团，加上工人赤卫队，总共也就五千余人，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军。起义虽然最后失败，却让共产党在南方保留了一批骨干武装。有的部队北上，汇入朱德、陈毅领导的队伍，一起上了井冈山；有的留在当地，为百色起义等斗争积累经验。

1928年冬，叶剑英受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在莫斯科进一步系统研究军事理论和革命经验。1930年下半年，他回到国内，投入土地革命战争，先后在红军中担任要职，成为红军时期的重要军事领导人之一，与早年吉安、武汉的那位年轻军官相比，肩上的担子更重，视野也更开阔了。

相较之下，吴富善的道路稍晚一些，但同样曲折。1930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担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特务连政治委员、师直属机关政治处主任、红一军团第七师十九团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参加了长征。可以说，从吉安暴动，到湘鄂赣、到长征，他一步步走入革命核心战场。

多年以后，当吴富善在北京叶剑英家里提起1927年教导团南下路过吉安的情景，两人都不免有些感慨。

“那时有多困难啊，吉安暴动失败，我们都转入地下，只能偷偷来见你。”吴富善带着笑意，却不避当年的艰难。

叶剑英沉吟了一下，点点头：“记得，怎么能忘呢？”短短一句话，背后是太多牺牲和波折，不必再展开。

三、从开国战将到空军奠基者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轨迹又在不同层面交织起来。一个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共和国元帅级的军事家；一个成为资历深厚、以作风扎实著称的开国中将。

1949年初，毛泽东在北平香山接见解放军高级将领时，一眼认出了吴富善：“你是吴富善，我知道，知道。”这种“我知道”，既是对他长期战斗经历的肯定，也说明他在党内军内早已不是无名之辈。

建国之初，南方大城市的局势复杂。广州解放后，社会秩序还带着旧时代的影子，各种潜在势力交织在一起。吴富善被任命为广州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广州军管会委员，负责治安工作，压力不小。他与公安、地方机关协同，着手整顿治安、安置旧军警、肃清遗留势力，使广州很快走出混乱状态，转入稳步恢复和建设阶段。这一段工作，看似不如战场冲锋显眼，却极为关键。

1951年4月，吴富善调任中南军区空军副政委。也从这时起，他和“空军”这两个字结下近三十年的缘分。新中国空军起步很晚，基础薄弱，既缺人才，也缺经验。朝鲜战场上空战的硝烟，让全军都意识到“制空权”的重要性。吴富善在空军政治工作、干部培养、部队作风建设方面，下了极大功夫。

不得不说，他的履历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红军时期的长征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作战经验，使他非常清楚“地面兵种思维”有多顽固，又理解空军这种新军种需要怎样的精神支撑。他经常强调，飞行员固然要技术过硬，但意志和作风同样重要。

1955年9月，授衔时他被定为中将军衔，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一众开国中将中，他的资历算是相当老的。毛泽东后来到武汉视察，再次见到他时，依然一眼认出：“你是原44军政委，吴富善。”这种记忆，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他在重大战役中的存在感。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吴富善长期在中南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任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老将军身上少了些锋芒，多了股耐力。他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在为制度建设和干部队伍打基础，对普通人来说不易直观感受到，却实实在在改变了空军的面貌。

1975年，他调到北京，出任空军副司令员，并兼任空军学院院长，亲自抓空军人才培养。这个阶段，我军逐步向现代化国防建设转型，飞行技术、雷达电子、指挥体系等多个领域，都急需成体系的人才。吴富善在干部选拔、教育体系设置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为后续空军的发展留下了一批骨干。

1982年，年近七十的他卸任空军副司令员，退出现役，转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他已不在现役，不再授衔，但获得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以表彰他长期为军队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从吉安的青工学徒，到空军的奠基者，这条路走得并不轻松，却极具代表性。

与此同时，叶剑英的历史角色早已为人熟知。自土地革命时期起，他先后参与和指挥多次重要战役，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周旋；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全国战略部署，为关键决策提供重要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防和外交等领域承担重要责任，在多次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特殊作用。

到了1970年代中期，叶剑英已经是老一辈革命家中极受尊重的一员。他对大局的把握、对稳定的珍惜，外界多有评价，在这里不必展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许多老部队出身的将领眼中，他既是“师长”，也是可以托付的“主心骨”。

四、1976年的那次探望：军礼背后的信任

回到1976年2月的那个夜晚。北京的寒风在窗外掠过，屋里却因为两位老战友的重逢而多了些暖意。聊起身体状况、大局形势之后，话题自然转到了当年的吉安、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那时，有多困难啊。”吴富善说，“吉安暴动失败，我们都转入地下，只能偷偷地见你。”

叶剑英听着，神情里带着一丝追忆，也带着几分淡然：“记得，怎么能忘呢？”短短一句，不见夸饰，却把几十年的阴晴冷暖压在了心底。

那一代人之间的感情，很少用华丽的语言表达。更多时候，只是通过一种姿态，一句简单的话，甚至一个眼神来传递。夜色渐深，吴富善看着精神尚佳的叶剑英，心里逐渐放松下来。他清楚，这位当年的“革命师长”，虽然年事已高，却并未被病痛击垮。

临别时，吴富善站起身，特意整理了一下衣襟，面向叶剑英，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动作干净利落，带着军人一贯的坚决。

“您还是当年的革命师长，”他开口，“还是我们最信赖的老帅，我永远听从您的指挥。”

这句话，不是客套，也不是简单的回忆，而是一种态度。对过去几十年共同经历的战火岁月，是一种致敬；对今后国家走向的信任，也是一个表态。对很多老战士来说，叶剑英不仅仅是曾经在吉安出现过的“左派师长”，更是那个关键时刻总能站稳立场的人。

有意思的是，两人之间真正面对面的接触，其实并不算频繁。早年在吉安的几次见面，之后是各自奔赴战场、各自担负重任。新中国成立后，吴富善在中南、在广州、在空军系统忙碌，叶剑英在更高层面处理国防和国家事务。直到1975年吴富善调任空军副司令员到北京，两人才有了更多登门拜访、互通消息的机会。

吴富善对叶剑英的探望，并非一次随意的串门，而是老部下对老首长健康和精神状态的确认。中央“一号文件”发出后，外界关于叶剑英“生病”的议论难免有各种猜测。吴富善选择走这一趟，既出于关心，也出于对整体局势的敏感。

在那次探望里，病情本身反而变成了次要话题。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共同回顾早年革命历程时，那种毫不做作的默契：对蒋介石反革命政变的判断，对国民党道路的否定，对中国共产党选择的坚定。几十年过后再看，当年的那几次抉择，非常关键。正是靠着这些选择，他们才一步步走到了1976年的北京，坐在同一间屋子里，谈起当年的南昌、吉安和广州。

从某种意义上说，吴富善的那句“我永远听从您的指挥”，不仅是出于对个人的敬重，更是对一条历史道路的认同。叶剑英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条从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走来的革命路线。老一代将领对这条路线的信服，源自亲身经历，而不是书本上的口号。

1976年的中国，已经站在另一个转折点上。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说，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与国家的走向密切相关。叶剑英在这一时期所承担的责任，已有众多研究和记载，在这里无须重复。对吴富善而言，这次登门探望，是将个人记忆与国家命运再一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刻。

离开叶剑英家时，夜色已深。吉普车重新发动，缓缓驶出胡同。车里坐着的，是一位从青工武装到红军政委、从地面部队到空军副司令员的老将军。他身后，是几十年风雨洗礼的道路；他心中那句“听从指挥”，并非今日才生出的念头，而是从1926年、1927年起，在吉安、在南昌、在武汉、在广州，一点点形成的信念。

老一辈革命者的经历，也许并不惊心动魄到每一页都能写成传奇，却在关键节点上，始终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核心：在生死关头，在成败难料的时候，站在什么位置，跟谁走，与谁并肩。叶剑英和吴富善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交往，恰好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