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黛 | 寻找往事里的母亲

文 | 陈黛

我的母亲去世于2020年12月12日，是在东北寒冷的冬天里难得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在一片慌乱中，不知道将面对的是什么，对其后几年给我的影响毫无准备。

2026年2月8日，是母亲农历生日，如果她还健在，正是90岁高龄。5年多来，时间和回忆在反反复复地相互拉扯，思念和痛苦并存在每一时每一刻，这种痛并不仅在于失去，而是在失去之后要面对的每个细节和点点滴滴，她的气味，声音，喜好和每个本应该有她的情景，时时刻刻袭击着我。

陶渊明诗说：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待我到了这个年龄，回顾母亲的一生时发现，我没有真正理解过她，我自责在很多细节上对她的忽略。在异常难捱的5年痛苦期后才发现，医治痛苦的良药并不是时间，而是反思，是接纳，是理解，是对生存的尊重。如此，怀念和爱都变得平和释然，母亲赐予给我的除了生命和世界，更多是让我感受到对生的珍惜和对爱的理解。

母亲的大学梦

莫言在他的文章里回忆他的母亲时，记得她坐在梨树下用棒槌捶打也才的情景，一边辛苦劳作一边哼唱着一支小曲。

他写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我也同样有过这样的疑惑。她曾经经历过什么？于是，母亲离开后的转年夏天，我和姐姐以及哈尔滨的表姐等一同去了她的老家以及她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

母亲的老家在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的通榆县，这是一个盐碱地区域，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历史长达34年，我在这个县城出生。从通榆县驱车40公里去往东北方向的八面乡，1970年我的父母一起被下放到此，母亲在当地的八面小学教书，父亲在邮电局，其后被借调到那个年代的特有机构“武装部”工作。

八面乡如今人口已经不足1万人。如同大多数东北的乡镇一样，随着年轻人的离开，只有一些老人还生活于此，哪怕是乡里最繁华的街道也充满着荒凉和寂寥。

我的一个远房表哥带着我们，凭着他的记忆找到了当年的学校位置。学校的围墙还在，早已是高危状态，围墙后面是一个垃圾处理站。围墙内还遗留着一片“工”字形砖房教室，多数砖从中断裂，砖房外墙上还能隐约看到当年的标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50多年过去了，我们不知道还能找到什么痕迹。

我仿佛看到50多年前的母亲站在黑板前的样子，她30出头，梳着短发，她一笔一划地在黑板上写着板书，粉笔灰落在她的身上，手指被染成白色，她的短发上星星点点。在寒冷的冬季，下着鹅毛大雪，迎着冰冻刺骨的北风，她要去学校生炉子，准备学生早自习，一定很辛苦吧？

思绪中，正在整理垃圾的两位男士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说起母亲曾经在这里教书的时间，年长一些的男士走了过来。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文淑兰。”

“是文老师吗？她教过我啊！”

我站在他对面，突然间感觉呼吸困难，突如其来的惊诧，居然这么巧这么快就遇到了见过母亲的人，她的学生！

我像记者一样，一连串问了他很多个问题，我母亲当时什么样子？她教你什么课？她对学生是很和善还是很严厉？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

也许是过了太长时间了，他并不能回忆起太多细节，他记得的就是短头发，讲课声音很大，说话很清楚，最后，他讪讪地笑着说：“我那时候不爱学习，家里农活多，经常不来上学。”

“那你怎么一下子就能想起来她教过你呢？”

“因为那时候没有几个老师，文老师是下放来的，听说还是大学生，我当然记得！”

确切地说，我母亲是中专生，是省内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

学生时代的母亲

我小的时候，周围亲戚邻居家的女主人都是不工作的，在家做饭做家务养猪养鸡养鸭照顾孩子。我家是少有的父母都有工作的家庭，这意味着母亲在工作之余还要和其他家庭女主人一样承担繁重的家务。

我父亲是大学毕业因为支援三线而到东北，成为少有的大学生之一。父亲也做过几年教师，辗转数地，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还会写漂亮的钢笔字和毛笔字，很快调到政府部门。

父亲的记事本里写于1956年的文字

在老家时候，父母对我们的学习紧盯得近乎苛刻，“考大学”是他们认为的唯一出路。母亲每次鼓励我们时，会突然落寞，说起来她当年考上了一个西安的学校，能去读大学，我外婆不希望女孩子走那么远，最终她选择了离家里只有几十公里的师范学校只读了中专。

离开了八面小学。我们沿着乡里唯一的主街，见到一个特别的存在——在诸多现代品牌如“农夫山泉”、“公牛”中间，有点格格不入的“八面供销社”。

八面供销社

供销社的门楣上漆着“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房屋已经明显下沉，拉开门要往下迈出深深的一步才算进来，这里流通的商品仍然保留着多年前的风格，带有“喜”字的床单被套、粗布印花床单、保温杯、搪瓷缸、带提手的塑料暖水壶，让我们在寻亲之旅中仿佛回到了八十年代。

店主姓刘，在这里土生土长从未离开过。我们聊到他就读过的八面小学，刚一提到我母亲的名字，他拍了一下大腿，立刻站起来，兴奋地挥舞着双手：“你是文老师的孩子？她教过我呀，我一直记得她！”

老刘62岁，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52年前的文老师。他向我们描述了当年的母亲：

“我们学校也就几十个学生，还不固定，时常就有人不念了，所以老师要教好几个年级好几个班，有时候把几个不同班的同学凑一起。”

“你妈妈语文数学体育，什么都教，她还教我们打篮球打乒乓球。”

“我们那时候都喜欢听你妈讲课，她不光讲书本上的内容，还给我们讲其他的，她知识很丰富。”

“她走了之后，我们就不爱去上学了。”

我问起课本以外，她还讲的“其他的”是什么，他挠挠头，“大致就是寓言故事、名著之类的，对了，她教语文时跟我们讲过《红楼梦》。”

我的思绪一下子被带回小时候，母亲拿着大部头书给我讲《红楼梦》、《水浒传》的时刻，她大声朗读着诗词，我听得一知半解，时而走神。

就像美国诗人玛雅·安杰卢曾说的那样：人们会忘记你说过的话，忘记你做过的事，但永远不会忘记你带给他们的感受。

是的，母亲做到了。

母亲的逆境

母亲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她曾经引以为傲的是，她是当年学校里最早被评定为高级教师的。因为常年站着讲课的缘故，她的两个小腿出现了严重的静脉曲张，红色青色的血管交错在一起，根根毕现，老年时候严重影响了她走路。她去治疗过几次就不再去了，坚持说这是老毛病治不好了。

父母结束下放后，回到吉林省通榆县工作。1983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的缘故，我们搬到100多公里外的地级市“白城”，这个城市与内蒙相邻，曾经有个美丽的蒙语名字“查干浩特”（蒙语意思是“白色的城”），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这里有县城里没有的公园，公园里有鸵鸟骆驼鹦鹉麋鹿等，让我大开眼界。如今，这里是仙鹤的故乡，被称为“鹤乡”。

事实上，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意味着艰难再次开始。

因为工作调动，母亲进入白城市一座小学继续她的教师生涯。与以往不同的是，她此前的成绩和得过的荣誉都化为零，在这里要重新开始。

学校把每个年级以学生成绩来分班，有“尖子班”、“中间班”和“差生班”。外地过来的母亲被分为“差生班”的班主任。

那几年，父亲经常加班和出差，母亲每天回来都是筋疲力尽，嘶哑着嗓子。有一次，我听到母亲忧虑地和父亲说，她教的差生班，如果一个都考不上重点初中可怎么办，她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我不记得父亲怎么劝慰她。

之后，她开始早来晚走加班加点。夏季她四点多起床，一边备课一边给我们准备早饭；在学校的一天，她经常拖堂，给学生布置繁重的作业，还要课后给她认为的好苗子开小灶补课；她回来得很晚，一边批改自己带回来的试卷和作业，一边监督我们的作业；检查我们作业后，又给我们修改和补课。就这样日复一日。

彼时，我从县城转学到白城的小学，也被分到全年级最差的班级。因为这里是提前半年教完小学课程，最后半年用于复习和模拟考试，我在转学中突然少了半年学习课本时间，以往一直品学兼优的我，常常对着试卷感到无助，对着窗外发呆，胡乱涂鸦。

那时候的我并不懂得诸如“梅花香尽苦寒来”这些道理，最终母亲和我都收获了回报。母亲执教的差班有三个考入了重点初中，我和班里另一个同学也进了重点初中，我和母亲的学生成了同学。

多年后的今天，我才意识到，母亲和我都曾经处于那么一个同样焦虑、同样感到压力和不公平的时期，只是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心理共鸣，更没有交流过这种感受，只有默默忍受。

那个时期，在一个边远贫困的小地方，对于苦难、艰辛、贫穷以及不公，大家的选择都是理所当然地接纳，没有抱怨，也没有太多憧憬，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没有想象过一、二十年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母亲的从容淡然

母亲离开的那个上午，我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想亲吻她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亲吻过她——同样，她也没有亲吻过我，从我记事以来。

事实上，作为母女来说，我们并不是太亲近的。在老家的十几年，读书和生活的压力，母亲为工作和家庭的忙碌和辛苦，以及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从未被打开过感情的阀门，让我们之间的亲近和感情交流成为奢侈和羞耻，甚至于我们都不曾告知过对方“我爱你”。

从读大学离开家，再到工作以后，为了苍茫的前程，为了大城市里俗气又必需的物质，为了虚无又确实存在的认可和荣耀，总是在奔走，每一次短暂几天的相聚后都是长达数月的离别，两地和心灵的距离，越来越远。

就像李宗盛歌里唱的那样：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地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

在回忆母亲的诸多往事时，我知道了她曾经有过大学梦，她曾经爱好广泛，又好强又坚强，她曾经心向诗和远方，我又很疑惑于她为什么很少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遗憾，甚至很少有喜怒哀乐，在众人眼中她一直是一个从容淡然的人。

忙着翻越山丘的我，自然无法理解一直安静、从容而淡然的母亲。

我离开家在北京读书的四年里，只收到过她一封信，这是在父亲有事无法致信给我时才由母亲亲自提笔。而每次离别，都是在家门口打招呼告别，连一个拥抱都没有过。

在工作期间，每次给她打电话，我们只是闲聊些我在哪里，在做什么，她今天做了什么吃了什么等日常话题。她从不过问我的工作、收入、感情、悲喜，而我问及她有什么需求，她的回答永远都是没有需求，不用惦念，不用回来。

晚年时的母亲，有她很固定的作息和生活内容：一日三餐的安排，每天几次散步，每天固定看的电视节目和电视连续剧，和亲朋好友的固定聚会和问候等等。有时候我打来电话，常常感觉打扰了她这些必修课而感到不合时宜。

母亲也会有主动社交。每年的教师节，她会邀请多年前的老同事老朋友、同一个小区里结识的老教师们，隆重地请他们吃饭，那一天的母亲很开心很骄傲。

每年春节前，她会拿出她用了多年的本子，上面有通讯录，有人情世故往来的记账。她一个个打电话给她的兄弟姐妹远亲近邻，帮助过她的人，她的老领导等，直到她去世前，她仍然保留着用座机打电话的习惯，给她买的手机成了摆设。我们每每跟她说现在大家都不打电话都用微信了，她坚持说打电话更正式一些。

不用微信，不用网络支付，这样的母亲，我们从来都不担心她会遇到网络诈骗。

母亲的伤痛

除了贫穷、劳累，我的母亲还经历过两次绝症后的重生。

第一次是1975年，她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重症——切除右肾。在这之前，她先后患了肺结核和肾结核，都是当年的绝症，在小地方医疗条件匮乏的情况下，她被判定无药可治。无奈中，她请了长期病假去哈尔滨投奔我的大舅。

我的大舅是军人，曾经在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几经生死，是一位备受尊重的离休老干部。母亲在哈尔滨进行了70多天的治疗，大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为她找抗生素和进口药，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获得了进行手术的时间窗口。

右肾切除给母亲留下了一条30多厘米的触目惊心的伤口。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会好奇地问她为什么有这么一条奇怪的东西。

这段经历她很少提及。晚年时，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某年某月她在什么医院被判定什么情况，做了什么检查什么治疗，我问她记忆最深刻的是情节，我以为会是获得救治机会的惊喜，或是手术后醒来的瞬间，她笑着说：“我要上火车回家，我惦记你们啊，站台上很多人，每走一步，伤口都抻着我疼的不行，好担心上不去火车，毕竟那时候才出院一个星期！”

2010年，母亲在家里突发心梗，血压脉搏骤降为零。我的姐夫很快赶到，他是一位专业外科医生，判断为心梗后，他用很专业的方式将母亲抬上车，送往他所在的医院进行了最快时间的抢救。几天后，母亲从ICU出来转危为安。

父亲在病危之时，她每天去探望，父亲离去前一天母亲却没去，她说下大雪，我们接送她去医院路上不安全。当天夜里父亲离去，其后在殡仪馆停留的两日以及葬礼，母亲都没有去。父亲去世后，她很少提及，甚至没有去过安葬父亲的墓地。当然，我们考虑她做过心脏支架，也不希望她伤心和情绪激动。

我曾经问母亲当时的心情，她说，她不想面对生离死别的场面，殡仪馆和墓地她更不想去，去了也没啥意义。“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不见，不想，就放下了。”她淡然地说，脸上平静如斯。

母亲离去前的夜里，她突然说她感到很冷，很害怕，再询问几句她就摇摇头不再做声。坚强淡然一生的母亲，那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助，难得地向我们求救，而我们却爱莫能助。

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她多年来使用的记事本，翻到很早很早前的一页，那一页只有一句话：1988年某月某日，今天，我的母亲去世了，享年79岁。我看着这句话，如同当年的母亲一样，泪如雨下。

母亲的愿望

母亲曾经有过的大学梦，一直心存遗憾；她曾经为事业打拼，付出过辛苦，遭遇过诸多不平；她在年轻的时候经历了重病，起死回生；她和今天在世间打拼的我们一样，有过挣扎有过绝望，哭过，笑过，为生活操劳，为子女担忧，为未来忧愁。只是她一直表现得从容淡定，没有过抱怨，甚至没有需求。

晚年的母亲提过两次她的需求，因为她长期无欲无求的状态，有了需求，让我们欣喜不已。

2017年春节我们团聚在老家时，母亲羡慕地说起邻居从江南旅游回来的所见所闻，对于长期行走在外的我们来说没有太多感触。她再次说起时我们才意识到她的渴望。

春天后，她从白城到了北京，从北京去杭州，一路向北，开启了到上海、苏州、无锡、南京、青岛等地，长达一个多月的行程。同行的还有照顾她多年的张姐和我的外甥女，母亲腿部多年的静脉曲张使她不能长时间走路游览，大多景区都是租个轮椅推着她看遍风景。

到每个地方，外滩、断桥、苏堤春晓、玄武湖、苏州博物馆、瘦西湖等，她说起曾经看过的书，了解过当地的故事时都津津有味，沉醉不已。

2017年7月作者和母亲

2019年夏天，应她的要求，我们开车去哈尔滨看望她的大嫂（我的大舅母）。多年里，她一直难忘在她重病时曾经到哈尔滨治疗，她的大哥大嫂给与她的帮助和照顾，每每为曾给他们添麻烦而感到歉意。此时，母亲的兄弟姐妹以及同辈的姑表亲中她只有大舅母这一位亲人。

大舅母大她两岁，她的娘家和我母亲的娘家同在通榆县，还是前后院的街坊，她们从小相识并一起上学。2019年6月29日，两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见面，相识于80年前的她们重逢了！

母亲和她大嫂（右）

母亲没有和我们住酒店，而是住在大舅母家，她们聊天到夜里3点多。那时候，大舅母已经患癌症多年，一直在化疗，为了迎接母亲，提前打了止痛药，坚持着陪她的弟妹。

离开之际，大舅母送我们从楼下到小区门口再到路上，和母亲抱了又抱，恋恋不舍。

从哈尔滨回去的路上，母亲非常开心，一路上跟我们聊着多年前的往事。与大舅母的见面唤醒了母亲的很多回忆，关于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和家乡。我们都为这趟出行感到欣慰，觉得母亲身体还很硬朗，像这样的快乐出行，我们可以随时安排。

事实上，从哈尔滨离开后，转年12月份母亲离世，大舅母在2022年6月也离开人世，这是她最后一次快乐之旅。

母亲赐予我们的

母亲离开后，我再也没有回老家过春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期待放假，每到节日，我甚至要主动远离过节的喧闹气氛，让自己平淡地过完普普通通的一天。

几年前的诗词大会上，主持人朗读了一首让我泪目的诗：

残门锈锁久不开，灰砖小径敷干苔。

无名枯草侵满院，一股心酸入喉来。

忽忆当年高堂在，也曾灶前烧锅台。

恍觉如今只形影，家中无人诉情怀。

在母亲离开的几年中，偶尔回到老家时，诗里的感伤如此真实清晰。

我想起多年前，清早外面的叫卖声，电视机开着她早起必看的戏曲频道，父母在厨房和面擀皮包饺子，时而放声交谈，时而又突然降低音量怕吵醒我。我总是醒来后赖床到他们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时才起来刷牙。

母亲走后，家里再没开过火。家里还保留着她的所有物件，用了多年的铝饭盒、她的老花镜、针线板、麻将机，她珍存多年从没使用过的被单、棉被、花布、毛巾，她用缝纫机给我们做的鞋垫……

我在她居住的小区，走她散步走过的路，在她曾经纳凉的亭子里停留，在她和邻居聊天的地方静坐。这些都在，记忆也在，只是她真的不在了。

2025年高考结束后，按照惯例，网友们都要用高考作文题目来比拼一下文采，一位农民工大叔执笔的《我的母亲》，以“坟头青草黄了又青”表达绵长思念，用“扛不动水泥就挨着母亲坟头躺下”道尽世间沧桑。

母亲走的时候才五十出头，是累病的。如今她的坟就在村边，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包。每次回村，我总要去那儿站站，跟她说说话。我在城里干了大半辈子苦力，扛水泥、扎钢筋、爬脚手架，手上肩上全是老茧，累是真累。可想想母亲当年端那口大铁锅的劲儿，想想她冻得发抖还咬牙撑到天亮的样子，我这力气就又上来了。母亲没享过福，可她教会我的就是这骨子里的硬气和对家的担当。我得把您撑起来的这个家接着撑下去，撑稳当。

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就像我的念想一样，一年年总也断不了。我已经当了爸爸，也已经当了爷爷，但我已经三十多年没叫过妈妈了。我想着，等哪天我扛不动水泥了，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没准那时候我再叫妈妈，她就能听见了。

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与天下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很平凡地度过一生，她们刚毅、隐忍、淡然、从容、坚强、沉默，她们曾经有过理想，有过热爱，有过很多没有实现的愿望，她们没有抱怨，没有需求，她们赐予了我们世界，赐予了我们最伟大的爱。

就像王菲的歌里唱的那样：

世界赐予我拥有

也赐予我回敬

赐我小小一扇窗

也赐予我屋顶

赐我一个名

又渐渐长大的年龄

母亲离去后的几年里，我逐渐明白，我其实没有真正理解过她，哪怕我们曾经有过感同身受，也没有彼此陪伴，彼此治愈。今天，除了用思念去回忆她，用文字去记录她，用感恩去回报她，我更想大声告诉她：我永远爱你！

作者简介：

陈黛，前媒体人，曾经担任过《第一财经日报》高级记者、《时代周报》编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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