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一武汉女大学生被老师追问，是否跟黑人留学生发生过关系

2002年，一个武汉女大学生被老师追问，是否跟黑人留学生发生过关系。女生羞愤不已当即否认，未曾想，老师竟然告知她的黑人男友是一个艾滋病患者。
女孩叫朱力亚，大三学生，成绩优秀，形象干净。
在那天之前，她以为自己的秘密藏得够深，从未在同学面前表露过多少情绪，连恋爱都悄无声息地进行。
可那场无声对话改变了一切，艾滋病，黑人男友，性行为……每个词汇她都想逃避，偏偏没一个能绕过去。
重新回顾朱力亚的病例，不只是“个体的不幸”，它刺穿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许多层保护膜。
艾滋病、性教育、跨文化恋爱，对于2002年的公众和大学校园来说，几乎是禁区。
在那个年代，大学校园正面临剧烈变化，网络的兴起让外界的文化快速涌入。
许多来自非洲、东欧甚至拉美的留学生，开始进入中国的高等院校深造或者交换，政府层面鼓励国际交流，校内外也更频繁地出现多元面孔。
朱力亚遇见马浪，是在学校附近的音像店，当时的DV光盘尚流行，他曾用并不标准的中文问她：“这个，是武侠？”
她一笑，从此搭上了频繁往来的列车，马浪说他来自巴哈马，说他暂时未婚，说他的父母都是外交官，那些言辞并不高明，但足够让一个22岁的女大学生动心。
武汉当时已经集聚了不少海外留学生，部分高校甚至开始设立专门的“外籍生接待指导员”来缓和文化摩擦、模拟国外教学体系的细节。
然而对于“性健康管理”，却几乎没有体制内的回应或教育。
朱力亚就在这种结构性空洞中，选择用情至深，她在日记中写过：“我以为我能够改变他，他对我的笑让我相信一切都是未来的一部分。”
马浪常常生病，早期她以为是饮食不习惯，但次数多了，她也开始追问，他总以“太热”、“压力大”搪塞，真正炸裂的那天，是校方突然介入。
“他失踪了。”这是辅导员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马浪没返回寝室，也没上课，电话从那天起变成空号。
几天后，武汉疾控中心联系学校，称一外籍学生确诊HIV阳性，而他的活动轨迹包括校内及校外多人际交往，涉及若干异性接触，调查名单中，她赫然在列。
被约谈时，她一度懵了，起初极力否认任何实质性交往，一个人哭在教室的楼梯口。
但几天后，她在疾控中心的初步筛查结果中呈阳性，次检仍然如此，身体开始疲乏、夜间盗汗，她开始避开人群，扔掉牙刷，和宿舍集体调班。
不久后，朱力亚成为中国首位自愿公开身份的在校艾滋病感染者，通过《南方人物周刊》的深度专访，她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发声。
对比联合国2023年的报告，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3900万，新增130万，年轻人（15-24岁）的感染率超过30%。
中国，这个纯洁二字一度被教科书深植进教育体制的国度，青少年感染者正以每年数千人的速度上升。
据2023年“中国疾控中心年报”，学生类新增感染者达1.2万人，平均感染者年龄约19.9岁，且男性占比逐年走高。
但数字再多，也敌不过一声女孩深夜的哭嚎。
“我该怎么告诉爸妈，我连恋爱都没有勇敢去谈完，他们就知道我这个女儿早晚活不到毕业。”
朱力亚的身份公开引发巨大震动，有人支持，称她是“前所未有的勇气者”；有人怒骂，说她不知廉耻，还有人说她是“国耻”。
她休学一年，试图隐姓埋名地回乡治疗，但她所在城市的医院拒绝接诊，一位医生直接对她说：“我们没有条件治疗你这种病。”
不得已，她又返回武汉，在地方疾控中心的门诊，每周吃药，每月检测，副作用使得她体重暴跌12斤，不得不剃去大部分头发。
2004年末，她出版《艾滋女生日记》，其中写道：“你以为人生会是研究论文、旅游和青春，然后，它突然变成针头、病程和标签。”
她也走上讲台，从武汉大学的小型座谈会开始，到北京、广州、成都各地高校，累计走访87所学校，讲述“一个女孩的亲身警示录”。
她不再化妆，也不遮掩手上的注射痕迹，她的演讲中，不再讲马浪，也不再提族群，只反复强调：“防护，让你活下来。”
2006年，武汉另一所高校亦爆出类似事件，某非洲国家留学生被查出艾滋病毒阳性，牵涉8名中国女学生，其中3人二检阳性。
舆论高压一度要求“强制检测国外生”，却引发“种族歧视”反弹。
跨国恋的现实，是文化差异+隐瞒+性教育缺位，这三者凑在一起，便有可能引爆悲剧。
而类朱力亚的遭遇，并不是对个体恋情的评判，而是对公共教育和体制反应的拷问。
朱力亚没有最后赢得那场抗争，她自杀未遂，后来因艾滋相关肺部感染恶化不治而亡。
临终前她问医生，“还有人像我这样吗？”
医生说，“很多，但你是第一个让我们开始思考制度的人。”
她的离世并未熄灭影响，2010年起，教育部发布《高校艾滋病防控指南》，首次明确要求将“安全性行为教育”纳入高校新生教育内容。
2020年，已有超过63%的高校设立“防艾宣传岗”。
她曾到访的校园，如今逐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系统、提供HIV快速自检包，但做到完全覆盖，仍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