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最后一任张天师“仙逝”，道教内部因继承人吵成一团

1969年，对于道教来说并不好过。台湾台北，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病榻上气息微弱，床边的人还在小声商量“继承”的事。老人轻轻摆了摆手，却已经没有力气再多说一句。几个小时后，消息传开：第六十三代张天师张恩溥“仙逝”。道教延续千余年的天师世系，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推上了风口浪尖。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视线往前往后稍微拉长一点，会发现整件事并不是孤立存在。道教从东汉张道陵起家，到龙虎山天师府香火不断，再到蒋介石仓促退守台湾，再联到后来内地茅山、龙虎山的新变化，前后一串细节连起来，能看出一条颇值得玩味的脉络。

中国传统宗教格局里，道教从来不是配角。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唐以后逐渐壮大，但在隋唐、北宋之前，道教在民间和朝廷中的地位，一点也不逊色。只不过，道家是哲学，道教是宗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真正意义上的道教教团，形成于东汉晚期，张道陵在蜀地立五斗米道，自称“天师”，自此天师道世系代代相传。

到了后来，全真派在北方兴起，王重阳开宗立派，武当山、龙虎山、茅山这些名字，一点点和道教捆绑在一起。大体说来，全真偏重清修内炼，正一派则延续张天师一脉，以符箓科仪见长。龙虎山的张天师，是正一天师道的领袖，既是宗教象征，又是文化符号。千多年下来，“天师”两个字，早已不是一个简单头衔。

张恩溥，正是这一长串世系中第六十三代的传人，也是很多人眼中“最后一任正统张天师”。

一、从龙虎山到台湾：被带走的天师与失落的法器

时间往回拧到抗战时期。那时候的张恩溥，还稳稳待在江西鹰潭龙虎山上清镇的天师府里。正一派的香火、科仪、传度，都绕着这座山展开。战火逼近时，龙虎山也没能置身事外，道士们避难、分散，天师府一度冷清，却没有断绝传承。

抗战结束后，局势稍稳。张恩溥下山来到上海，开始试着用近代城市的方式来推广道教。在上海民政部门的支持下，上海市道教协会挂牌成立，他频繁参加活动，与社会各界接触，这一步走出龙虎山，也把他和国民党高层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少。

解放战争到了尾声，1949年前后，局面已很明朗。蒋介石准备退守台湾时，并没有只想着军队和黄金。他对文化符号同样上心。孔德成——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长孙，出现在名单上；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重要活佛章嘉，也被安排在撤退队伍里。第三个，就是张天师张恩溥。

对于蒋介石而言，这三位身上都有超出个人的意义，分别代表儒、佛、道三个重要传统。带走他们，一方面有政治考量，一方面也有延续文化血脉的意味。对张恩溥来说，这却是一次几乎没有选择余地的“动身”。

那是一次非常仓促的离开。天师府祖传法器、文献、印信，多数还在龙虎山。张恩溥没时间细细清点，身边亲属弟子也只带走了部分。道门里最重要的那几件法器——阳平治都功印、传箓宝剑和符箓，其中就有在这场匆忙之中不知所终的。对于道教内部来说，这并非单纯的物件损失，而是关乎“正统”的凭证。不得不说，这一环，为后面的纷争埋下了隐患。

到了台湾之后，情况出现了一点反差。张恩溥虽然是被迫离开大陆，但在台湾却受到礼遇。蒋介石支持成立道教会，为道教活动开了不少方便之门。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逐渐恢复，道教借着社会氛围，在岛内发展得相当兴旺。庙宇增加，信众增多，“张天师”这个名字在台湾社会的知名度，也随之水涨船高。

然而，命运并没有给这位老天师太长的缓冲时间。六十年代中期，他最看重的长子张允贤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打击即便对普通家庭来说都很难承受，何况是将其视作天师继承人、从小重点培养的儿子。

知情人回忆，当时张恩溥整个人像是瞬间瘦了一圈。年纪本就偏大，再加上丧子的重创，身体很快每况愈下。到了1969年，他病情恶化，在台湾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离世时没有留下明确遗嘱，尤其在“谁来接天师位”这一点上，完全没有交代清楚。

按照道教传统，张天师的继承，有严格的家族规矩：优先嫡长子，其次按长幼顺序，基本都在张家血脉内部选择。同时，新任天师继位时，必须接受前代传下的法器象征权柄，其中就包括那枚阳平治都功印。这一次，长子已亡，法器多件失落，使得一套原本清晰的制度，突然变得模糊。

张恩溥去世后，道教会先是按礼制为他办理后事。等丧事告一段落，摆在众人桌面上的，就是继承问题。天师之位不能一直空着，然而一条条旧规矩对照下来，却发现很难做到稳妥周全。

二、“谁来当天师”：血脉、名分和一枚神秘的印

照张家的传统，张恩溥的二儿子是顺位人选。道教会几位负责人专程去做工作，希望他能继任天师。结果一见面，大家就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这位二公子从小对道教兴趣淡薄，更倾向科学和现代教育。张恩溥过去也没有在道学上重点栽培他，平日里接触教务较少。在众人劝说时，他的态度也很干脆，大意就是：“不想当，也不适合当。”说得很明白，几轮沟通下来，仍是断然拒绝。

天师之位悬而未决，道教会内部压力越来越大。有人提出折中方案：既然直系儿子一方走不通，不如看张门旁支里有没有合适人选。这个时候，一个名字被反复提起——张源先。

张源先是张恩溥的堂侄。小时候就随天师在龙虎山、后来在台湾身边，学习经箓科仪，对道教传统和教务都极为熟悉。性格爽快，做事干练，在教内评价不错。生前，张恩溥也常把具体事务交由他打理，有时候还当众吩咐：“这些事你多费些心思去办。”

对于支持者来说，这种“平时的信任”本身就是一种认可。但反对声音同样不小。一派人坚持血统和嫡系原则，认为堂侄毕竟不是直系，“名分不正”。再加上缺少完整的法器交接，仅凭一些口头嘱托，很难服众。

在台湾道教会内部，那段时间争论非常激烈。会议上气氛紧绷，谁也不肯轻易退让。一边强调传统规制，一边强调现实需要。说到激动处，引经据典、搬出祖制，各种说法层出不穷。站在旁边的小道士看着那群平日里寡言清修的老道长吵得面红耳赤，有人形容“简直像闹市口吵架，只是用的全是典故和术语”。

最终，两边各让一步，达成一个折中方案：让张源先担任“代理天师”，不立为正式第六十四代，但在事实上主持道教会的全部事务。这样一来，既保留了将来再择嫡系继承人的余地，又解决了眼前的权责问题。

从1971年起，张源先以“代理天师”身份，成为台湾道教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没有举行正式继任仪式，但在现实运作中，已经具备了天师的威信。道教会的日常事务、对外交流、宗教活动，多由他总揽。从时间长度看，他管理台湾道教事务大约三十多年，确实称得上“实际上的天师”。

随着两岸关系在八十年代以后逐渐出现缓和迹象，宗教文化交流也慢慢展开。张源先多次以“台湾道教代表”的名义来大陆参加活动，走访道观、参与研讨，对两岸民间信仰的沟通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点，不少研究宗教史的人都提到过，评价还算积极。

正当大家以为争议已经在“代理天师”的安排中被消化掉，2008年，一件看似突发的小事，又把多年前埋下的隐线扯了出来。

这一年，一个名叫张美良的人突然站出来，自称是张恩溥的儿子。他不仅有口头声明，还展示了一件重磅“证物”——一枚方形印鉴，上面刻着“阳平治都功印”几个小字。

这枚印的出现，在道教会内部掀起了不小的震动。许多老道士此前从未亲眼见过真迹，但根据传说和文字记载，阳平治都功印一直是张天师传承中的核心法器象征之一。“失而复得”的戏剧性，让不少人心里一动。支持者很快找到了理由：既然是“亲生儿子”，又有象征权柄的印信，那“正统天师”的名分似乎就说得过去。

站在另一边的人却不买账。有人质疑印鉴真伪，有人怀疑其身世真实性。代理天师阵营当然不会轻易交出多年来建立的权威。会议里，争吵声再度此起彼伏。

就算这样，张美良的势头还是一度压过了对方。张源先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2008年10月，他去世在家中。这一下，连“代理天师”这层缓冲也没有了。新的继任人选，怎么都要提上议程。

照表面逻辑看，这个时候，张美良几乎是最有机会站上天师之位的人。他开始筹备继任仪式，内心十分笃定。就在仪式相关程序陆续推开时，一位张家老人站出来，把局面彻底扭转。

这位老人名叫张道祯。按辈分，他算张家的“长辈”，和张恩溥虽已出五服，但确有血缘关系。张道祯当众揭开一个关键细节：张美良原名胡美良，是张恩溥妻子前一段婚姻中的儿子，后来更姓改名，并非张恩溥亲生。也就是说，从传统意义上讲，他只能算继子，没有张家血脉。

这一说法一出，场面顿时陷入混乱。张美良坚决否认，坚持强调自己“有印在手”，反指张道祯“造谣”。双方在公开场合争执，道教会的人被迫介入调查。

调查的过程颇为曲折，涉及户籍、旧档案以及当地熟人的回忆。最后得到的结论，与张道祯说法一致：胡美良确实并非张恩溥亲生，而是随母改姓。至于那枚阳平治都功印，真伪仍难以定论。按很多老道士的判断，那枚印更可能遗落在大陆，流入台湾的可能性并不大。

继承关系、印鉴归属、血脉正统，这三样关键因素没有一个能让所有人都信服。更棘手的是，张道祯自己也提出了颇为强势的主张——既然他是真正张家血脉，而且辈分更高，那么由他来继任天师，似乎更合“祖制”。

这个说法在会内并没有获得多数支持。许多人认为，他与张恩溥年代、生活圈相距太远，而且长期并不在核心教务中活动；贸然立他为天师，很难真正凝聚人心。讨论多轮，依旧没有统一意见。会众在僵持中散去，各自为阵。

张道祯没有等来集体认可，最后选择了一条“自立”的路子，在道观里自己举行了天师继任仪式。形式上，他完成了步骤；实际承认他的道士和信众却很有限。就这样，“第六十四代天师”的名号，在台湾变得模糊起来。公共层面，越来越难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答案。

遗憾的是，从这之后，台湾部分道教场所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走样倾向。有些人打着“张天师嫡传”的旗号，自立门户、收徒敛财，借祖宗名头做生意。普通信众难以辨别，往往被各种说法绕得团团转。原本讲究“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一套修行理念，被过度消费，偏离了早年天师道讲究的节制与修身。

站在外部视角看，有一种颇耐人寻味的巧合：易经有六十四卦，天师世系在张恩溥这一代停在“六十三”。有的道士私下感叹“人事再周全，也难算尽”，多少带着一点无奈。无论这种说法是否牵强，有一点倒是比较清楚——在许多学者眼里，龙虎山正一天师道真正意义上的“正统”，基本止于第六十三代。

三、内地道教的新局面：一个茅山道士和一个龙虎山后人

如果只盯着台湾的这段纠纷，很容易以为道教从此走向衰落。可时间线稍微拉回大陆，可以看到另一幅图景。六十年代以后，尤其新中国成立之后，道教在内地并没有断线，而是在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摸索出一条新路。

茅山，是一个关键的地名。地处江苏句容一带，自古就和道教联系紧密。1938年6月，新四军开进茅山，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把部队指挥机关设在茅山乾元观，这一安排，本身就说明，当地道士与抗战力量之间迅速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

那段岁月里，不少茅山道士担任向导、传递情报，有的还直接参与战斗。道观被日军烧毁，道士被杀害，“清修之地”被卷入战争，一切都不再只是青灯黄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年轻道士的名字逐渐被记住——黎遇航。

黎遇航出身茅山上清派，十几岁拜入耿云清门下，勤学科仪和经典。二十岁出头时，恰逢新四军进山，他主动前去担任粮食保管员。对一名本该安坐道观的年轻人来说，这一步并不轻松。更让人唏嘘的是，同年秋天，他的父亲被日军杀害，乾元观被扫荡，几间殿堂化为灰烬，师友多人遇难。国仇家恨叠加在个人遭遇上，让他彻底走上抗战道路。

新四军内部成分复杂，泥瓦匠、农民、工人、和尚、道士都在一个队伍里，同吃同住。黎遇航在其中负责情报工作，道士身份给他带来了掩护，出入乡村、庙观不易引起怀疑。这种角色转换，在当时并不算独特，却十分有代表性：传统宗教人群与新型政权之间的关系，在战争中被重新定义。

1949年以后，新中国成立，宗教政策逐步明确，宗教团体被引导走向有组织、有管理的道路。黎遇航从军队岗位回到道教领域，来到北京工作。后来担任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再到1980年当选为会长。此时，他已不再是当年的“茅山小道”，而是全国性的道教领军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道教内容的取舍非常有针对性。宣传重点放在中医、推拿、养生功法、太极拳等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同时强调“迷信不得提倡”，主张把道教中有益身心的部分抽离出来，服务社会。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这种做法既符合国家要求，也让道教在新时代找到了合理位置。

1990年，中国道教学院成立，他出任首任院长，为培养新一代道教人才打下基础。学员们在学院里接受系统宗教学、历史、哲学和科仪训练，不再只是单一的师徒传承。2002年，黎遇航在北京去世，遗体告别仪式安排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种安排本身就说明，他在国家和宗教界的双重位置。

另一方面，在江西龙虎山，另一条与“张天师”血脉相关的线索也悄然展开。

张恩溥在离开大陆时，有一位女儿张稻香留在江西生活。她的儿子随母姓，名为张金涛。说得通俗一点，按家族关系，张恩溥是他的外祖父。也正因如此，他从小便在一种“道教氛围”中长大，耳濡目染接触科仪、礼制，家族故事自然也离不开龙虎山天师府。

和很多人想象的“道士”不同，张金涛是正经“读书人”。成绩不错，在学校接受系统教育。后来在黎遇航的推荐下，进入道教学院深造。课程内容不只经文，还有现代社会需要的知识体系，这让他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多了一层理解。

毕业后，中国道教协会希望他留在北京任职，参与全国性事务。他权衡一番，最后选择回到江西龙虎山，进入天师府从事道教活动。理由很简单：那里是祖辈长期生活、修行的地方，家族传统在那座山上留下了太多痕迹，回去意味着承担一段延续。

可以想象，当他回到龙虎山时，看到的景象并不轻松。几十年的战乱和社会剧变，使得很多古建筑破败，天师府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在。道士人数减少，活动不多，地方经济条件有限，道教发展处于明显的低谷。张天师一脉虽有名号，却缺少实质支撑。

张金涛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款修缮。通过各种渠道争取支持，再加上当地政府对文化遗产的重视，资金一点点到位。天师府主体建筑被重新修葺，殿宇屋顶翻修，部分古迹得到保护。游客再次走进龙虎山时，不再只看到残垣破瓦，而是能从建筑布局和陈设中感受到历史的层次。

在此基础上，他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多次组团前往东南亚、欧美地区访问，与当地华人社团、宗教机构交流。带去的不止是科仪演示，还有道教音乐、养生理念、文化讲解。对于海外华人来说，这种接触既是文化认同的一部分，也是乡情的延伸。

在众多工作中，最受人称道的是他对正一天师道音乐的整理和推广。龙虎山一带本就有独特的“道腔”，早年多在科仪中由法师诵唱。张金涛从小就对这些声音极为敏感，跟随老法师学唱，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解。后来，他在传统腔调基础上进行梳理和规范，组织打造道教乐团，把原本只在科仪空间出现的音乐，搬到了更公开的文化舞台。

游客如果走进龙虎山的一些道观，时常能看到身着道袍的乐师演奏道教乐曲，鼓、磬、笛、管配合，既保留宗教意味，又兼顾观赏性。这种做法，一方面保留了古老的声腔，另一方面也让道教从“只做法事”的狭窄印象中走出来，更多人从音乐入手认识这门古老宗教。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再回头看“台湾张天师之争”，就会发现两条路线的差异：一条纠缠于名号与法统，争的是“谁是第六十四代”，另一条则更加务实，把精力放在学院、音乐、建筑和交流上。两者都在延续道教，却用的是截然不同的方法。

对于很多年长读者来说，可能更在意的是：龙虎山的香火还在吗？茅山的道观还在吗？从现有史料看，这些地方并没有因天师世系起伏而彻底断线，反而在新的历史阶段，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下去。

把整件事串起来，从东汉张道陵，到近代张恩溥，再到黎遇航、张金涛，会发现一个颇耐思索的地方：所谓“正统”，未必永远锁在一个家族名号上；而宗教能否继续发挥影响力，往往取决于参与其中的人，怎样在时代变局里做出选择。对道教来说，六十三代天师的终结，并不等同于道路的终点，更多像是一次分岔口——有人在名分中打转，也有人在实践中向前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