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自闭症男童苍山遇难五个月后：撤案、追问与未尽的真相

2026年1月，儿子王一凯意外去世近五个月后，郭凯的生活仍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追问真相。

“一凯妈妈”，是她在互联网上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去年8月，8岁自闭症儿童王一凯在大理苍山参加机构“明日之光”的户外活动时走失。经当地公安、消防、救援队及近3000名民间救援志愿者连续搜救四天五夜，他的遗体在苍山一处山涧中被发现，已不幸遇难。（点击跳转此前报道《8岁自闭症男童，参加户外“独立营”遇难》和《苍山遇难8岁男童尸检报告已出，追问仍未停止》）

尸检鉴定意见显示，死亡原因系在饮食、饮水严重不足的基础上，因环境低温导致低体温性休克死亡。

然而对郭凯而言，事件远未结束。

转折点发生在2025年10月24日。她收到了大理市公安局出具的《撤销案件决定书》。警方认为，机构老师的行为与孩子的死亡结果之间缺乏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决定撤销该案。

这一纸决定，未能平息郭凯的疑问，反而将她推入了一场更为复杂和漫长的寻求真相之旅。

进展：撤销案件与申请监督

2025年5月，在北京尝试了各种自闭症干预机构收效甚微后，郭凯和丈夫将儿子王一凯送往云南大理的“明日之光”机构。该机构宣称其“自然疗法”能帮助自闭症儿童改善社交和认知能力。

课程分为室内和户外两部分。户外课程包括不同徒步路线，每周六天，每天上午进行。8月9日当天，4位老师带领7个孩子前往苍山。

家长群里的聊天记录显示，王一凯最后一次出现在照片中是上午9点55分。照片中有7个孩子，王一凯排在最后一个，身后还有两位老师。

王一凯走失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受访者供图

约10点40分，老师发现王一凯不见了。两位老师将其他孩子带到护林站看护。另两位老师上山寻找。自行寻找到下午1点多，他们去护林站查看监控，被告知只有警方才能查看，两人于下午1点43分报警。

这两位老师，一位是大理本地人，也是机构内户外课程的总负责人。另一位是王一凯的户外主带老师。

大理警方到场后发现，监控只能照到大路，而王一凯徒步的地方，并未安装监控。

王一凯走失次日，大理当地成立“8·9”搜救工作组。搜救第五天，王一凯遗体被找到。

郭凯称，走失次日市公安局曾以“失踪”为由进行立案侦查。但去年10月24日，她收到了《撤销案件决定书》。大理市公安局认为，涉事“明日之光”机构老师的行为与孩子的死亡结果之间缺乏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决定撤销该案。

这意味着，针对王一凯死亡事件的刑事侦查，暂告一段落。

郭凯收到的撤案决定书。受访者供图

郭凯及其代理律师李帆和潘国振难以接受这一决定。他们认为，多项关键事实尚未查清：孩子具体走丢的路线是什么？直接责任人是谁？当天为何更改路线？为何未能达到承诺的师生配比？儿童失踪报案不受24小时限制，为何在发现走失近3小时后才报警？尸检报告未注明死亡时间，具体何时死亡？这些疑问，他们认为直接关系到责任认定。

10月27日，当地警方召开沟通会。苍山派出所所长与副所长表示，发现遗体当天，侦查人员已对四名老师、机构负责人及最早发现遗体的志愿者分别讯问并进行笔录，重点在于还原王一凯生前行动轨迹。

会上，郭凯和警方对“机构是否改变路线”产生分歧。警方的结论是，当天的路线从正向穿越变成反向穿越，不属于改变路线。但郭凯表示，机构法人孙某峰曾告诉家属，户外课程负责人当天擅自将本来海拔为2100米的路线改为海拔为2400米的路线，且与其中两位老师临时起意，在下山途中带孩子们采菌子。

郭凯表示，此前报名时，机构一直强调户外路线是固定的。王一凯失踪当天的徒步路线为“小岑峰线”。郭凯的丈夫带孩子试课时亲自走过，“很轻松，树林不茂密，海拔也低，难度不大。”

被问及走失过程，大理警方表示，采完菌子下山途中，由于山路崎岖，遇到岔路时，队伍就分流了。但当时，前方队伍仍能看见后方队伍。前方带队老师以为王一凯在后方队伍里，压队老师以为他在前方队伍里，直至汇合才发现王一凯失踪。

郭凯反问：在互相能看到对方队伍的距离下，双方都不知道少一个孩子，这难道不是带队老师的严重过失？警方未在会上明确答复。

王一凯走失当天，家长群里的照片，可以看出户外活动区域地形较为复杂。

至于为何撤案，大理市公安局法制大队副队长给出两点理由：一是机构老师带领孩子进入苍山的行为本身并不会导致王一凯死亡的危险结果发生，缺乏死亡危害结果的预见性；二是该行为与王一凯死亡结果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警方未对涉事的四名老师及两名机构负责人采取强制措施。

针对第一点，李帆表示，老师带王一凯去的区域属于禁区，原则上不能进入。苍山自然保护区明确划分缓冲区、试验区、核心区，王一凯遇难的试验区外围设有警示牌，载明该区域曾发生多起走失或死亡事件。老师带孩子进入此高风险区域，理应预见危险。针对第二点，李帆强调：“是老师带孩子进山，而非孩子自己要进山。”

苍山的告示牌。受访者供图

沟通无果后，郭凯与律师先后向大理州公安局、云南省公安厅提出复议复核申请，最终都被批转回大理市公安局，并得到“反映内容不属实”的答复。与此同时，大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明日之光”的行政处罚结果为：因“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餐饮服务”及“服务不符合安全保障要求”，机构被罚款5万元并吊销营业执照。郭凯表示，该结果无人主动告知，她申请公开案卷材料也被拒绝。

目前，摆在郭凯面前的法律途径只剩下一条：向大理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请求检察机关对警方的撤案决定进行审查。郭凯表示，要为儿子讨回真相。

郭凯收到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受访者供图

选择的困境

王一凯的悲剧，将自闭症等特殊需求家庭所面临的艰难选择，以及“自然教育”“户外研学”行业隐藏的风险，残酷地置于公众视野。

对于郭凯夫妇而言，选择千里之外大理的“明日之光”，是一次“孤注一掷”。儿子2岁确诊自闭症后，六年间他们在北京尝试了各种干预方法，花费约300万元，效果却有限。作为普通工薪家庭，经济压力巨大。“明日之光”负责人翟某峰以“通过自然疗法改善了自己自闭症儿子状况”的故事，在家长圈中建立了一定影响力。试课时看到儿子露出笑容，让郭凯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那种‘万一有效’的迫切，外人很难体会。我们常说，宁愿试错，不愿错过。”

老房子里还放着王一凯的玩具。朱雅文 摄

然而这种选择背后，是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与监管模糊地带。

沟通会上，郭凯从警方处得知，王一凯在走失前一周，曾在同一路线上走失过一次。最后是他独自走到大马路，拦下一辆货车，货车司机将其送回机构。

“要不然我早就把孩子领回去了。出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我还会让孩子在那里吗？”郭凯说。

郭凯回忆，之前孩子曾在机构眼眶磕青，她得知此事后在群里询问，老师态度冷淡，她要求换老师，此后感觉机构对儿子的态度转冷。由于孩子无法表达，她也不敢多问，“老师会怎么对待孩子，家长都不知道。”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小彪表示，“前往特殊场地，面对特殊群体，带队老师本应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机构也应该有更完善的预案。”他提醒，家长在选择此类机构时，务必核查其资质与安全保障措施，而机构则必须将生命安全置于首位，不能以“自然教育”“心灵成长”等名义模糊安全底线。

机构宣称的“自然疗愈”究竟属于教育、康复还是旅游？其承诺的“1:1师资配比”和“固定路线”为何在执行中能轻易被突破？事后家长们发现，“明日之光”的注册经营范围仅为“家政服务”。家长陈凌（化名）坦言，自己选择机构时更相信同为家长的推荐，而非核查资质，“毕竟他们是亲自去体验过的”。

“明日之光”的户外课程。图源：公众号“破壁者计划”

更广泛地看，王一凯的遭遇并非孤例。在大理乃至全国，各类“自然研学”“户外独立营”蓬勃生长，但资质、安全标准与监管却严重滞后。曾为孩子报名大理独立营的家长李美美（化名）发现，几乎没有机构主动出示资质证明，安全问题几乎只涉及“是否买了保险”这些基本项。另一位家长陈雅琪（化名）则在报名时发现“大部分都不签合同”。研学机构“层层转包”“重营销轻安全”的现象屡见不鲜。

有家长坦言，王一凯事件发生后产生疑虑：万一研学中出现意外，到底谁才是孩子的具体责任人？

云南研学实践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武志斌指出，此类活动法律属性模糊，跨界“教育”与“旅游”，导致监管责任不明。执行层面的机构准入标准缺失，是监管难的症结。

漫长的等待

如今，距离王一凯遇难已过去近五个月。外公外婆因承受不住打击，曾双双住院。郭凯夫妇则在北京与大理之间来回奔波，身心俱疲。

确认王一凯遇难后第二天，在当地政府协调下，翟某峰和孙某峰曾当面向郭凯丈夫道歉。政府希望双方进行民事调解，但最终没有成功。

去年11月1日，机构负责人翟某峰在自己运营的公众号中首次回应：“从事发开始一直四处筹款，到处借钱，所筹款项，在未与家属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协商过程中已将大几十万元的赔偿款，分多次赔付给孩子家长。”

他表示，不包含机构出钱让家长为孩子购买的意外保险理赔的二十万元，他赔付给家长的钱已经超过五十万元。“除赔偿款外，事发后山上救援几天购买的相关物资，为志愿者们提供餐食，以及孩子亲属来大理的酒店、食宿和提供车辆，支出也已接近十万。”记者联系到翟某峰了解细节，其回复“以公众号文章为准”。

事件的许多细节，依然成谜。

关于王一凯具体的死亡时间，尸检鉴定意见通知书上未予体现。在命案中，死亡时间是常见鉴定事项之一。撤案后，她向警方索要更详细的尸检报告，警方表示“能给的材料已经都给了”。郭凯认为，儿子的死亡时间至关重要。“假设王一凯当晚就去世了，那晚报警延误的三个小时，就是救援的黄金时间。”

尸检鉴定意见通知书。受访者供图

陈小彪表示，从王一凯走失到被老师发现，其中的时间差是评判老师是否尽到照护义务的关键。“若老师让特殊孩子较长时间脱离视线，这是不应该的。”

针对网友询问该案是否涉及过失致人死亡罪，他解释，该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但警方目前并没有明确谁在走失当天负责照护王一凯。

郭凯的生活被彻底改变。她开始尝试通过网络直播讲述儿子的故事，也被一些网友质疑甚至攻击。但她没有停止。对她而言，追责与赔偿已非唯一目的，查明儿子生命最后几个小时的真相，成了支撑她的执念。

此前，很多人都曾劝郭凯生个二胎，这样王一凯长大后有个伴儿。郭凯深思熟虑后，还是放弃了。夫妻俩的时间、精力和经济，支撑不了两个孩子的开销。如果有了二胎，那对王一凯的干预和治疗费用势必要下降。

“我舍不得降低儿子的标准。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把一凯带出来，我这辈子就算值了。”郭凯坦言。

“希望公安依法查明案件事实，若机构人员构成刑事犯罪，就要追责。”李帆表示。

“不只是我，当时那么多志愿者冒死营救，他们也在等待一个真相。”郭凯说。

她仍在等待检察机关的答复，等待一个更清晰的说法。而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关于如何保障特殊儿童安全、如何规范新兴教育业态、如何不让类似悲剧重演的等待，同样远未结束。

郭凯为儿子在大理过生日做的KT板，现存放在王一凯生前生活的房子内。朱雅文 摄

（实习生黄佳瑜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 | 解放日报

作者 | 朱雅文 实习生 马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