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城驿与王佐（中）

——幼年智识与士人品格的起点

济南交通史话 文/朱立河

（接上期）

三、从谭城驿到科举：王佐的士人之路

离开谭城驿后，王佐回到山西原籍，正式踏上科举之路。据史料记载，他弱冠之年便成为县学生员，二十六岁考中乡试，成化戊戌年（1478年）登进士第[1]。仕途起点虽属常规，科举过程中却有一个细节为其人生添上传奇色彩——“佐廷试时，黄榜填毕，少一卷，求之不得。或曰：‘状元卷封内，若有二。启之，则佐也，遂足榜尾。名之首尾，亦有数如此’”。

殿试结束后，考官拟定黄榜时发现少了一卷，最终在状元卷封套内找到王佐的试卷，遂将其补在榜尾（即“传胪”末名）。这桩“首尾之数”的巧合，虽沾染宿命论意味，却侧面映照出王佐科举之路的波折，也隐约预示了他日后“起步平淡却终成大器”的仕途轨迹。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殿试录取分一甲（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王佐虽为三甲末名，却因“器识过人”获吏部尚书尹旻赏识——“佐试政吏部，太宰尹公嘉其器识，数召与语，兼咨访人才”，这为他进入吏部任职、参与官员考核埋下伏笔。

从谭城驿的幼年智事到科举登第，王佐完成了从“驿丞之子”到“朝廷官员”的身份蜕变。而谭城驿的生活印记，始终是他品格塑造的重要起点：对基层疾苦的深切体察，使他日后考核官员时格外看重“民生实绩”；对权贵跋扈的天然反感，让他面对宦官专权时敢于仗义执言；对“智慧胜于强权”的坚定信奉，则令他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始终保持清醒。

四、王佐的仕途生涯：刚正不阿与对抗强权的坚守

王佐仕途始于明成化年间，历经弘治、正德两朝，官至南京户部尚书，职业生涯核心特质是“拒请托、斥贪浊、抗强权”，尤其在正德年间刘瑾专权时期，他坚守原则、不与宦官同流合污，虽遭排挤陷害，却始终保持士大夫气节，成为明代中期“刚直派”官员代表。

（一）吏部任职：革除弊政，坚守考核公正

王佐登进士后，先在吏部“试政”（即如今所说的实习），后任文选主事、考功司主事，长期执掌官员选拔与考核之权。这一岗位本是官场利益输送的重灾区，王佐却以公正果决的姿态，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王佐任文选主事，恰逢“丁未当朝觐之期”——明代规定地方官员每三年赴京朝觐，由吏部考核政绩决定升降奖惩，称为“朝觐考察”。此次考察中，王佐“博采舆论，必求其当”：遇贪酷官员，即便亲故说情也绝不徇私；逢权贵请托，一律严词拒绝；对遭诋毁蒙冤的廉吏，则“力为申雪之”。比如，一位县令因得罪当地豪强被诬陷“贪墨”，王佐亲赴其任职地走访百姓，核实该县令“兴修水利、减免赋税”的实绩，最终为他恢复名誉并擢升知州。

弘治年间，王佐迁任验封员外郎、郎中，负责土司承袭、官员封赠等事务，期间发生“拒土官贿赂”事件：一位西南土司因无子嗣，按例无法承袭官职，便通过京官向王佐馈赠“白金若干”请求通融。王佐“却而逐之”，坚决按制度办事，那位京官“愧恚，自是不复敢见”。此后，吏部尚书王恕（三原端毅公）赏识他的“亮直”，将他调回考功司任郎中，主持新一轮朝觐考察。此次考察“黜贪浊，斥庸懦，拒请托，视前加严焉”，官场风气得以进一步整肃。

值得一提的是，王佐的公正甚至改变了政敌看法。山西提学佥事杨文卿因王佐未推荐自己，“每憾佐不荐己”。后来杨文卿迁任山东副使，赴京时偶遇吏部侍郎周经，周经告诉他“王郎中数称君贤”。杨文卿这才明白，王佐虽未推荐自己，却始终客观评价其才干，于是“叹服”，二人后来还成了同僚。这一事件说明，王佐的“刚直”并非意气用事，而是基于对“公义”的坚守，不因个人好恶影响判断。

（二）历任要职：节用爱民，不攀附权贵

弘治后期至正德初年，王佐历任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2]）、顺天府丞、光禄寺卿等职。无论身处何位，他都坚守“节用爱民”的原则，绝不攀附权贵。

任太常少卿时，王佐负责四夷馆的外国文献翻译与使节接待事务。当时馆内存在“翻译人员冗余、经费浪费”的弊端，他通过核查编制、规范接待流程，裁汰冗余人员三十余人，每年节省经费数千两，同时保证外国使节接待的礼仪规格不减，真正做到“节用而不失礼”。

任顺天府丞期间，顺天府（今北京）作为京畿重地，“毂下事繁，动涉权要”，地方官员多因忌惮权贵而不敢秉公执法。王佐到任后，毅然严查重处“权贵侵占民田”弊案：有宦官在通州巧取豪夺百姓良田百亩，王佐顶住各方压力，奏请朝廷彻查核实，最终迫使该宦官将田产悉数归还百姓。此事虽触怒部分权贵，然因证据确凿，且王佐“处之裕如”、应对从容，终未遭报复。

任光禄寺卿期间，王佐执掌宫廷膳食与祭品供应之责。彼时光禄寺积弊丛生，供应商虚报价格、官员克扣经费之风盛行。他通过“核成本、定标准、查账目”三措并举，重新厘定食材采购价格与供应流程，“节缩供应，所省甚多”——每年为朝廷节省膳食经费近万两，且宫廷膳食质量丝毫未受影响。这般“节流”之举，在正德初年财政拮据的背景下，更显难能可贵。

此外，王佐在仕途晋升中始终秉持“不攀附”的原则。弘治末年，他因丁内艰[3]为母守丧期满赴京，滞留京城一年多仍未获调任。友人劝他备上礼金礼品前去拜谒当权者，以求调任，王佐表面应承，实则从未成行；友人再次催促，甚至派仆人跟随，结果王佐路过当权者府邸时，却过门不入径直离开。面对友人追问，他坦然相告，一笑置之，最终通过正常考核调任顺天府丞。这种“不媚上、不请托”的态度，在明代中期官场中实属罕见。

（三）对抗刘瑾：宁折不弯，惨遭陷害

正德五年（1510年）前后，王佐升任户部右侍郎、左侍郎。彼时宦官刘瑾专权，朝政败坏——刘瑾凭借“批红权”操控朝政，大肆收受贿赂：凡大臣出使回京、官员晋升，均需向其馈赠厚礼，否则“立见罪黜”；同时，他派遣亲信“稽察各边粮刍”，借核查边防粮草之机陷害异己，“先后抚巡宪臣多坐累系狱”，官场人人自危。

面对刘瑾的专横，王佐始终坚守原则，绝不妥协。其一，拒绝行贿：“时刘瑾用事，凡大臣科道使外还者，皆有厚赠，不然立见罪黜。公独无所赠。”刘瑾曾向人抱怨：“世言山西人吝，果然”，从此对王佐心怀怨恨。其二，公开反对暴政：一次，刘瑾与户部尚书顾佐等议事，提及核查边防粮草时称“朝廷必诛戮一逮人，乃惧耳”（即杀一儆百），王佐当即反驳：“本朝未尝辄戮大臣，恐不可开端”，直接否定了刘瑾的极端主张，避免了无辜官员遇害。

王佐的对抗最终招致报复。当时有人诋毁吏部尚书许进，刘瑾信以为真，在大臣面前提议罢免许进，另任他人。王佐直言：“某与某尚书素厚，与许交浅。然许素有重望，某尚书恐不如”，客观评价许进的声望与能力，反对刘瑾的人事安排。诋毁者趁机诬陷“王某是党进”，刘瑾“益怒”，遂将王佐调任南京户部尚书——明代南京为陪都，六部虽设却权轻，刘瑾此举“欲姑置之去而徐图之”（先调离权力中心，再伺机加害）。

王佐到南京任职后，刘瑾很快寻得陷害借口：南京户部广东司丢失记录金银货币的账簿，刘瑾先逮捕问责前任尚书韩邦问等人，随后牵连王佐，将其打入锦衣卫诏狱，诬陷他负有责任，最终迫使其“致仕归”（退休）。即便如此，刘瑾仍未罢休，又“中以他事，罚粟千石”，以其他罪名罚他缴纳千石粮食，试图从经济上打压。

王佐致仕归家时，行李萧然，仅携图书数卷；回家后闭户披阅，子弟亲识非有故不得见，过着清贫的读书生活，四年后（正德九年，1514年）去世。他晚年虽遭陷害，却始终保持士大夫尊严，不向强权低头。史称其“性孤介寡合，乡邻无当意者，惟善李昂一人”，正是对“士可杀不可辱”精神的践行。后来朝廷追赠王佐及祖父王珎、父亲王义荣誉：据乾隆《重修和顺县志》卷六选举载，王珎因孙佐贵赠户部尚书，王义因子佐贵赠户部尚书，邑有三世尚书坊，后毁于寇[4]乱。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明分省人物考（11） 》 明 过庭训纂集 周俊富辑 明文书局印行 第330-334页

[2] 提督四夷馆：是明永乐五年（1407年）设立的官方译学机构，初属翰林院，负责翻译边疆民族及邻国文书并培养翻译人才，是我国古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外国语学校。据《明史·职官三》卷记载：“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正四品）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百夷、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文字、正德中，增设八百馆。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 学成后可参加科举，“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授以官职。四夷馆初设时隶属翰林院，后改由太常寺少卿提督馆事。

[3] 丁内艰：是古代汉语中表述母亲去世的特定称谓，与"丁母忧"同义。该词最早见于《陈书·司马暠传》 在《南史·蔡徵传》《儒林外史》等文献中皆有应用实例。其语义核心为官员遭遇母亲丧事需离职守孝的礼制要求，清代《六部成语注解》记载"母死丁忧曰丁内艰"。该词属于"丁艰"概念体系下的分支，与"丁外艰"形成对应关系。

[4] 乾隆《重修和顺县志》卷之六选举 鼎秀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