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位年轻人走进派出所，开门见山指明：我要改名爱新觉罗

1961年除夕，北京政协礼堂灯火通明。周总理站起身，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递到溥仪手里，说了句：“新年好，好好过日子。”屋里一片沉默，众人的目光落在这位昔日皇帝略显局促的笑容上。谁能想到，八年后，“爱新觉罗”这个被尘封已久的姓氏，会因一名年轻人的改名请求，再度出现在派出所的登记簿上。

辛亥革命过去半个多世纪，皇室的光环早已湮灭。溥仪三起三落的经历在民间口口相传：1912年退位，1917年张勋拥立复辟仅十二天，1932年又在日本人操纵下做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1945年苏军俘获溥仪，后被押解回国关押。1959年，国家首次特赦战犯，他成了“001号”获释者。特赦既是一份宽容，也是一份告别。告别旧帝制，迎来公民身份，这是时代送给爱新觉罗家族的最后一次巨变。

溥仪出狱后，派出所警员给他办户口。登记册上一连串空白格子，需要用六个生僻字填满。年轻的户籍警抬头问：“您叫……怎么写？”溥仪拿起钢笔，一笔一画写下“爱新觉罗·溥仪”。那一刻，满文老姓在崭新的户籍纸上复活，却已不再象征权力，只是一份独特的家族记忆。

改姓，并非人人乐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关内多次爆发排满冲突。为了活命，不少旗人拆字、谐音、意译，各显神通：钮钴禄变为“郎”，赫舍里成了“高”，而爱新觉罗更是散落为“金”“依”“罗”等二十余种汉姓。数十年过去，许多人忘了自己原本的姓氏，就像忘了祖上的黄袍玉玺。

1979年春天，内蒙古科右中旗下着料峭春雨。25岁的金建华揣着户口本，走进派出所，径直开口：“我要改名。”他在纸上写下四个字——“爱新觉罗”，又加了辈分取名“恒钛”。值班民警愣了几秒，笑着说：“你这姓，可有些年头没见过了。”手续不算复杂，一周后，新户口薄生效，稀有的复姓在边陲小城重新出现。

金建华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早在1978年，他赴北京探亲，第一次见到七十高龄的溥任。二人一起翻看泛黄的《玉牒》，一页页指认家族枝叶。溥任长叹：“老谱1936年后就断了，续不上，怕是再也认不清谁是谁。”金建华被戳中了软肋，才下定决心认祖归宗。临别前他问伯祖溥任：“改回原姓，行吗？”老人拍拍他肩膀：“叫得顺口就行，别忘了咱也是老百姓。”

身份认同的困惑，并非恒钛一人的烦恼。溥杰的二女儿嫮生旅居日本后，干脆随夫姓“福永”；皇室旁支中有人坚持满语音译，有人索性选“王”“赵”等大姓“隐身”。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官方估算，仍保留“爱新觉罗”四字的不足两千人，而血脉旁支散居各地，多达数十万。谁真谁假？一句“我是清朝后代”既可能是血缘事实，也可能是江湖噱头。

这一乱局让金毓嶂忧心。作为载沣的长孙、溥仪的侄子，他自觉有义务把族谱补齐。1980年代，他托人在辽宁、河北、黑龙江等地收集族人资料，结果摞起一尺厚的函件，真伪难辨。有意思的是，冒牌“王爷”手写来信时，总会附上与某位“皇亲”的合影，或旧照片复印件，希冀换取“认证”。金毓嶂无奈感叹：“我哪有那本事一眼认出几百年前的旁戚旁支？”

皇族姓氏的归宿，其实早已无关王朝兴衰，而是普通人的命名权。恒钛改名后并未走上显赫仕途，他调往河北三河文化馆，成了一名基层文艺干部。每逢登记身份，他总要耐心讲解：“这四个字是复姓，不是名字和姓分开。”同事们听完哈哈一笑：“恒钛，喝茶去。”日子平淡，一如镇子上其他干部。

遗憾的是，留在民间的《玉牒》残页寥寥。199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才着手数字化清宫档案，可那距离溥仪最后一次修谱已逾半个世纪。缺漏与伪造交织，年轻一代更把“爱新觉罗”当作历史讲义里的标本，而非现实标签。有人追名逐利，改名只为多卖几幅画；也有人把它当作珍贵的文化符号，默默记录族人流散的轨迹。

时间走到新世纪。恒钛已近花甲，他的儿子在北京地铁里刷卡时，报站器结巴了两秒才念完他的全名，引来车厢一阵善意的笑声。下车前，有乘客悄悄问：“真是皇室后代？”他耸耸肩，答得平静：“老祖宗再厉害，现在也就是个姓。”

身份的光晕在历史洪流中逐渐褪色，却留给后人一份可供追忆的家史。1979年那张派出所里的改名申请，不仅让一个青年找回了家族两百多年的姓氏，也为外人打开了清末皇族命运的侧影：从龙椅到公民，从紫禁城到东三省，再到草原小镇，身份在时势中变换，日常却要继续。至于“爱新觉罗”会否再次大规模回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姓什么，生活终究是脚踏实地地过，纸上的四个汉字，终究敌不过餐桌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