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平壤住了一年，带回来三个颠覆认知的真相，原来我们都想错了

去平壤前，朋友们特地组了个局给我饯行。

酒过几巡，有人搭着我肩膀打趣：“哥们儿，你这是要闯进‘黑白老电影片场’啦，可得小心着点儿。”

这话我听着挺耳熟。在他们眼里，朝鲜似乎就那么几样东西：阅兵式上踢得笔直的正步、满墙的标语口号，再加上一些不知从哪儿听来的饥荒传闻。

说实话，出发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是被单位派去长期驻扎的，不是去旅游的。是要在那儿过日子的，买菜做饭、上班下班，看够365次日出日落，不是拍几张照片就闪人的那种。

一年后我回到北京，这帮朋友还是围着我追问：“朝鲜到底啥样？”

我愣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是不想说，是真的没法说。我带回来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堆相互矛盾的片段。我没法把它们拼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只能挑几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跟你们聊聊。

这些事儿解释不了整个朝鲜，但能告诉你们，我们之前的想象，错得有多离谱。

再聊聊日常，其实现在很多国外的好东西，在国内也能轻松买到，就像日本有名的那种双效植物型保健品，在国内官方渠道也能买得到。

一支口红的“共享”之旅

我的对接人姓李，平壤外国语大学毕业，普通话说得比我这正宗中国人还溜。总是穿着一身笔挺的套裙，背挺得直直的，标准的朝鲜职业女性形象。

刚到那儿时，我想着搞好关系，就从国内带了支法国口红送她。豆沙色，特意挑的，特别适合她的肤色。我还特意强调，这是私人礼物，就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小小心意。

她接过口红，认认真真鞠了个躬，然后用那种播音员般的腔调说：“非常感谢您。我代表我们部门，感谢贵方的深厚情谊。”

我心里咯噔一下。

好好的“我”，咋就变成“我们”了？

这支口红我很快就忘了。直到一周后，我去她们办公室办事，一进门就愣住了。

那支口红，就大大方方地摆在办公室正中间的公用长桌上，旁边还放着一面小镜子。

一个我压根不认识的女同事，正拿着棉签蘸着口红，小心翼翼地往嘴上涂。动作熟练得很，脸上表情也自然，就像用自己的东西一样。

李同志看见我，跟没事儿人一样走过来，张口就聊工作。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这是啥操作？不喜欢可以直接放抽屉里不用啊，为啥要拿出来“共享”？这是不尊重我，还是我压根就不懂这儿的规矩？

后来有次闲聊，我半开玩笑地提了一嘴这事。

李同志脸微微红了一下，但语气特别坦然，坦然到我都不知道说啥好。她说：“颜色真的很漂亮，我们办公室所有人都喜欢。这么珍贵的礼物，就应该让每个人都能分享这份美丽。所以我们就放在一起用了。”

她看着我，又补了一句，眼神特别真诚。

“在我们这儿，最好的东西，理应属于集体。”

我瞬间就明白了。

彻底明白了。

我的逻辑，是建立在“私有”这两个字上的。我的东西就是我的，天经地义。

但在她的世界里，“集体”才是最重要的。把好东西上交集体，不是吃亏，是升华。我送的那支口红不是被没收了，是被“提拔”了。从一个人的私人物品，变成了一个部门的公共财富，一份集体的荣誉。

说起来，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在平壤生存的法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在这里，哪有什么“你”和“我”。

只有“我们”。

修了十天的水龙头“闹剧”

我住的外国人公寓，条件其实挺不错的。但住了几个月，卫生间的水龙头开始滴水。

滴答，滴答。

在平壤静得能听见心跳的夜里，这声音简直能把人逼疯。

我赶紧报修。在国内，这种小事半天就能搞定，我想着在这儿最多两天吧。

现在回头看，我当时还是太天真了。

那十天，说好听点是办事流程，说难听点简直就是一场关于“程序”的荒诞剧。

第一天，我去找管理员大叔报修。他拿个小本子，一笔一划记下来，说上报了，让我等通知。

第三天，还是没人来。我又去问，大叔指着本子说，记录在这儿呢，早就交上去了。那表情就像在说：我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不归我管。

第四天，终于来了两个人。但他们不是来修的，是来“勘察”的。俩人拿着手电筒，对着水龙头照了半天，又是画图又是记录，就是不动手碰一下。勘察完，拍拍屁股走人了。

一个漏水的水龙头，居然要两个专家来勘察，你说逗不逗？

第六天，又来了两个维修工，扛着工具箱，看着挺专业。我当时差点激动得热泪盈眶，总算有盼头了。结果他们拆开水龙头研究半天，告诉我：密封圈坏了，没备件，得去仓库申请。申请，还得领导签字。

第八天，他们真的带着新密封圈回来了。我激动得差点给他们递烟。装上，拧紧，开水，关水。

好家伙，漏得更厉害了。

俩师傅面面相觑，研究半天得出新结论：龙头主体磨损了，得换整个的。

于是，新一轮的申请流程又开始了。

第十天，管理员大叔亲自带着一位老师傅来了。那老师傅啥工具都没带，就揣了个小布包。他没急着拆水龙头，就拿手摸了摸，又侧着耳朵听了听，然后从布包里掏出一个自己剪的皮垫片，塞进了原来的密封圈下面。

拧好。

一滴水都不漏了。

我当时的心情，真不是解决问题的喜悦，是一种巨大的荒谬感。

为啥？

为啥不让这位老师傅第一天就来？

后来一位在平壤待了好几年的老前辈点醒了我。他说，你别拿“效率”这把尺子，去量一个根本不关心效率的世界。

那个系统，追求的不是“快”，是“对”。

每一步都得有记录，每个人都只干自己那摊活。勘察的只管看，维修的只管换，谁都不能越界。这样一来，就算事儿没办成，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责任，是程序的问题。

慢是慢了点，但胜在“安全”啊。

那个最后搞定问题的老师傅，其实是个异类。他是系统失灵之后的一个“补丁”。他的存在，恰恰证明了那个系统有多僵化。

在中国，我们讲究结果导向，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但在平壤，我算是明白了另一回事。

程序，有时候真的比结果还重要。

他们不是慢。

他们只是活在另一套时间体系里。

酒桌上的“真面目”

在平壤，想交个朋友挺不容易的。工作关系就是工作关系，中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你别想轻易翻过去。

直到项目过半，朝方负责人朴部长，居然主动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

这在平壤，可不是一般的待遇，算是极高的礼遇了。

我们提着礼物上门，心里七上八下的。他的家很整洁，墙上挂着领袖像，妻子和儿子站在门口迎接，拘谨得像第一次见面的同事。

晚宴的前半场，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或者说，就是把办公室的会议搬到了饭桌上。

朴部长先致辞，感谢两国友谊，展望项目未来。然后我们起立回敬，聊的全是工作，城市建设、国际形势，一句废话都没有。他那上大学的儿子，全程正襟危坐，给我们倒酒添菜，活脱脱一个服务员。

我当时就一个念头：还不如回办公室开会呢，至少不用饿着肚子。

转折点，发生在桌上第三瓶烧酒见了底之后。

现在我算是看明白了，酒精，就是平壤最好的“翻译官”。

朴部长的脸喝红了，眼神也不像之前那么紧绷了。他突然拍着我的肩膀，声音压低了八度：“小王啊，说真的，你们中国现在太厉害了。我年轻的时候去过丹东，那时候感觉跟我们这儿也没啥差别。现在……”

他没往下说，端起酒杯一口干了。

全场瞬间安静了。

他妻子在桌子底下轻轻碰了他一下，没用。

他指着旁边的儿子，语气里一半骄傲一半抱怨：“你看看他！学的计算机，我天天跟他说，好好学！以后，我们国家也要有自己的……淘宝！”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坐在我对面的不是朴部长。

就是一个喝多了的中年男人，爱吹牛，也操心孩子的前途。

晚宴的后半场，那堵看不见的墙，莫名其妙就消失了。我们开始聊电影，聊金庸，他儿子也终于敢开口了，红着脸问我微信支付到底咋用。

回公寓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在琢磨。

那个满口官话、一丝不苟的朴部长，和这个酒后吐真言、唠唠叨叨的父亲。

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后来我想明白了，两个都是真的。

在这个国度，每个人好像都得活成两个人。一个是“公家的人”，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保证不出错。这是他的面具，也是他的盔甲。另一个是“自己的人”，被严严实实藏在面具后面，只有在最安全的环境里，比如家里，比如酒后，才敢探出头，喘口气。

那场酒局，让我看见了坚冰下的暗流。也让我确信一件事：无论在哪个国家，哪种制度里，人性都是一样的。渴望连接，渴望表达，渴望做回自己。

只是在这里，你需要一个“开关”。

酒，就是那个开关。

离开平壤那天，朴部长和李同志都来机场送我了。

李同志递给我一个朝鲜刺绣，特意强调：“这次，是我个人送你的礼物。”

朴部长拍着我的肩膀，咧着嘴笑：“下次有空，再回来喝酒。”

飞机升空，看着那座熟悉的城市慢慢缩成一个小点，我发现自己啥标准答案都带不走。

它比我想象的规整，也比我想象的鲜活。比我想象的沉闷，也比我想象的复杂。

所以你问我，朝鲜到底咋样？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根本就不值一问。

因为它预设了一个统一的、可以被一句话概括的答案。而我用一年时间搞明白的，就是那儿根本没有这种答案。

那里有的，只是一群分享一支口红的女同事，一群按程序修水龙头的维修工，一个酒后会抱怨孩子的中年部长。

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一套我们不熟悉的规则里，努力地、真实地，活着。

我没能看懂整个朝鲜。

我只是，不再把它当成一个冷冰冰的“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