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马鸿逵弥留之际，嘱咐妻子刘慕侠：死后把我的遗骸送回祖国

1960年代末的洛杉矶，一位头发花白的华人老人，在牧场边的躺椅上久久不语。街道安静，只有偶尔驶过的汽车声。他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这一辈子，绕了一大圈。”身旁的家人没太听清，又追问，他却不再开口，只是盯着远处的落日发呆。几年之后，1970年，这个在异国病榻上反复叮嘱“把我送回祖国”的老人，结束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他就是曾在西北炙手可热的军阀——马鸿逵。

这个名字，和宁夏、甘肃、西北军政纠葛在一起，也和清末、北洋、国民政府一路相连。从少年军营，到“西北王”角力，再到台岛失势、远走美国，他几乎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版图的所有缝隙上。最后却只能靠一纸“把遗骸送回祖国”的嘱托，寄托余生的念想，这一反差，本身就颇耐人寻味。

一、少年出身与“墙头本色”

马鸿逵1892年生于甘肃河州一带的马家军世家。其父马福祥，因在清末多次配合朝廷镇压当地回民起义而被视为“效忠之臣”，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又护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狩西安，更加受到清廷看重。正是这一层关系，让马家迅速从地方武装变成朝廷倚重的西北“马家军”之一支。

马鸿逵5岁起就跟随父亲在营中生活，童年的记忆，不是私塾书声，而是军号、马蹄和兵器。他12岁那年，马福祥花费1000两纹银替他买下“蓝翎知县”的虚衔，这种花钱捐官的做法，在当时军政场里并不罕见，也折射出马家对仕途的打算——先把名分占上，再找机会把“虚官”做实。

1911年，他考入甘肃陆军学堂。那是清王朝风雨飘摇的一年，新旧思想碰撞厉害，许多青年在军校里暗结社团、传播革命言论。马鸿逵在同学介绍下加入同盟会，还参与策划反清起义。消息泄露后，马福祥立即把他从学堂拉回军中，给了一个营长的职务，相当于一面保全儿子，一面把他牢牢拴回到家族既定轨道上。

从那之后，马鸿逵再没有在政治立场上“冒险”。后来他嘴上偶尔提起当年同盟会经历，也只是作为谈资，很少真正在行动上回到那条路。可以看出，这位年轻军官早早就明白：在混乱局势下，站错队的代价有多重，而对马家而言，家族利益远比个人理想重要。

1914年秋，为了靠拢新掌权的袁世凯，马福祥将他送到北京，任袁的侍从武官。那几年，北洋军阀子弟云集京城，“四大公子”的说法就出自这一时期：甘肃几个马姓军阀的公子哥在京城出入风月场所，吃喝玩乐，一时成了茶楼酒肆的谈资。马鸿逵也在其中。

更要命的是，他名义上统领“宁夏新军”三个营，但部队驻扎在宁夏，他本人住在北京，每月军饷都成了他个人的“高消费基金”，吃喝嫖赌，一掷千金。这种对军费的挥霍，不仅是军阀时代的普遍顽疾，也为他日后在地方的横征暴敛埋下了惯性。

1919年，段祺瑞政府把“宁夏新军”改编为第五混成旅，马鸿逵顺势升任旅长。身份一变，他的角色也从单纯的“公子哥”转向地方实力人物。但他的行事方式，却仍旧沿用老路：先看形势，再选队伍，永远避免做第一个跳出来的人。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与奉系短兵相接。交战双方都想争取马氏父子，马家却采取“左右逢源”的模糊态度。直到奉军败局已定，马福祥才通电倒向直系，骂张作霖为“胡匪”。1923年，马鸿逵进京为曹锟“贿选总统”助力，亲自携带十万银元进京活动，这种公开的金钱政治操作，在当时虽不稀奇，但也暴露出他的政治逻辑：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不在乎方式是否体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吴佩孚委任他为骑兵总指挥，命其进攻奉军侧背。谁料冯玉祥在北京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马鸿逵见势不妙，果断“掉头”，带部队尾随冯玉祥撤退，转而附冯。这种随局势改换站队的做法，看似圆滑，实际上已形成他后来惯常的“墙头本色”。

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公开响应北伐，马鸿逵部已经编入冯系。但在冯部体系内，他始终处于微妙位置。1929年，部队被缩编为“暂编第十七师”，军力大减，地位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冯玉祥与蒋介石矛盾激化，两人胜负未定，他又开始观望。

当冯玉祥在南京召集将领训话，批评南京政府腐败，并要求属下写心得表态时，马鸿逵推说“读书不多，不会作文”，躲过了公开站队的一关。不到一个月，冯玉祥决定反蒋，他见蒋介石势力更大，又受到蒋的刻意拉拢，便联同石友三等人发表通电，宣布“拥护中央、维持和平”，公开倒向蒋介石。

有意思的是，此时他的父亲马福祥、堂兄马鸿宾还在冯部。他一面对外大哭，说担心父兄性命不保，一面实则早有家族内部串联。马家父子这一倒戈，对冯玉祥打击极大。蒋介石获悉后非常高兴，立刻复电嘉奖，还送去30万银元和一批枪支作为奖励。从这一刻起，马鸿逵在蒋系阵营中的地位，开始明显上升。

二、西北一隅的权势与投机

进入1930年代，马鸿逵在西北的角色，逐渐从军人变成了集军政于一身的地方统治者。中原大战爆发后，他控制津浦、陇海铁路，为蒋介石运输军火军需，影响甚大。也正因为掌握交通命脉，他顺手牟利，借口军用需求，大量倒卖食盐，导致徐州一带民盐奇缺。这种“军运优先、民生靠后”的做法，既是战时现实，也透露出他眼中军队利益和个人私利的优先级。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获胜结束，论功行赏时，蒋任命他为宁夏省主席。但马鸿逵并不愿意去这个“穷地方”，一再拖延上任，心里还想打河南省主席的主意。直到1932年马福祥去世，他在蒋的面前失去了一层“父荫”，军队驻扎河南又严重扰民，引起民怨。蒋介石在为马福祥举行葬礼后，连续三晚单独召见马鸿逵，详细谈到军队整训、地方政情、个人修养等等，最后明确命令他尽快赴宁夏就任。

在蒋的多次催促下，他终于于1933年初到宁夏履职，从此把宁夏视为自己的“地盘”。他在当地搭建了一个党政军一体的权力系统，把军队作为核心骨架，撤换了大批由马鸿宾任命的地方官吏，用自己人充实省府各厅和县政府。这一套操作，使宁夏很快形成了以他个人为中心的小王国。

蒋介石一方面重用他，一方面又处处防备。蒋以“剿共”为名，把他在河南的部队交给马鸿宾，将马鸿宾在宁夏的部队交给他，表面是调整部署，实则利用堂兄弟间的芥蒂，分化二马。马鸿逵为保实力，用重金贿赂蒋的外甥俞济时，才争取到带两个团入宁夏的机会。到了宁夏，他立刻着手排挤马鸿宾的旧部，以确保自己在当地绝对说了算，堂兄弟间的裂痕也由此越拉越大。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全国震动。消息传到宁夏，他逢人就掉泪，口口声声挂念蒋介石安危，却迟迟没有表态。12月25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局势暂时稳定，他这才放下心来，在银川大办庆祝，强令张灯结彩，还策划了盛大的提灯游行。不得不说，他对时局的拿捏，始终离不开“先看形势”的老习惯。

正因为一次次“投其所好”，蒋介石对他愈加信任。1936年前后，蒋先后授予他陆军中将、陆军上将军衔，并颁发二等云麾勋章。抗战期间，蒋亲临西北视察，他为了讨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光园”和“怀远楼”，专供蒋短暂停留。当时他每天早晚两次“请安”，夜间还亲自查岗查哨，摆出一副“极尽恭敬”的姿态。1945年，蒋以“抗战有功”为由，又授他“胜利勋章”“忠勤勋章”。

然而，这种外在的“亲密”，并没有消除他内心的警惕。抗战胜利后，全国呼吁和平，蒋打着“和谈”旗号，实则准备发动内战。为了扩大统战面，我党也主动与部分地方实力派接触。马鸿逵在这个节点上，对中共的态度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暧昧期”。

他暗中接待中共代表，表示愿意保持联系，还把一份密码交给对方，表示如果国民党中央强迫他出兵，可提前通气，“打假仗”。有意思的是，他甚至安排省府秘书长照顾中共代表的起居饮食，表面看似“志同道合”，实际更多是自保算计——一旦国民政府失利，好在另一边留一条路。

但这一层“暧昧”，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内战全面爆发，他很快暴露立场，派主力配合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军主动撤离延安，转入外线机动作战后，他又抢占盐池、三边等地，试图借此扩展地盘。1947年解放军围攻榆林，蒋电令他全力驰援，他一拖再拖，担心损失兵力，出兵极为迟缓，结果援军半途遭到重创。他本人因此受到惊吓，从此定下“多方拖延，绝不轻易前进”的方针，用一句现在的话说，就是“能不打就不打”。

到了1948年底，中共中央公布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号战犯名单，他名列其中，排序第39。这份名单公布后，他精神压力骤增，一听到“战犯”二字就面色大变，甚至逢人辩解：“我不是战犯，我怎么会是战犯？”这种近乎本能的否认，与其说是对外澄清，不如说是对自己的一种心理安慰。

三、解体边缘的权力与仓皇出逃

1949年春天，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南京风声鹤唳。代总统李宗仁一面筹划南撤，一面还幻想通过改组西北军政系统来稳住局面。此时，马步芳与马鸿逵掌控陕甘宁青新五省的相当部分地区，两人都梦想当“西北王”，围绕“西北军政长官”和甘肃省主席的人选问题，暗中较劲。

面对这场权力博弈，李宗仁希望借马鸿宾的“文武兼备”来调和矛盾。谁料马鸿逵自幼就对堂兄心怀不满，指责马鸿宾“反共不力”，谈话陷入僵局。李宗仁虽然想借此调和，但终究力不从心。局势发展很快，解放军渡江成功，南线形势迅速逆转，马鸿逵只好仓皇西撤。

西返途中，他在兰州短暂停留，召集马步芳、马鸿宾商议对策。马步芳却另起炉灶，让亲信马绍武携重金赴广州，走白崇禧的门路。白崇禧既收了钱，又认为马步芳更“易于利用”，就暗中倾向让他担任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只能退而求其次，被视为“副手人选”。这一变化，彻底粉碎了他自立为“西北主心骨”的幻想。

他心知肚明，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做出“推举马步芳为西北长官”的姿态，作为交换，等马步芳上任后再推举他出任甘肃省主席，并共同组建青宁联合兵团，配合胡宗南“收复西安”。这套安排，说白了就是各自保留一点权力空间，尽量在败局中争取筹码。

但权力一旦到手，就很难指望对方守约。马步芳上任后，很快动了“过河拆桥”的念头，希望让儿子马继援接任甘肃省主席，再让亲信马骥主管青海，实现甘青一体，由自己独控西北。到了1949年6月，青马部队单独进攻咸阳，一战损失一个多兵团，而宁夏兵团按兵不动，冷眼旁观，背后的角力可想而知。

马鸿逵在兰州等了两个月，看不到自己真正掌控甘肃的机会，只能飞往广州，向行政院长阎锡山抱怨。阎不愿深陷二马纷争，只是含糊应付。李宗仁也另有打算，想借调入桂系将领刘斐（史称“刘仁来”方案）担任甘肃省主席，以外人制衡西北马家内部矛盾。这样的安排，对马鸿逵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他彻底失望，索性飞往台湾草山，向蒋介石哭诉。

蒋介石看得很清楚：虽然局势已到边缘，马鸿逵这样的人，仍有“利用价值”。于是当面承诺，将以“明令”恢复他的甘肃省主席职务。8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果然发表了他的任命书，算是给了他一个政治安慰。阎锡山为平息二马争斗，又电召两人到广州会面，安排住在同一家旅馆，试图“当面说开”。

不过，战局没有给他们太多时间。兰州很快被解放军合围，战况紧张。马步芳急得团团转，派秘书长马骥赶到银川催促他出兵增援。马鸿逵口头应承，却始终不派一兵一卒。兰州失守的消息传来，他不但没有“唇亡齿寒”的忧虑，反而暗自庆幸，认为对方“自食其果”。然而他也明白，兰州既失，下一步战火迟早烧到宁夏。

在这种局面下，他表面上对那些劝他投诚的人客客气气，从不把话说死，通过拖延留出回旋空间。另一方面，又在内部搞军事与政治总动员，扬言要“死守宁夏”，表现得似乎和共产党“势不两立”。但在心里，他已经在计划退路了——既担心逃跑会动摇军心，又害怕留下来承担全责。

正在犹豫时，蒋介石发电召他赴“军事会议”。这封电报成了他“名正言顺”离开的最好借口。临行前，他带上新收的五姨太和贴身丫鬟，匆匆离开宁夏。10月13日，他租用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往台北，次日抵达后被安排住进阳明山下的北极招待所。没想到当天夜里，宪兵就上门，要求他迁出。无奈之下，只能连夜搬到市区旅社，后来又辗转住进古亭区平西路的住所。

从宁夏的一方“土皇帝”，到台北街头的流离住处，对比之下多少有些讽刺。更让他难堪的是，早他几天到台湾的马步芳养子，已经在蒋、白等核心人物面前，把西北失利责任一股脑推到他身上，形成“马步芳战、马鸿逵看”的舆论。11月，台湾“监察院”会同山西籍“监察委员”提案弹劾二马“贻误军机、丧失阵地”，舆论风向一边倒，他成了众矢之的。

蒋介石召见他，在阳明山当面训斥，他表面恭顺，内心极其不服，却不敢直接对抗，只能把怨气全撒向马步芳父子。随着弹劾案持续发酵，他在台湾的处境越来越尴尬，政治空间不断压缩。老练如马步芳，很快嗅出其中危险，选择去“朝觐”别国作为跳板，先一步寻求另一条出路。

马鸿逵看在眼里，心中不是滋味。他自认“为蒋家卖过命”，如今却落到被整肃、被弹劾的地步，不免感到凄凉。但不得不说，他对马步芳的那点“佩服”，并非出自感情，而是承认对方在逃生本领上确有“远见”。

四、漂泊海外与弥留嘱托

在台湾局势越来越不利的背景下，他也开始寻找机会抽身。1949年底，他让四姨太刘慕侠以“到香港看病”为由先行离台。12月，刘慕侠从香港发电报，说自己“病危”，希望丈夫能见最后一面。这封电报，为他离开台湾提供了台阶。他带着六姨太赵香兰飞赴香港，之后不久，五姨太邹德一和儿子马敦静一家，也陆续抵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台湾行政院正式发出对他的处分——“撤职查办”。

面对这道处分令，他对台湾当局已完全失望。虽然蒋介石后来又发来电报，希望他返回，但他已不打算再回到那个充满猜忌和算计的政治环境。凭借早年与美国飞行员陈纳德的旧交和掌握在手的资金，他设法为家人办理出境手续，准备远走美国。

最终，他带着在港家眷前往美国，定居旧金山，后来迁往洛杉矶。在洛杉矶，他办起一个牧场，表面上过起了远离权力斗争的“田园生活”。从外在条件看，这个晚年并不算贫困：衣食无忧，有一定积蓄，身边也不缺人照料。但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不是物质，而是心中对过去和故土的纠结。

一方面，他对蒋介石处理西北失败责任的方式始终耿耿于怀，却碍于仍有部分家眷留在台湾，不敢公开发泄不满，最多在私下牢骚几句。另一方面，异国的生活并没有带来多少安心。妻妾间的矛盾、子女对财产的争执，都像是无形的枷锁，让这位曾经跺跺脚能震动宁夏、甘肃的军阀，日渐心力交瘁。

1956年，五姨太邹德一提出离婚，希望彻底离开这个充满猜疑的家庭。马鸿逵给了她15万美元作为补偿，她后来改嫁给一位大学教授，其人生轨迹就此抽离马家。四姨太刘慕侠在家中操持日常，却并不真正关心他的情绪变化。反倒是当年从丫鬟起家的赵兰香，一直侍奉在侧，照料日常起居。这种对比，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家庭关系的复杂与冷漠。

1960年前后，围绕家产分配，矛盾愈演愈烈。马敦静与侄儿马家骅互不相让，竟闹到美国法庭上。更严重的是，双方把年迈的马鸿逵也牵扯其中，向法院提起诉讼。试想一下，一个曾经手握重兵、颐指气使的人物，晚年竟要在异国他乡的法庭上，为家庭纠纷作证，那种心理落差，不难想象。

这一系列打击，让他的身体迅速垮下。长期抑郁、加之年事已高，他从此卧病在床，病情反复恶化。1960年代后期，他被送往医院接受心脏手术。1970年前后，他在手术后不久便意识到大限将至，从病床上挣扎着坐起，扶着床沿，对刘慕侠反复叮嘱：“我死后，一定要把我的遗骸送回祖国。”说完又闭上眼睛，口中仍断断续续念叨：“我死也要回去……”

不得不说，这句“要回去”，与其说是对地理意义上的祖国土地的呼唤，不如说是对自己前半生所熟悉世界的一种本能眷恋。远在美国，他早年驰骋的河州、宁夏，与眼前的加州山丘完全不同，那些记忆中的地名、山川、清真寺院，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影子。

弥留之际，他还特意对家人说过一句话：“你们愿不愿意入美国籍由你们自己决定，我生为中国人，死了也要埋在祖国土地上。”这话听上去有些矛盾——一位在西北统治多年、内战中负有罪责的军阀，把“祖国”作为自己最后的寄托。从历史视角看，这种表述并不能洗去他留下的种种伤痕，却真实反映了一个晚年军阀内心的复杂。

他在洛杉矶去世后，按照其遗愿，由赵兰香护送遗体先回到台湾。马敦原以及马家骅等亲属在机场迎棺。遗体在台北新生南路清真寺停放两日，随后葬于台北县三张犁回教墓地。台湾当局以他曾任“国大代表”为由，拨付新台币30万元作为安葬费用。对于曾经的宁夏“土皇帝”而言，这笔费用显得冷冰冰，却也算是政权对旧人的一种“制度式”交代。

值得一提的是，他生前收藏的两支玉筒——据记载为唐玄宗和宋真宗封禅泰山时所用——在他去世后，由刘慕侠依照其嘱托，护送至台湾，交由“故宫博物院”珍藏。文物本身有其历史价值，也从侧面说明这位西北军阀在权势顶峰时，曾把手伸向过多少“帝王之物”。而到了晚年，他却只能托妻转交这些器物，自己再无机会亲手把玩。

从少年营中的军装，到银川灯火通明的庆典，从台北的旅社，到洛杉矶的牧场，这条路看似曲折，根子里却始终贯穿着几个关键词：家族、权力、投机、逃亡。与同时代不少军阀相比，马鸿逵并不算最能打、也谈不上最有政治魄力，却特别擅长在关键时刻左右观望、寻找“相对安全”的一边。这种做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曾让他多次化险为夷，但到了最后，仍旧逃不过被抛弃的命运。

他临终前那句“死也要回去”，说出口时已经没有力气再解释更多。是回到生他养他的西北大地，还是回到一个早已改天换地的旧中国，他自己恐怕也分得并不清楚。能确定的，只是一个事实：当年在西北一呼百应的人，最后只能把最重要的愿望托付给一纸遗言和几位并不亲近的家人。这或许才是这一段历史最冷静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