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北京人挤破头去火车站，只为坐一次自动扶梯

钟声又响了。

北京站的钟楼，六十多年了，还是那个点儿，悠悠地敲。来往的人抬头看一眼，心里便有了着落。这钟声，在北京城的上空飘着，像是这座城市的呼吸，匀称，绵长。可你知道么，这稳稳当当的钟声背后，藏着一个火热的、近乎“疯狂”的夏天——1959年的夏天。

那年头，什么都讲究个“献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是件天大的事。于是就有了“十大建筑”，要展现新中国的气派。北京站，起初并不在这名单里。为什么？因为铁道部和城市规划部门，正为选址的事儿较着劲呢。老的前门车站，早就挤得不成样子，环城铁路更是把北京城割得七零八落，崇文门那儿，一天能被火车拦上九个钟头。可新站在哪儿建，谁说了算？

最后还是周总理拍了板，定在了东便门边上，拆了个中学的足球场，算是拆迁少的。这时候，已是1958年11月了。别的国庆工程图纸都画得差不多了，北京站的设计，才刚铺开纸。

设计是“社会主义竞赛”。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和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学）两班人马，扎进北京铁路局的大院里，比着干。没有现成的样子可抄，咱们没盖过这么大的火车站。怎么办？搞调研，走群众路线。设计人员跑到老车站，跟服务员聊天，连母子候车室里小孩用的马桶什么样，地板用什么材料不滑，都问个仔细。

那时候的人，心里有股子气。四十多种立面方案，摆出来大家辩。有人要现代的，简洁明快；有人要大屋顶，民族特色浓。争来争去，定了个调子：得是“首都的大门”，既要民族的魂，又要有现代的劲儿。最后的方案，是设计负责人陈登鳌他们，连夜抱着图纸跑到武汉，趁中央开会间隙，请周总理定的。总理看了说，主体两边空，加两个角楼吧。这一加，庄重雄伟的气势，一下子就出来了。

但真正让北京站“高级”起来的，不是那琉璃瓦的角楼，也不是毛主席亲笔题写的站名，而是里头那些实实在在、让老百姓瞪大眼睛的“新鲜玩意儿”。

首当其冲的，是那四架自动扶梯。

如今看扶梯，算什么呀？商场里、地铁里，到处都是。可在1959年的北京，这是破天荒头一遭。全北京城，独此四架，就安在北京站一楼中央大厅的两侧。那时候，绝大部分中国人没见过这“自己会动的楼梯”。站一开，好家伙，成了京城一景。多少市民，不为坐火车，就为专门来“遛一趟”，体验一下站上去不用自己走，就被稳稳送上去的感觉。那感觉，不只是省力，那是扑面而来的“现代”，是“明天”的样子。设计者说，这扶梯“经过艺术装饰后更显示了大厅的新时代精神和面貌”。要我说，它装饰的是整整一代人对未来的想象。

再说那大厅头顶。中央大厅上头，盖着个约1225平方米的双曲扁壳穹顶。这名字听着就专业。简单说，就是用当时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薄壳技术，做出一个又大又薄又亮的屋顶。它像个倒扣的浅碗，中间高，四周低，曲线优美。好处是既敞亮，又省材料。光从高高的玻璃窗和这个穹顶洒下来，整个大厅通透明亮，一点不憋闷。这技术，当时在国内是首创，是世界一流水平的玩意儿。为了它，南京工学院土木系的师生，跟工程师们较真，硬是放弃了更保守的方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浇灌混凝土的时候，苏联专家来建议分段浇，咱们的工程师结合实际，琢磨出更巧妙的法子，漂亮地完成了。这穹顶，不声不响，托起的是一种技术自信。

还有“小”东西。候车室里，装了自动电话。今天看来，电话有啥稀奇？可回到五六十年代，家里有部手摇电话都是干部待遇，公共场所的自动电话，简直是“科幻”配置。旅客有个急事，不用出站，就能联系。这体贴，是骨子里的先进。

再说细点，候车厅的座椅，是实木包边的；餐厅里摆的是银质餐具；墙上挂的是名家画作。连母子候车室里的玩具橱，都是设计人员反复琢磨，画了立面图、剖面图，精心定制的。孩子们在里面玩得高兴，家长也能歇口气。这些细节，不张扬，却透着一股子“讲究”，一股子要把最好、最体面的东西，给风尘仆仆的旅人用的心气儿。

就这么着，八千多名建设者，三班倒，连轴转。从1959年1月20日破土，到9月10日竣工，不到八个月，一座当时中国最大、最先进的客运车站，拔地而起。它像一枚金色的徽章，别在了首都的胸前。

六十多年过去，北京西站、南站更宏大，高铁更快，“刷脸”就能进站。北京站显得有些“老”了。但它没变，主体还是那个模样，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工作人员说，他们现在是“在文物里运营一座车站”。那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都成了故事。

钟声依旧。它送走绿皮车的慢时光，也迎来“复兴号”的新时代。当年那四部让全城惊艳的自动扶梯，早已退役，换了新的。但当初它们缓缓上升时，承载的那份对现代化的雀跃与仰望，却仿佛还在站厅的空气里，微微颤动。

站还是那个站，只是来来往往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每个人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北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