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把女性当外汇和子宫!凶猛卖身，生殖剥削，如何榨干女性?

那艘1872年从长崎港出发的货轮，没挂国旗，舱单上写着“劳务输出”，实际载了六十七个二十二岁以下的姑娘。最小的叫小林久子，十五岁，签的是“三年契约”，月薪三日元——比当时东京码头工人还高两倍。她不知道，自己正驶向一个被官方文件称为“海外妇人职业安定所”的地方，而当地人管那儿叫“唐行小姐”或更直白的，“南洋姐”。

明治政府刚在1871年派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他们站在曼彻斯特的烟囱底下哑口无言，却在阿姆斯特丹红灯区的玻璃窗后，第一次挺直了腰杆。使节团副使伊藤博文回东京后在内部备忘录里写道：“西人谓我无工业，然彼处所重者，非仅铁与煤，亦有人之热力。”热力——这个词后来悄悄渗进财政预算、内务省通报，乃至小学修身课的课本里。

1872年“娼妓解放令”颁布当天，东京浅草寺前贴出告示：废除人身买卖。可同一周，福冈县厅下发《海外女子就业指导纲要》，配发统一蓝布包袱皮、铜铃、怀表——铃声是接客暗号，表是计时工具。九州一带的媒婆改称“海外就业介绍士”，每送一人拿三成汇款提成。有户熊本农家，三年寄回八百四十三日元，盖起两层木楼，村里叫它“娘子楼”。楼梁上还刻着字：“昭和九年，吾女千代子，南洋三年，汇金二百十九圆。”

1919年，上海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大藏省紧急调阅外汇报表，发现当月“南洋姐”汇款占对华贸易逆差填补额的68.3%。外务省连夜召开会议，决议扩大“南洋劳务输出配额”，尤其强调“需加强琉球、鹿儿岛等贫困县动员力度”。当时没人提她们在婆罗洲热带雨林里染上梅毒的比例高达41%，也没人算过平均从业寿命——十三点七个月。

战时更干脆。1941年人口对策要纲出台，要求“二十岁以上未婚女性须于两年内完婚”，婚姻登记处加开夜班；厚生省同步印制《产后康复与哺乳速成手册》，发到每个纺织厂女工手里。可1946年3月，同一栋大楼挂出新牌子：“人工流产合法化咨询处”，窗口排队长达三百米。有个叫田中芳子的助产士，1941年还在教孕妇怎么数胎动，1947年已熟练操作刮宫术——她记得最清楚的，是某天下午四点十七分，一个穿学生服的女孩攥着高校录取通知书进来，手在抖，但没哭。

企业也卷进来了。三菱重工名古屋工厂1952年启动“新生活运动”，每月请“家庭指导员”到职工家做客。不是谈孩子教育，是教主妇怎么用薄荷膏抹在丈夫内裤边缘来抑制晨勃，怎么在排卵期前一周谎称“胃痛”推掉房事。有工人后来在工会小报上写：“厂里发避孕套像发防尘口罩，连型号都按工龄分级。”

现在东京银座橱窗里摆着的“和风极简包”，皮料来自越南某皮革厂——厂里女工多是第三代“南洋姐”后人，她们的曾祖母曾坐同一趟船，去的却是另一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