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一红色特工长沙去世，临终拉着儿子说：我一生亏欠你们太多

1975年春天的长沙，还带着一点寒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里，一个头发花白、身形清瘦的老人被悄悄安顿下来，桌上只放了几本旧书和一只搪瓷茶缸。安排他的干部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老陈，以后就在这里上班吧。”老人点点头，略微有些怔神。这一年，他已经五十八岁，大半辈子风雨飘摇，真正能坐下来办公，还是第一次。

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老人，三十年前却在暗流汹涌的长沙、桂林等地周旋于国民党高层与我党之间，九死一生，多次改变战局。很多人只知道湖南和平起义，却不知道，在那场起义背后，有一位曾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军统特务，正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自己的人生道路。

陈达，这个在公开史料里并不算显赫的名字，在家人心中却是另一种形象。到了晚年，他经常对儿子陈卓说：“我年轻的时候，真正想做事的时候，都浪费在牢里了。”说这话时，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有惋惜。等到2009年，他在长沙病榻上拉着儿子的手，留下那句“亏欠你们太多”，其实也像是在补上一段对历史的交代。

一、从临澧教室到情报战场

时间如果往回倒，就得从1941年说起。那一年，24岁的陈达只想“报国从军”，投考的却是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军校”。地点在常德北面临澧县的一所中学，外表看着朴素，里面却是军统在全国设立的最大特训班之一。

那时候的很多年轻人，跟他一样，都是怀着“抗日救国”的简单念头来到这里，直到进了门，才慢慢意识到，这并不是普通的军校。后来他回忆临澧特训班的生活时，提到最多的不是枪法、爆破，而是那门“党派分析课”。课堂上，教师日复一日地灌输如何攻击共产党、如何污蔑民主人士，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

陈达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内容有问题，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年轻人要辨明所有的是非，其实很难。他学着军事、学着情报、学着破译电报，同时也被要求“绝对服从”。不得不说，这种训练模式在军统内部确实很管用，几年后，他已经从一个普通学员，成长为军统江西站的骨干。

战争年代，江西是前线又是后方。陈达在日占区活动，既要打探日军动向，又要应付各方势力。他干得很拼，升迁也很快，一步步做到江西站代理站长，军衔升到少将。1949年初，他又被调往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衢州情报搜集所，继续打情报这碗“刀尖上的饭”。

表面看起来，这是条顺风顺水的升官路。可随着全面内战的展开，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内部倾轧越来越明显，一线情报人员最先感受到风向变了。像陈达这样的军统“中坚”，虽然没有公开表现，但内心的犹疑早已埋下。

这一点，后来在湖南的一封电报上，被逼到了抉择的临界点。

二、暗杀名单与长沙“误会”重逢

时间来到1949年夏天，战局已经向解放军完全倾斜。蒋介石虽然在当年1月宣布“下野”，但对各地局势仍然紧紧抓着不放。湖南是重中之重，因为这里有两个人的态度极为关键——程潜和陈明仁。

1948年，蒋介石任命程潜为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到了1949年，随着解放军在各大战场节节推进，程潜开始认真考虑“另寻出路”。他与中共方面的接触，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在多次秘密谈话之后作出的选择。中共湖南工委方面派出的，是他的老朋友、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两人相识多年，一边是旧友，一边是新局，劝说并不容易，但终究立下了“和平起义”的方向。

蒋介石对这种变化并非一无所知。他最担心的，就是湖南再出现一个类似傅作义的情况——前线大员带兵集体起义。于是，他让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出手，筹划刺杀行动，目标直指湖南军政要人。

接到命令后，毛人凤把侄子毛钟新叫到身边，两人商定名单，口风很紧，只留下那句“绝不能让湖南出现第二个傅作义”。毛钟新是军统临澧特训班的出身，心狠手辣不假，但也明白，这一回任务的分量不同。

1949年夏天，他带着一支暗杀小组，以“湖南政局侦防组”的名义潜入长沙，住进了北正街附近的乐淘旅店。为了保密，暗杀小组闭门不出，和外界的联系完全依赖保密局湖南站的台面人物，站长、副站长轮流来汇报。

问题在于，长沙的军统系统已经并不稳固。程潜身边，有一个从军统“出走”的人物——张严佛。当时他担任的是湖南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职务不算显赫，却掌握着军统在长沙的大部分人手。张严佛早年在军统干过多年，对毛人凤那一套非常熟悉，因为遭排挤才接受程潜邀请，转到长沙任职。他既支持起义，也明白保密局的作风：一旦要动手，绝不会只用明枪。

毛钟新的队伍刚一落脚，张严佛就嗅到气味。局面很清楚：一边是杀戮命令，一边是和平起义的关键时刻。张严佛必须设法把这股暗杀力量“挪开”，否则长沙局势随时可能翻盘。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字被他想了起来——陈达。军统出身，又是湖南人，过去还在临澧特训班和毛钟新做过同学，两人交情不错。张严佛知道，这可能是唯一能接近暗杀小组内部的人选。

于是，一封电报悄悄发往浙江。

三、电报抉择与“恐吓信”的计中计

1949年6月，陈达赶到长沙，与张严佛见面。多年不见，场面倒没有寒暄太久。张严佛摊开话，就把核心问题挑明：“湖南这边，程潜、陈明仁已经决定起义。长沙的军统人员，多数也准备跟着起义。希望你不要去台湾，留下来一道做这件事。”

从身份上讲，这句话很刺耳。军统少将，要不要突然转向？从现实上讲，这句话又很危险。起义虽是大势所趋，在当时却远远谈不上“万无一失”。陈达知道，如果留在国民党阵营，以自己的资历，去了台湾不会无人理会；但如果在此时站到起义一边，成败未定不说，将来共产党会不会承认他的功劳，还是个未知数。

据陈卓后来回忆，父亲那一夜几乎没有睡，在旅社狭窄的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是一团乱麻。他既对国民党高层的倒行逆施充满反感，又担心自己多年军统身份难以洗清。张严佛把与中共方面的往来信件拿出来，一封封让他看，并一再强调“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希望打消顾虑，但陈达终究还是要自己做决定。

第二天清晨，天色刚亮，陈达终于想明白。如果继续跟着旧政权走下去，结局无非是退守一隅，或远走海外；而如果站到人民一边，即便前路凶险，至少有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说法。他答应了张严佛的请求，决定参与长沙和平起义的筹划。

这时，毛钟新尚不知道，他以为碰见的只是老同学。两人在乐淘旅店门口意外相遇，毛钟新第一句就带着试探：“你不是在浙江吗？现在浙江的情况紧张，怎么回湖南来了？”陈达笑着回答：“家父有病，请假回醴陵探望，顺便到长沙买点药，看看亲戚。”

表面上说得过去，动机看着也合理。两人回到旅社房间，一边抽烟一边闲聊，气氛慢慢放松下来。陈达随口问了一句：“你来长沙，肯定不是单纯游玩吧？”这句话问得不轻不重，既像关心，又像好奇。

毛钟新下意识地环顾了一下屋里，压低声音：“确实有任务。你人虽然是湖南的，但好久没在这边工作，不太了解情况。湖南现在局势很糟，程潜很可能会叛党叛国，最近总统亲谕毛先生，不能让湖南再出个傅作义。”

说到这里，他把自己带来的暗杀名单掏出来递给陈达。纸上写着的，都是湖南军政核心人物的名字：程潜、唐伯球、程星龄、唐生明、邓介松、萧作霖、陈云章、张严佛……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条政治命脉。

陈达把纸接在手里，面色不变，心里却已经有了盘算。他知道，如果暗杀行动展开，不仅长沙起义难以收场，这些人中很多其实已经倾向进步一方，死一个，都意味着更大的动荡。

毛钟新还在介绍他的“设想”：“刺杀程潜，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找个内线，在他住处安放炸弹。这样一来，干净利落。”说到这里，他还得意地笑了一下，似乎这些计划早已胸有成竹。

陈达当然不会去当这个“内线”，表面上只是摊手笑笑，表示“帮不上忙”。但他还是留在乐淘旅店，名义上是给老同学当参谋，实际在观察，对方准备怎么动手。

张严佛和陈达商量数次，发现以当时长沙的情形，很难硬碰硬抓捕对方。敌人在暗处，自己在明处，一旦冲突升级，很可能打草惊蛇，于是两人想出了一个“软办法”——写一封恐吓信，把人吓走比什么都强。

动笔的人，还是陈达。他文笔不错，很快写出一段不长的警告语，大意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玩火自焚，自古有训”，最后一句写得极为干脆：“否则，当心先生脑袋。”有人提议把“脑袋”改成“狗头”，显得更狠一点，张严佛想了想，还是让它保持原样，以免风格太露骨，引起对方警觉。

这封匿名信由刘炳文及其妻子抄写，再通过渠道悄悄送到乐淘旅店。巧的是，信送到的时候，陈达就站在毛钟新身边。信封拆开，里面那几行字直白而冷冰。

毛钟新看完，后背凉得厉害。他一直以为自己行动隐蔽，到长沙后深居简出，没想到还是被人摸清了底细。对手不仅知道他的名字，还知道他正在“玩火”。他心里“咯噔”一下，立刻有了退意。

他匆匆收好信，转头对陈达说：“我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晚饭就不回来吃了。”语气不紧不慢，却明显带着躲避的味道。就这样，他离开了乐淘旅店，再也没有回来。

暗杀小组失去核心人物，这次针对湖南起义的刺杀计划等于自行瓦解。这个看似轻飘飘的“恐吓信”，在关键时刻挡住了一场流血和混乱。对于陈达来说，这既是一次冒险，也是一次彻底的思想转折。多年来“军统少将”的旧身份，在那几天里，已经开始与未来的道路渐行渐远。

四、桂林暗战与“杀不杀白崇禧”的抉择

长沙起义之事告一段落后，局势并没有马上安稳下来。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联名通电，向全国宣布湖南和平起义。这一天在很多史书上只是简短的一句，却意味着华中战局出现了一个新的支点。

湖南虽然稳住了，但华中地区仍然紧张。白崇禧手中还有30多万兵力，盘踞湘中、湘南乃至广西一线。只要这支部队存在，解放军南下的压力就不会小。湖南地下党方面于是提出一个问题：广西系统里，有没有可能争取的人？

张严佛毫不犹豫地报出了陈达的名字。原因很简单：他有军统背景，又在江西、华中地区做过情报，和不少军政高层有交情。如果有人能打进白崇禧的内部，那个人的条件，非陈达莫属。

就这样，陈达很快与华中局取得联系，离开长沙，南下衡阳、广州，再转往桂林。在这趟路上，他已经带着明确任务——设法策反白崇禧身边的人，或者至少把准确的情报源源不断送出来。

当时，华中军政长官部里，有几位旧部对他十分熟悉。二处上校情报处副处长刘万寿、三处上校科长孟繁章，都是抗战时期在江西日占区跟他一起干过的老战友。那时候，他们共同侦察日军情报，也真刀真枪抓过俘虏，算得上是过命交情。

消息传到他们耳朵里，说陈达在长沙已经站到起义一边，两人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惊诧，反而隐隐觉得这才符合大势。对于国民党后期的种种乱象，一线军官看得比谁都清楚。有些人只是缺一个契机，一句话点醒而已。

接下来，陈达又联系上了国民党航空局桂林无线电台台长伍本森。后者同样是旧部，对他非常信任。在桂林这座南方城市，几个军统出身的情报人员悄悄构成了一个隐蔽的小小网络。他们的任务很简单，却极为关键：把白崇禧军队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撤退方案，通过电台，秘密传送给华中局以及南下的解放军。

值得一提的是，陈达南下时与华中局之间，还没有完全约定统一的联系方式和电台联络信号。为了补上这个漏洞，他冒险返回长沙一趟，和齐一夫等人当面商量，确认联络密码，这才把整条情报渠道打通。这个做法，风险不用多说，一旦被国民党方面察觉，后果可想而知。

就在桂林情报工作逐步展开的过程中，又冒出一个更大胆的设想。孟繁章提出：“我们干脆伺机干掉白崇禧。”理由并不复杂——白崇禧在当时是桂系的支柱人物，也是李宗仁最倚重的将领之一，如果把他除掉，南方局势或许会更快瓦解。

刘万寿还专门设计了一套看似可行的计划。按他们的身份，进出华中军政长官部和白崇禧府邸并不困难，只要能准备好一枚定时炸弹，在例行觐见或汇报时找机会放置在合适位置，就有可能让白崇禧“人间蒸发”。这个设想听起来惊险，却在实务上有一定操作空间。

这个时候，陈达没有一味冲动。他带着两人，冒险回长沙再度与齐一夫见面，把想法原原本本说了出来。齐一夫听完后沉默了几秒，随后给了一个非常冷静的回应：“以你们的条件，杀掉白崇禧并不是完全做不到。但是，即便他死了，几十万军队仍然存在，问题依旧在那儿。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你们提供的情报——部队部署、作战与撤退计划、潜伏特务组织的名单。这些东西，比打一颗炸弹更有用。”

这个回答，说明了当时我党在重大问题上的判断方式。并不急于追求“轰动效果”，而是更看重实质性的战略利益。没过多久，陈达和同伴们打消了“刺杀白崇禧”的念头，转而把全部精力放在收集和传递情报上。

从1949年中期开始，这条隐蔽战线运作得越来越熟练。桂林电台源源不断发出密电，白崇禧的行动轨迹、兵力调动，一点点落入南下解放军的掌握之中。等到广西全面解放的时候，陈达和身边这几位“内线”的任务算是完成。

1950年初，西南地区也先后解放。陈达回到湖南，华中军区联络部第二联络站给他出具了一份立功证明，文字不长，却评价颇高，称其“在我军向广西进军过程中，做出了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卓著成绩”。湖南省人民政府也向他发出“起义证明书”，肯定他在长沙和平起义及后续行动中的作用。

凭这一连串经历，陈达的人生似乎应该迎来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事实上，他还很快接到了一个充满危险的新任务——赴香港策反留在那里的军统特务人员。要知道，以他当时的身份，在军统旧系统里早就被“挂了号”，一旦暴露，后果不难想象。但他还是去了，一次不够，再去第二次。

这些立功证明材料，后来在特殊年代里大多散佚，只在亲友回忆中留下痕迹。这一点，从后来的遭遇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五、风雨过后与病榻前的那句话

新中国成立后，像陈达这样“起义出身”的军统人员，起初是被予以承认和保护的。可历史的曲折之处，就在于命运并不会只沿着功劳簿走。到了特定时期，出身问题、历史问题被层层放大，很多曾经在隐蔽战线立过大功的人，也难以幸免。

陈达经历的那一段“特殊年代”，外人很难完全想象。他曾经努力向组织说明自己的经历，也拿出过相关证明，但形势并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面对反复的审查，他并没有选择自我否定，只是坚持事实、坚持申诉。多年以后，他不愿多谈那一段，只在少数时候轻声说一句：“最可惜的，是那些正好能干事的年纪，都耗在里面了。”

1975年3月19日，命运的转折又一次到来。那天起，他获得特赦，被安排到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这一安排不算高调，却稳定而体面，对一个经历过那么多波折的人来说，已是难得的安顿。

1981年，有关部门正式为他平反，恢复“起义人员”的待遇。那份迟来的确认，既是对当年在长沙、桂林暗战岁月的肯定，也是对他多年忍耐的一种回应。此后，他的生活逐渐趋于平静，在单位安静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家里偶尔翻翻旧书，看看报纸。

值得一聊的，是他对家庭的态度。年轻时，他长期在外执行任务，身份敏感，家中事务大都压在妻子一人身上。起义后的长期颠沛，特殊年代的沉浮，也让妻儿跟着吃了多少苦。陈达这个人，性格有点内敛，不爱多说，但在提到妻子时，经常会露出少见的柔和神情。他跟儿子陈卓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生中，最不后悔的事，就是娶了你母亲。”

这句话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家常话，而是对一个女人几十年坚守的回应。军统时期的奔走、起义前后的惊险、之后多年的风雨，妻子一直没有离开。对于这一点，他心里非常清楚，却不太会用华丽言辞去表达，只能用这样一句笃定的话，来概括全部。

进入新世纪之后，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病中偶有旧事浮上心头，点到为止，从不主动渲染自己的功劳。有时儿子问起往事，他会挑一两段比较“干净”的内容讲讲，比如在桂林电台的故事，讲到某次惊险过关，老人还会笑着摇头，说一句“那会儿真是命大”。

2009年，陈达在长沙病重，生命走到尽头。那天病房里很安静，家人在床前守着，他的精神已经很弱，却突然用力握住儿子的手，慢慢吐出一句话：“我唯一遗憾的，就是亏欠你们太多。”

这句话，并没有提功劳，也没有抱怨任何人，只是作为一个父亲，对家人多年付出的一个朴素交代。对陈卓来讲，感动的不仅是这句道歉，更是他明白父亲到底经历过什么之后，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从1941年踏入临澧特训班教室，到1949年长沙旅社里的那封“恐吓信”，再到桂林无线电台夜里闪烁的电波，陈达在战火中走过的每一步，都比常人更加惊险。而在和平年代，他的人生却经历了另一重考验——荣誉与误解交织，功绩与挫折并存，直到晚年才真正收获一点平静。

他那句“我一生亏欠你们太多”，听上去像是对家庭的歉疚，细想之下，也隐含着一个隐蔽战线老人的复杂心绪。起义时，他选择了新的道路；在关键节点，他拒绝了以暴易暴的刺杀设想，改用情报改变战局；在特殊年代，他不肯否认自己做过的事情，也不愿用怨气来解释一切。走到最后，他把这一切都压在心底，只留给家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告白。

有意思的是，在陈达的回忆中，长沙乐淘旅店那间房、毛钟新手里的那张暗杀名单、桂林电台的天线、长沙参事室的办公桌，这些场景并没有特别宏大的光环。对他来说，那只是一个又一个节点，需要做出判断，需要承担后果。只是在外界看来，这些决定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改变湖南局势、影响华中战局的一串关键坐标。

历史有时会被写成一句冷冰冰的“某某人通电起义”“某某战役胜利”，但在这些简练语句背后，总有一些面孔长期沉在水底，不被人看见。陈达的经历，恰好属于这一类：出身军统，误入特训班，走上情报之路；在长沙，他转身站到起义的一侧；在桂林，他用情报，而不是炸弹，参与改变了战局；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起落。

到了2009年病榻前，他没有总结历史，只是紧紧握着儿子的手，说出那句“亏欠”。听上去平淡，却足够厚重。对一个经历了那样年代的人来说，有些话不必说得太满，真正懂得的人，自然能从只言片语中读出他身后那一段并不明亮，却真实存在的曲折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