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匿名批评3纵7纵，陈锡联对杨勇悄声私聊：人要有自知之明

1946年9月10日这天，是农历中秋。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一早就忙碌起来，但与往常节日的热闹不同，院子里气氛说不出的压抑。几位纵队司令员陆续赶到，本以为是“庆功加团圆”，谁也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一场让人心里发紧的“不握手会议”。

把时间往前拨两个月，这场气氛异常的会议，实际上是从陇海路战场“烧”起来的。刘伯承、邓小平敢在1946年夏天主动“引火上身”，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看准了蒋介石在战略上的一个破绽：急于决战，却分兵冒进。

1946年6月下旬，内战已经无法掩饰。蒋介石在完成大规模军事准备之后，撕毁《双十协定》，下令对全国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当其冲，压力陡增。

根据中央军委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动出击，向国民党兵力相对薄弱的开封、徐州方向运动，打响了陇海路战役。这一仗，解放军歼敌一万六千余人，砀山、虞城、开封等地相继解放，整个华中、华北战局立刻出现一个小小的“喘息口”。

有意思的是，这个“喘息口”，对我军是空间，对蒋介石却成了火苗。

蒋介石得知开封失守后，勃然大怒。他原本计划的进攻部署被迫推翻，顾不上多想，立刻命令准备北上的三个整编师暂缓行动，又从淮北抽调两个整编师，急匆匆赶往晋冀鲁豫战场。

到了1946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余万人，密集出现在郑州、新乡、开封、商丘一线，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向鲁西南，夺取菏泽、济宁等重镇，打通津浦、平汉铁路，将华北解放区“一刀切开”。

蒋介石把这次行动看成扭转战局的关键战役，派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坐镇前线督战。刘峙在军中一向以“蒋介石心腹”著称，却也以昏庸、贪功闻名。他在前线放出狠话：“即使不能消灭刘伯承的部队，也要打得他们不敢再在陇海线东段乱窜！”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动出击，确实减轻了山东解放区的压力，但代价也十分明显：刘邓大军被近三十万国民党军团团围住，鲁西南上空乌云压城。延安听到战况，毛泽东在地图前沉思良久，一眼就看透蒋介石的意图：逼刘伯承、邓小平在平原地区硬打消耗战。

不过，敢“引火”，就不可能没有准备。

一、在火堆旁布局：刘邓如何选“硬仗”

那段时间，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灯光常亮到深夜。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聚在一张大地图前，目光在津浦、平汉、陇海几条铁路线上来回移动。

邓小平盯着敌军态势，分析得很直接：从津浦线北上的三个国民党整编师，有两个是蒋介石的“宝贝疙瘩”——新五军和整编十一师，全部美式装备，火力强、机动快，很难啃；而从西面压来的部队，虽然数量多，但成分复杂，战斗力参差不齐。

摆在眼前的大概有两条路。一条，是回避锋芒，把主力撤到黄河以北，喘口气，修整部队。这么做，对刘邓大军自身有利，但陈赓、李先念那边压力必然加大，从全局看并不划算。另一条，是顶住压力，再打硬仗，只要打赢一役，就能掩护兄弟部队，扭转整个中原、鲁西南战局。

邓小平倾向后者。他的考虑很现实：部队虽累，却还有战斗力；敌军敢冒进，就给了我军抓住“伸出去的手指”的机会。

刘伯承听完，露出几分他特有的幽默，话却透着杀气：“蒋介石的战术不就像摆‘饭桌子’？上次送了一桌，我们还没吃饱，这次又端来一桌。这不是逼着人吃吗？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既然这么大方，我们可不能浪费。”

轻描淡写，实则是下了决心。经过充分讨论，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思路：先集中兵力吃掉位于郑州附近的整编第三师，然后视情况再考虑整编七十四师。

问题是，刘邓大军“家底”并不厚。那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总兵力不足五万，大炮不多，山炮、迫击炮还缺弹药。陇海路战役刚打完，伤亡五千多人，新兵补充还没跟上。部队大量是刚翻身的农民出身战士，打仗勇猛，却也让指挥员心里挂念。

邓小平在起草作战电报时，就忍不住感叹：名头不小，底子却单薄。硬仗要打，心里难免有点“肉疼”。

反观刘峙，心理状态完全相反。

二、刘峙自以为胜券在握：整3师踏入“口袋”

刘峙之所以敢在前线口出狂言，很大程度上是被手里的兵力数字冲昏了头脑。他掌握十四个整编师指挥权，自觉“人才难得，机遇难得”，看到情报里刘邓兵力不足，就忍不住想抢大功。

1946年8月28日，他下令国民党军全线出击，五个整编师像“五指合拢”，从不同方向指向定陶、曹县地区，企图一举合围歼灭刘邓大军。

按照解放军预定计划，8月31日，我军以小股部队牵制整编四十七师，将主战场选在定陶以西的韩集、大杨湖一带，主攻目标正是蒋介石器重的整编第三师。

整三师有它的“来头”。这支部队前身在抗战期间远征缅甸，受过史迪威训练，全美式装备，战斗经验丰富，被视为国民党军精锐之一。师长赵锡田出身黄埔一期，又是顾祝同外甥，典型的“高干子弟型”将领，自视甚高。战前他在公开场合夸口：“两周之内，拿下鲁西南。”

记者提醒说，孤军深入有风险，“万一被刘邓大军包围怎么办？”赵锡田不以为然，说自己奉命“追剿”，四十一师、四十七师会随时配合。他骨子里不仅轻视对手，连友军支持也看得理所当然。

9月2日，战斗拉开帷幕。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奉命抽调两个主力团，对整三师采取运动防御，一边打一边撤，让对方感觉“节节胜利”。整三师不费多少力气，就连占数个小城镇，赵锡田得意洋洋，给刘峙发报吹嘘：“刘伯承、邓小平不过如此，很快就把他们赶回太行山。”

刘峙原本对这种顺利有点疑心，毕竟和刘伯承周旋不是一两回。但蒋介石从庐山发来嘉奖电，又命他到前线慰问赵锡田。一番“亲眼所见”后，他也放下警惕，觉得胜利在望。定陶、曹县似乎就在眼前，对刘伯承“用兵如神”的传闻，也被他抛在脑后。

可就在他开始想象如何“名满全国”的时候，大杨湖这块地图上不起眼的小地方，已经悄悄合上了一张“口袋”。

三、大杨湖血战：王近山咬住整3师

9月3日下午，整三师进入大杨湖地区。这里地势平坦、交通要道交汇，看上去是攻方前出的合适地域，但对于刘邓大军来说，却是精心挑选的伏击场。

六纵被指定为主力，负责围歼整三师核心部队。当天深夜11点30分，信号弹划亮夜空，我军发起总攻。赵锡田面临的是一场毫无思想准备的攻坚战。

不得不承认，整三师的基础战斗力确实不弱。大杨湖不过两百多户的小村庄，短短不到一天时间，整三师五十九团就在村中构筑出较为完备的防御工事。美式武器配上工事掩护，使得六纵两昼夜攻势伤亡不小，部队极度疲劳。

更麻烦的是，周边敌军正从四面八方向大杨湖赶来。一旦迟迟不能突破，六纵就很可能被敌军多路合击，陷入被动。

9月5日夜，刘伯承、邓小平亲赴六纵前线指挥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邓小平没有绕圈子：“六纵打了两天，伤亡大，部队疲惫，但现在不能停。根据观察，前两天战果不理想，一是部分部队动作太慢，二是协同不好，真正冲到一线的人不够多。装备不如敌人，就必须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真正在一点上砸过去。当前的关键是歼灭固守大杨湖的五十九团，一旦这一团被拔掉，二十旅退路被截断，整三师就是瓮中之鳖。”

刘伯承当场调整部署，明确继续以六纵为主力，集中兵力，力求速决，不给敌军任何喘息机会。从两位首长的态度里，各纵队指挥员都能看出一个意思：大杨湖必须拿下，不惜代价。

王近山承担的是最硬的一块骨头。他到达距大杨湖不足一公里处，直接给刘邓司令部打电话，话说得很重：“我们六纵坚决完成歼灭整三师的任务。哪怕打得全纵只剩一个团、一个连，我也当团长、连长。让战士们把子弹、手榴弹全用光，最后没枪没弹，就用牙咬，也要把敌人咬死。”

这种近乎倔强的誓言，在那样险峻的战场环境里，并不是简单的口号。六纵随即把所有能调动的力量压上前沿。

被包围的赵锡田意识到危险，命令五十九团向村西南突围，却撞到了六纵五十四团的严密封锁。五十九团在一个叫“大土围子”的地方发动一波又一波冲击，一天之内猛攻九次，都被顽强顶住。

到了9月6日凌晨，王近山把后勤、机关人员全部抽出来，组成预备队投入战斗。村西南角陷入白刃交错的近战，官兵难分，只有“活下去”与“倒在地上”的区别。

天亮前，六纵其他各团陆续增援到位，包围圈越收越紧。清晨七点，五十九团被全歼，整三师防线出现致命裂口。

与此同时，二纵在大黄集一带，三纵、七纵在周集、小杨湖附近，各自咬住整三师其他部队，步步压缩活动空间。到9月7日，整三师已是再无退路。

赵锡田被俘那一刻，躲在汽车底下，试图混在普通士兵队伍里蒙混过关，却被解放军战士认了出来，押到六纵政治委员杜义德面前。杜义德看着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国民党中将，忍不住半开玩笑：“前几天你不是追着要见我？现在见到了，总该满意了吧？”

不久之后，刘伯承、邓小平在收容所见到赵锡田。曾经的“远征军名将”，此时穿着破棉袄，裤子破洞，形容憔悴，哪里还有半点“黄埔名将”的派头。邓小平看着他的衣着，直接说了一句：“赵先生这身行头是换来的吧，看样子还想再跑。”

刘伯承的口气则缓和不少：“这些年你东奔西跑，又带伤，累得很。以后在解放区好好休养，生活上我们会安排，你也别再想着往外跑了。”

这番话，说得不重，却让赵锡田心里很不是滋味。在解放战争中，他是我军俘虏的第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俘第六天，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劝国民党军官兵不要再为内战卖命，对动摇敌军士气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定陶战役以整三师全军覆没告终，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大为震怒，当场斥责刘峙是“饭桶”。9月15日，他命令陈诚、顾祝同赶赴开封，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当众宣布撤销刘峙职务，交军法审查。

延安这边，气氛则完全不同。毛泽东在得知定陶大捷后，指示将战役经验向全军通报，还专门致电刘邓：“祝贺歼灭整三师大胜利，望传令嘉奖。”同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蒋军必败》社论，把定陶大捷与“中原突围”“苏中大捷”并列，认为对南方战线意义重大。

战果摆在那儿，舆论、士气都随之高涨。只是，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里，邓小平盯着的，却不仅仅是战报。

四、“不握手会议”：胜仗背后的“泼冷水”

定陶一仗打得漂亮，刘伯承、邓小平按惯例到部队走访。一路下来，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一个月内连续两次大胜，一些干部身上开始出现骄气和松散作风，群众纪律也没原来那样紧，在某些地方甚至引来群众“上门诉苦”。

回到司令部，他专门同刘伯承谈了这件事，说得很直接：在陇海路战役时，七纵就暴露过这类问题，当时因为战事紧张，只做了点提醒，没有系统解决。现在问题有扩大趋势，如果不及时纠正，将来很可能要吃大亏，不光影响部队作风，还关系军民关系和整个解放事业。

刘伯承思索片刻，点头同意。他知道，打胜仗容易滋生轻敌情绪，尤其是在青年指挥员中间，更要有人敲敲边鼓。

于是，邓小平当即吩咐参谋通知：9月10日上午，在野战军司令部开会。

接到通知的，有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六纵司令员王近山、七纵司令员杨勇等人。大家心里多少有点自己的“小算盘”——中秋节，又打了大胜仗，这会怎么也该算是一次“庆功加联欢”。

谁都没想到，一进会场，立刻感觉不对劲。屋里布置简单，气氛凝重，就连端茶的通讯员，神情也严肃得很。陈锡联心里打鼓，总觉得不像来喝酒的样子，更像来“挨刀”的。

时间一到，邓小平、刘伯承、副政委张际春、李达等人走进会场。按旧习惯，纵队首长们应该上前逐一握手寒暄，气氛热络一下。但这次，当众人刚要起身，邓小平抬手拦住：“今天开的是‘不握手会议’。”

这一句话，把满屋子的“庆功预期”压了下去。王近山、陈锡联、杨勇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没反应过来。

邓小平开门见山：“今天把大家叫来，不是过节，更不是庆祝胜利，是要专门开一次‘不握手会议’。打了两次胜仗，不能总是握手、恭喜、互相捧场。要多想一想自己的问题。从邯郸出发到现在，群众工作做得怎样？官兵团结有没有问题？执行群众纪律是不是严格？作战指挥上还有哪些漏洞？希望大家围绕这些情况，认真谈一谈。”

六纵这次在大杨湖表现突出，是主力，也是典型。王近山知道自己在这场会上是要受表扬的，很快就明白邓小平的批评主要是对着三纵、七纵来的，只不过没有点名而已。

会议进行到下午一点，前线传来消息：敌新五军和整编十一师有向晋冀鲁豫解放区逼近的迹象。照理说，这时候应尽快结束会议，抓紧部署防御。但邓小平坚持不开完不散，他很清楚，这一次是要“趁热打铁”，把问题当面摆清楚。

休会间隙，陈锡联拉着杨勇，在一边小声说：“人要有自知之明。今天我们要是不主动做自我批评，恐怕谁都下不来台。”杨勇苦笑一句：“这本以为是庆功宴，怎么变成‘鸿门宴’了？那就我先检讨。”

二人商量妥当，回到会场后，杨勇第一个站起来，态度坦率：“七纵军民关系确实没搞好，仗也打得不算最好，这些问题由我负责。回去要好好整顿，提一提部队斗志，也把群众工作补上。”

杨勇话音刚落，陈锡联也站起来发言：“三纵发生的那些事，也由我来承担责任。”

会场一时间安静下来。邓小平看着这两位在战场上敢打敢拼的“爱将”，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于是起身宣布：“好，今天就到这里，散会。”

这场“不握手会议”，表面上只是一场内部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质上却敲打得极有分寸。打胜仗不等于可以放松纪律，更不意味着可以在群众面前失礼。邓小平把这一点看得很重，在他看来，战斗力固然关键，但没有严明的群众纪律，再大的胜利也站不稳脚跟。

从战场上的大杨湖，到会议室里的“不握手”，一硬一软，两种场景背后，是同一个要求：部队能打仗，也要守规矩；胜利可以欢喜，骄傲情绪必须压住。

值得一提的是，被点名批评的三纵、七纵此后在解放战争中继续担当重要作战任务，先后参加多次大战硬仗，在实际行动中把那次会议上的“检讨”落到了战场上。从这一点看，邓小平那一天选择“不给面子”，反而保全了更多人的前程，也稳住了一支部队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