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冬天，我背女同学过河，她趴在我背上说：你把我背稳点

十五年后，沈曼青把离婚协议拍在我面前时，窗外正在下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她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戳着纸页，声音冷得像冰窖里捞出来的铁钉：

“林溪，把这签了。

房子、存款、孩子的抚养权，我都要。”

我盯着那份协议，忽然想起1975年冬天那条结着薄冰的河。

她趴在我背上，湿漉漉的棉袄贴着我的后背，热气呵在我耳边：

“你把我背稳点，我要是掉下去，你就得娶我。”

那时我们都以为那是句玩笑话。

现在她站在暖气充足的办公室里，穿着意大利定制的套装，而我身上还是那件穿了五年的旧夹克。

她等我签字，像等一个早就该结束的流程。

我说：

“那年过河，你搂我脖子搂得特别紧。”

沈曼青的手指蜷了一下。

这是1990年，我们都三十岁了。

故事得从十五年前讲起。

1975年冬天，我十六岁，在青石镇高中读二年级。

青石镇是个地图上找不着的小地方，一条青河把镇子劈成两半，南岸是镇中心，有供销社、粮站和唯一的水泥路；北岸是像我们这样的农户，土路一下雨就烂成泥潭。

我家住在北岸最西头，三间土坯房，墙皮掉得斑斑驳驳。

父亲在镇农机站当临时工，母亲有哮喘，常年躺在里屋那张吱呀作响的木床上。

我是家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十二岁，一个才八岁。

每天天不亮，我就得起来挑水、生火、熬粥，然后揣上两个玉米面饼子，走四里地去上学。

沈曼青住南岸。

她父亲沈国栋是镇供销社主任，母亲在公社当文书。

她家那栋红砖瓦房，是镇上最早盖起来的那批，玻璃窗擦得锃亮，窗台上还摆着两盆冬青。

沈曼青穿的衣服从来不带补丁，冬天有件军绿色的棉大衣，领子上镶着人造毛，走起路来那圈毛领随风轻颤。

我们是同班同学，但几乎不说话。

她坐第二排正中间，我坐最后一排靠窗。

她交上去的作业本干干净净，我的本子边角都卷着毛边。

课间她周围总围着几个女同学，笑声清脆得像摇铃铛，我通常趴在桌上补觉，或者赶昨晚没写完的作业。

那年冬天特别冷，青河结了冰，但还不够厚实。

摆渡的老秦头说冰面危险，把他的小木船拉上了岸。

这可苦了我们北岸的学生——得绕七八里路从上游的石桥过河，得多走将近一个小时。

那天是十二月十七号，我记得清楚，因为前一天刚发了期中考试成绩。

我物理考了全班第一，98分。

教物理的赵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我，还让我上台讲那道最难的电路题。

我讲的时候，手指在黑板上画着线路图，粉笔灰簌簌往下掉。

余光里，我看见沈曼青回过头来看我，她扎着两根麻花辫，发梢用红头绳系着。

放学时，天阴沉得厉害。

我和同村的陈卫东一起往河边走。

陈卫东他爸是生产队长，家里条件比我家好不少，他脚上那双解放鞋还是崭新的。

“听说没？”

陈卫东用胳膊肘捅捅我，

“沈曼青她爸要调到县里去了，当商业局副局长。”

我没接话，低头看着自己脚上快要磨穿的布鞋。

鞋头已经开了个小口，母亲用黑线粗糙地缝了几针，像条难看的蜈蚣趴在那儿。

走到河边时，那里已经聚了七八个学生。

河面上的冰在暮色里泛着青灰色的光，靠岸的地方冻实了，但河中心还能看见水流在冰层下涌动。

“这怎么过啊？”

一个女生带着哭腔说。

沈曼青也在人群里。

她穿着那件军绿棉大衣，围着红围巾，小脸冻得发白。

她看看河面，又看看越来越暗的天，咬着嘴唇不说话。

陈卫东忽然说：

“要不，咱们蹚过去？”

大家都愣了。

河水虽然不深，但这么冷的天，蹚过去棉裤肯定湿透，非冻病不可。

“我试过，”陈卫东有点得意地说，“冰面其实挺结实，就是中间一小段可能得踩水里。

跑快点，没事儿。”

他第一个下了河岸。

岸边的冰确实厚，他踩上去，咔咔响了几声，但没裂。

他回头招手：

“来啊！”

几个男生跟着下去了。

我也跟在后面。

冰面比想象中滑，我走得小心翼翼。

快到河中心时，脚下的冰层发出不妙的嘎吱声。

“快跑！”

陈卫东在前面喊。

我们几个男生连滚带爬冲过那一段薄冰区，棉鞋踩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但总算到了对岸。

裤腿湿了大半截，寒气直往骨头里钻。

回头看，还有三个女生站在对岸不敢动。

其中就有沈曼青。

“沈曼青，快过来啊！”

陈卫东在岸上喊，“天要黑了！”

沈曼青摇摇头，往后退了一步。

我站在岸边，湿透的裤腿贴在皮肤上，已经快没知觉了。

天色越来越暗，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那几个女生在对岸急得跺脚。

“要不……”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哑，“我背你们过来？”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陈卫东斜眼看我，嘴角挂着似笑非笑的弧度。

对岸的女生们也愣住了。

沈曼青抬头看我，眼睛在暮色里亮得惊人。

她没说话，只是开始往下脱那双黑色系带棉鞋，露出里面白色的针织袜子。

然后她卷起裤腿，一小截白皙的脚踝露出来，在灰暗的天地间显得扎眼。

我重新踩进河里。

河水冷得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蹚到河中央，薄冰在我脚下碎裂，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转身，背对着沈曼青蹲下。

她犹豫了几秒钟，然后趴了上来。

很轻，比我想象的轻。

她的大衣下摆垂下来，扫过我的腿。

我托住她的膝弯，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她低低惊呼一声，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

“你把我背稳点，”她的声音就在我耳边，热气呵在皮肤上，痒痒的，“我要是掉下去，你就得娶我。”

我脚下一滑，差点真把她摔下去。

她搂得更紧了，低声笑起来，那笑声震得我后背发麻。

我一步步往对岸走。

河水漫过我的小腿，冰碴子顺着水流撞在腿上。

沈曼青趴在我背上，安静得出奇。

她的麻花辫垂下来，发梢扫着我的脸颊。

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味，还有她围巾上若有若无的雪花膏香气。

陈卫东他们在岸上看着。

我听见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是压低的笑声。

我的脸烧了起来，不知道是冻的还是臊的。

快到岸边时，沈曼青忽然动了动。

“林溪。”

她叫我名字，声音很轻。

我没应声，所有力气都用在保持平衡上。

“你物理真好。”

她说。

我终于踩到了岸边的实地。

陈卫东伸手来拉沈曼青，她却没马上下来。

她趴在我背上，手臂还环着我的脖子。

我也没松手，就那么站着，像个僵住的木偶。

“行了行了，”陈卫东笑着说，“还舍不得下来了？”

沈曼青这才松开手，从我背上滑下来。

她的袜子湿了，脚踩在冰冷的泥地上，冻得缩了缩脚趾。

我把她那双棉鞋递过去，她接的时候，手指碰了碰我的手背。

很轻，很快，像被羽毛扫了一下。

“谢谢。”

她说，声音很轻。

我摇摇头，转身拧自己裤腿上的水。

另外两个女生也被其他男生背了过来。

大家赶紧往家赶，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走回家时，棉裤下半截已经冻硬了，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

母亲看见我这样子，急得直咳嗽，翻箱倒柜找干衣服。

两个妹妹围着我，小手摸我冰凉的脸。

那晚我发了低烧，梦里全是晃动的河水，和背上那点若有若无的温度。

第二天上学，沈曼青在课间走到我桌前，放下一小包东西。

“我妈让我给你的，”她说，“冻疮膏，听说你昨天蹚水了。”

我盯着那个用旧报纸包成的小包，没动。

周围有几个同学在看我们。

“拿着呀。”

她声音提高了些。

我接过来，报纸里包着一小盒冻疮膏，还有两颗水果糖，糖纸亮晶晶的。

“谢谢。”

我说。

她点点头，转身走了。

那两根麻花辫在脑后一甩一甩的。

陈卫东走过来，拿起那盒冻疮膏看了看。

“可以啊林溪，”他笑嘻嘻地说，“背一趟河，还有奖励。”

我没理他，把东西塞进书包最里层。

那天之后，沈曼青偶尔会问我物理题。

她拿着作业本走到我座位旁，俯下身，手指点着题目，头发上的皂角味淡淡飘过来。

我讲得很慢，尽量把每个步骤说清楚。

她听得很认真，长长的睫毛垂下来，在脸颊上投下小小的阴影。

陈卫东他们有时候会起哄，吹口哨，或者发出怪声。

沈曼青从不理会，听完题，说声谢谢，就回自己座位。

我继续埋头做自己的事，但心脏在胸腔里跳得乱七八糟。

有一次放学，我和她刚好一前一后走出校门。

走了一段，她忽然慢下脚步，等我走上去。

“林溪，”她说，“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愣了下。

这个问题太大，我从没认真想过。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考上大学吧。

听说大学里吃饭不要钱，还有补助。”

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

“我也想考大学。

我想去省城，听说省城的图书馆有五层楼高。”

我们并肩走了一段路，快到青河时，她拐向南岸，我继续往北岸走。

分开时她朝我挥挥手，红围巾在风里飘着。

那个冬天剩下的日子里，青河上的冰越来越厚，我们可以直接从冰面上走过去。

但我总记得那天背她过河的情形，记得河水刺骨的冷，和她趴在我背上时那点微弱的暖意。

期中考试后，赵老师找我谈话，说我的成绩可以争取保送县一中的高中部，那是全县最好的高中，考上大学的几率大很多。

但保送名额只有一个，要看期末的总成绩。

我拼了命地学。

晚上家里煤油灯不敢点太久，煤油要钱，我就着灶膛里那点火光看书，熏得眼睛生疼。

母亲咳得更厉害了，但她坚持不让我干太多家务。

“你好好读书，”她说，“读出个名堂来。”

期末考前一周，沈曼青找到我，脸色不太对。

“林溪，”她说，“你知不知道保送名额的事？”

我点点头。

“陈卫东他爸去找过校长了，”她压低声音，“他们想让陈卫东拿这个名额。”

我脑袋嗡的一声。

窗外正在下雪，雪花贴在玻璃上，很快就化了。

“赵老师说会公平决定的。”

我说，但声音没什么底气。

沈曼青看着我，眼神复杂。

“你真觉得这世上有公平吗？”

她问完，转身走了，没等我回答。

期末考试那天，雪下得特别大。

我答得很顺利，最后一门考完，我长长舒了口气。

走出教室时，看见沈曼青站在走廊尽头，正望着窗外漫天大雪。

“考得怎么样？”

她问。

“还行。”

我说。

她转过身来，很认真地看着我：

“林溪，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得继续读书。

你是我见过最聪明的人。”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说不出话。

放寒假前的最后一天，成绩公布了。

我总分全班第一，物理和数学都是满分。

赵老师在班上宣布这个消息时，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同学们鼓掌，我看向沈曼青，她正冲我笑，眼睛亮晶晶的。

但保送名单要等到开学才公布。

那个寒假，我每天除了帮家里干活，就是看书。

父亲给我借了几本高中教材，是他在农机站认识的一个技术员的。

夜里我点着煤油灯看到很晚，母亲催了好几次才睡。

大年初三，陈卫东来找我，拎着一包点心，说是他爸让送的。

我们坐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他搓着手，呵出白气。

“林溪，”他说，“咱俩是发小，有些话我就直说了。

那个保送名额，我爸在帮我活动。

你知道的，我家就我一个儿子，我爸想让我出息。”

我没说话，看着光秃秃的槐树枝桠。

“你成绩是好，”陈卫东继续说，“但你去县一中，住宿吃饭都要钱。

我家可以供得起。

你去了，家里怎么办？

你妈还病着。”

他说的每句话都像针，扎在我心上。

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

“我也不是要你让我，”陈卫东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就是跟你通个气。

反正，最后看学校决定吧。”

他走了，留下那包点心。

我没动，任它在石桌上放着。

开学前一天，雪化了，青河开始解冻。

我站在河边，看着浑浊的河水裹着碎冰往下游流。

沈曼青不知什么时候来的，站在我身边。

“明天就公布名单了。”

她说。

“嗯。”

“你会去县一中吗？”

“不知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

“林溪，如果你去了县一中，我也要去。

我让我爸想办法。”

我转头看她，她表情认真，不像在开玩笑。

“为什么？”

我问。

她没回答，只是看着河水。

风吹起她的额发，露出光洁的额头。

“我就是觉得，”她慢慢地说，“你该去更好的地方。”

那天傍晚，赵老师到我家来了。

父母慌得手忙脚乱，家里连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

赵老师摆摆手，就在门槛上坐了。

“林溪，”他说，“保送名单定了。”

我的心提了起来。

“是你。”

赵老师说。

母亲捂着嘴，眼泪一下涌了出来。

父亲搓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赵老师顿了顿，“县一中那边说，保送生要交二十块钱的押金，开学后不退。

住宿费另算，一个月三块。

伙食费……”

他没说下去，但我们都明白了。

二十块钱，我家一年的油盐钱。

三块钱一个月的住宿费，还要伙食费、书本费。

这是一笔天文数字。

“学校可以给你申请补助，”赵老师说，“但补助要下学期才下来，而且不一定够。”

屋里陷入沉默。

煤油灯的火焰跳动，在墙上投下摇晃的影子。

“老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名额……能给其他同学吗？”

赵老师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惋惜。

“你想好了？”

我点点头。

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哽着，咽不下去。

“陈卫东他爸来找过我，”赵老师叹了口气，“他说如果你放弃，就让陈卫东去。

他会帮你申请公社的助学金，下学期就能继续在镇高中读。”

我看着自己长满冻疮的手，手指关节处都裂着口子。

“我留在镇高中。”

赵老师走了很久，我还坐在门槛上。

母亲在屋里低声啜泣，父亲在院子里劈柴，斧头砍在木柴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第二天开学，保送名单公布：陈卫东。

同学们议论纷纷，有人看我，眼神里有同情，有不解。

沈曼青冲到我座位前，眼睛红红的：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是你？”

“我放弃了。”

我说。

“为什么？！”

“家里没钱。”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最后，她转身回到自己座位，整个上午没再回头。

课间时，陈卫东走过来。

“林溪，谢谢你。”

他说，声音不大。

我没抬头，继续在本子上写公式。

笔尖戳破了纸张。

放学时，沈曼青在教室门口等我。

“林溪，”她说，“我让我爸借钱给你。”

我摇摇头。

“不用了。”

“那你怎么办？

就在镇高中读下去？

你知道我们学校去年考上几个大学吗？

一个！

只有一个！”

“那也挺好，”我说，“说明还有希望。”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说了句：

“你真是头犟驴。”

然后她跑了，马尾辫在脑后甩着，很快消失在走廊尽头。

那年春天，青河彻底解冻，河水哗哗地流，再没有冰了。

我继续每天走四里路上学，继续坐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继续熬夜看书，借着灶膛那点火光。

沈曼青还是偶尔来问我物理题，但不再提借钱的事。

我们之间好像隔了层什么，看不见，但摸得着。

五月的一天，放学后，她拦住我。

“林溪，我要转学了。”

我愣住了。

“我爸调到县里了，我们家要搬过去。”

她说，“下个月就走。”

我们站在校门口那棵老槐树下，槐花开了，香味很浓，腻得人头晕。

“县一中？”

我问。

她点头。

“我爸找的关系。”

“挺好，”我说，“那里师资好。”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林溪，你会考到县里来吗？

高中毕业，考县里的大学？”

我扯了扯嘴角，算是个笑。

“尽力。”

她忽然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塞到我手里。

“这个给你。

我整理的物理笔记，还有去年的高考题。”

笔记本很厚，封面是牛皮纸，用细麻线仔细缝着。

我翻开，里面字迹工整，公式、图表、例题，分门别类，清清楚楚。

“谢谢。”

我说。

她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很大决心：

“林溪，那句话，我是认真的。”

“哪句？”

“过河时说的那句。”

她的脸红了，转身就跑，没给我反应的时间。

我站在原地，捧着那本笔记本，槐花纷纷扬扬落下来，落在纸上，落在肩上。

那天之后，沈曼青再没来上学。

听说她提前去了县里，适应新环境。

我的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只是夜里看书时，偶尔会翻翻那本笔记，最后一页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已经被橡皮擦得模糊不清，但还能辨认出来：

“等我们都长大了，再回答。”

期末考，我还是全班第一。

暑假，我在镇上粮站找了份临时的活，扛麻袋，一天能挣五毛钱。

每天收工，浑身酸疼，手上磨出新的水泡，但摸着口袋里那些硬币，心里踏实些。

八月的一天，我正在粮站仓库里码麻袋，听见有人喊我名字。

出来一看，是沈曼青。

她站在粮站门口，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蓝色长裙，头发剪短了，齐耳，用发卡别在耳后。

“我来看看你。”

她说。

我们走到青河边，河水在夏日阳光下泛着金光。

她说了些县一中的事：四层的教学楼，真正的图书馆，实验室里有显微镜。

她说得很仔细，我静静听着。

“林溪，”她忽然说，“你明年一定要考过来。

县一中允许插班，只要你成绩够好。”

我踢着脚下的石子，石子滚进河里，咚的一声。

“我尽量。”

“不是尽量，是一定。”

她抓住我的胳膊，很用力，“你必须来。

我在那儿等你。”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亮得灼人，像那年冬天趴在我背上时，呵在我耳边的热气。

“好。”

我说。

她笑了，松开手，从包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这个给你。

是县一中去年的招生试题，还有几本参考书。”

布包沉甸甸的。

我接过来，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得走了，”她看看天色，“我爸骑车来接我，在镇口等着。”

我们一起往回走，快到镇口时，果然看见沈国栋推着自行车站在那儿。

他看见我，点点头，没说话。

沈曼青跑过去，跳上自行车后座。

沈国栋蹬动车子，车轮碾过土路，扬起细细的尘土。

她回头朝我挥手，夏日的风吹起她的短发。

我也挥手，直到那辆自行车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路的尽头。

那年我十七岁，觉得夏天很长，长得好像永远过不完。

青河的水日夜不停地流，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但具体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只是每晚翻开那些参考书时，会想起她说的“一定”，然后继续在煤油灯下，写满一张又一张草稿纸。

河还在那儿，人得往前走。

这是那个夏天，我唯一想明白的事。

我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但没按沈曼青的要求签。

我把房子、存款都划给了她，但在孩子抚养权那栏写了“共同抚养”。

签完字，我把笔搁在办公桌上，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很清晰。

沈曼青拿起协议看了看，眉头皱起来。

“林溪，你这是什么意思？”

“林河十四岁，林雪十二岁，他们有权选择跟谁生活。”

我说，“你不能单方面决定。”

她笑了，是那种我很熟悉的笑——嘴角勾起，眼里却没温度。

“你以为法院会听你的？

我年薪二十万，你那个破修车铺一个月挣多少？

三千？

四千？”

“五千二。”

我说，“上个月刚涨了。”

她像是没听见，把协议收进真皮公文包。

“下周我会让律师重新拟一份。

林溪，别让我走法律程序，那样很难看。”

我站起来，旧夹克的袖子已经磨得发亮。

“当年你说，等我们都长大了，再回答过河时那句话。”

沈曼青拉上公文包拉链的动作停顿了一秒。

“陈年旧事，提它干什么。”

“我就想问一句，”我看着她的眼睛，“你后来，有掉进过河里吗？”

她没回答，拎起包往外走。

到门口时，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像在看一件过时却不舍得扔的旧家具。

“周末我会接孩子们去我那儿住。

你准备一下。”

门关上了。

我站在办公室中央，这间她三年前执意要租的办公室，说要有“商务洽谈的空间”。

墙上挂着她公司的宣传画——锦绣商贸，专营服装进出口。

画上的模特穿着时髦的套装，背景是纽约的高楼大厦，其实她最远只去过广州。

我点了支烟，窗外雪还在下。

这是1990年，中国刚过完四十岁生日，到处都是下海经商的故事。

沈曼青是其中一个。

我是1982年考上省城大学的。

机械制造专业，全班三十个人，我是唯一一个从镇高中考上去的。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在院里放了一挂鞭炮，邻居都来看热闹。

母亲哭得止不住，说林家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

临走前一晚，我翻出沈曼青给我的那本笔记。

五年过去了，牛皮纸封面已经磨得起了毛边，里面每页都被我翻过无数遍。

最后一页那行铅笔字还在，我拿橡皮轻轻擦过，但没擦掉，就让它留在那儿。

大学四年，我靠助学金和打工撑过来。

在食堂帮厨，打扫教学楼，暑假去建筑工地扛水泥。

每个月能剩下十几块钱寄回家。

沈曼青也在省城，财经学院，学国际贸易。

我们见过几次面，在图书馆，在操场，在食堂。

她变了，烫了头发，穿连衣裙，说话时会夹几个英文单词。

“林溪，你该换换形象了，”有一次她说，“总穿这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人家以为你是哪个乡下来的。”

我就是从乡下来的，但没说出口。

我问她毕业打算，她说要去深圳。

“特区，机会多。

我爸有个朋友在那儿搞外贸，说一年能挣这个数。”

她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

我猜。

她笑了，摇摇头。

“再加个零。”

五千。

我父亲在农机站干十年也挣不到这个数。

大四那年冬天，沈曼青来找我，说深圳那边有公司要她，但她想留下来。

“为什么？”

我问。

她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们在学校后门的小吃店，点了两碗馄饨，热气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

“林溪，”她说，“你还记得那条河吗？”

“记得。”

“如果我现在掉河里，你还会背我吗？”

馄饨汤很烫，我慢慢喝着。

“会。”

她笑了，眼睛弯起来，像很多年前那样。

“那我们在一起吧。”

就这样，我们确定了关系。

1983年夏天，我们毕业了。

我分配到市机械厂当技术员，月薪五十二块。

沈曼青没去深圳，进了市外贸局，月薪比我高二十块。

我们租了间筒子楼里的小房间，十平米，放张床和桌子就满了。

结婚很简单，领个证，请几个同学吃了顿饭。

沈曼青她爸妈没来，说路远不方便。

我父母来了，带了两床新棉被，母亲握着沈曼青的手，半天说不出话，只是抹眼泪。

新婚夜，沈曼青趴在我怀里，手指在我胸口画圈。

“林溪，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对吧？”

“对。”

“我要挣很多钱，买大房子，把爸妈都接来。”

“好。”

那时候我们都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1985年，林河出生。

1987年，林雪出生。

我还在机械厂，工资涨到八十五块。

沈曼青在外贸局干得不错，常出差，去广州，去上海，偶尔能带回来一些新鲜玩意——电子表，录音机，女式西装。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可能是1988年，她从外贸局辞职，说要自己干。

租了间小办公室，注册了锦绣商贸公司。

启动资金是她爸给的，三万块，在当时是笔巨款。

“林溪，你也别在厂里干了，”她说，“来帮我。

咱们自己当老板。”

我摇摇头。

“我喜欢技术活儿。”

“技术活儿能挣几个钱？”

她说话开始带着急躁，“你看我，上个月一笔单子就挣了五千。

你一年工资才多少？”

我没接话，低头修儿子的玩具小汽车。

那是个进口的电动玩具，沈曼青从广州带回来的，坏了，我拆开研究内部结构。

她叹气，拎起皮包出门应酬去了。

机械厂效益开始下滑，订单越来越少。

车间主任找我谈话，说可能要精简人员。

“小林，你是技术骨干，厂里想留你。

但工资……可能得降点。”

我回到家，沈曼青正在试新买的套装，对着穿衣镜转圈。

“好看吗？

纯羊毛的，三百八。”

“我可能要下岗了。”

我说。

她转身看我，眉头皱起来。

“下岗就下岗呗，来我公司。

正好缺个管仓库的。”

“我想继续干技术。”

“你怎么这么犟呢？”

她声音提高了，“现在什么时代了？

技术能当饭吃？

你看看街上，摆摊的都比你们厂里挣得多！”

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

结婚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

她说我不求上进，我说她眼里只有钱。

吵到最后，两个孩子被吓哭了，我们才停下来。

1989年春天，我真的下岗了。

机械厂裁员三分之一，我拿着八百块买断工龄的钱，站在厂门口，看着那块挂了三十年的牌子，心里空荡荡的。

沈曼青的公司倒是越做越大，搬进了正规的写字楼，雇了六个员工。

她让我去当副总经理，我说我不懂管理。

“不懂可以学啊！”

她几乎在吼，“林溪，你非要跟我较劲是不是？”

“我没跟你较劲。”

我说，“我就想做点自己擅长的事。”

我在老城区租了个小门面，开了家修车铺。

不修汽车，修自行车、摩托车，也修各种家电。

招牌很简单——“林师傅维修”。

开业那天，沈曼青没来，托人送了只花篮，摆在门口，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修车铺生意不错。

我手艺好，收费公道，附近居民都爱来找我。

一个月下来，算了算账，净赚四百多，比在厂里时还强点。

我把钱拿回家，沈曼青看了一眼，没接。

“你高兴就好。”

她说，语气听不出情绪。

第二卷的第一个矛盾升级场景，发生在1990年国庆节。

沈曼青说要带孩子们去新开的游乐场，全省最大的，有摩天轮和过山车。

林河和林雪兴奋了好几天，天天数着日子。

国庆那天早上，我给他们换上新衣服——是沈曼青买的，牌子货，一件够我修十辆自行车。

沈曼青开了辆新车来，桑塔纳，黑色，锃亮。

她摇下车窗，戴着墨镜，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敲。

“上车。”

两个孩子欢呼着跑过去。

我站在修车铺门口，手上还沾着机油。

“你不去？”

沈曼青问。

“铺子不能关。”

我说，“你们玩得开心。”

林河跑回来拉我手：

“爸，一起去嘛。

今天过节呢。”

“听话，跟妈妈去。”

我摸摸他的头，“爸爸晚上给你们做红烧肉。”

车开走了。

我回到铺子里，继续修那台老式收音机。

下午三点多，沈曼青一个人回来了，脸色很难看。

“林溪，”她进门就说，“你以后别在孩子面前说那些话。”

我放下螺丝刀。

“哪些话？”

“什么‘钱不是最重要的’，‘做人要实在’，”她模仿我的语气，很夸张，“林河今天在游乐场，看见什么都不敢要，说爸爸挣钱不容易。

他才十四岁！

别的孩子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他呢？

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

“我教他节俭，错了？”

“这不是节俭，这是自卑！”

她声音大起来，“你知道他同学都穿什么吗？

耐克，阿迪达斯！

他呢？

穿你从夜市买来的破球鞋！

同学都笑话他！”

我站起来，手上还拿着螺丝刀。

“我小时候连球鞋都没有，穿的是我爹的旧布鞋改的。

我没觉得自卑。”

“那是你！”

她眼睛红了，“我不想让我儿子再过你那种日子！

有什么错？！”

我们隔着工作台对视，空气里都是机油和灰尘的味道。

外面街道上传来节日的喧闹声，更显得铺子里安静得可怕。

“沈曼青，”我慢慢地说，“你还记得我们大学时，你说最喜欢我什么吗？”

她别过脸。

“你说，最喜欢我不管多难都不服输的劲儿。”

我继续说，“现在你觉得这劲儿给你丢人了？”

她没回答，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时，她停下脚步，背对着我说：

“下周林雪的家长会，我去。

你……别去了。”

“为什么？”

“她班主任问我，林雪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说是工程师。”

沈曼青的声音很平静，“你去了，穿这身衣服，我怎么解释？”

门关上时，挂在门上的铃铛叮当作响。

第二个矛盾升级场景，发生在十一月底。

沈曼青说要请重要客户吃饭，让我一起去。

“穿得体面点，”她在电话里说，“我让人送了套西装过去，你试试合不合身。”

西装送来了，深灰色，料子很好，标签上的数字让我手抖了一下——八百八。

够我修车铺两个月的租金。

我没穿，还是穿着平时的夹克去了饭店。

那是个很高档的地方，水晶吊灯亮得晃眼，服务员穿着旗袍，走路悄无声息。

沈曼青在包厢里，陪三个男人说话，笑声很清脆。

看见我进来，她脸色变了一下，很快又笑起来。

“这是我先生，林溪。”

她介绍，然后对客户说，“王总，李总，赵总，都是咱们的大客户。”

我点点头，坐下来。

那顿饭吃得很累，他们谈的都是什么关税、配额、外汇结算，我听不懂，也不想懂。

沈曼青很会活跃气氛，敬酒，说笑，像个专业的演员。

中途我去洗手间，回来时在走廊听见那三个男人的声音。

“沈总，你先生……不太爱说话啊。”

“他就这样，搞技术的，实在。”

沈曼青的声音。

“要我说啊，沈总你这么能干，先生就该在家帮你打理家务。

你看我太太，公司里的事一概不管，就管好家里。”

“王总说得对，女人在外打拼，男人得支持嘛。”

“我听说沈总的公司都是自己一手做起来的？

了不起，女中豪杰。

你先生现在做什么工作？”

短暂的沉默。

然后我听见沈曼青说：

“他……自己做点小生意。”

我推门进去，谈话戛然而止。

沈曼青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吃完饭，送走客户，我和沈曼青站在饭店门口等出租车。

夜风很冷，她裹紧了大衣。

“今天谢谢你。”

她说。

“谢我什么？”

“没拆我的台。”

她笑了笑，有点苦涩，“那套西装，为什么不穿？”

“穿着不自在。”

“你就自在穿这身破夹克？”

她忽然激动起来，“林溪，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我陪笑脸，喝到吐，就为了拉点生意！

你呢？

你帮过我什么？

你哪怕装装样子，让我在客户面前有点面子，不行吗？”

“我从来没让你没面子过。”

我说。

“你现在就在让我没面子！”

她指着我的夹克，“你看看你，再看看这周围！

别人会怎么看我？

说我沈曼青嫁了个修车的！”

“修车的不丢人。”

我说，“我靠手艺吃饭，干干净净。”

“干净有什么用？

能当钱花吗？”

她声音哽咽了，“林河想学钢琴，一节课三十块，一个月四百八。

林雪想参加夏令营，六百块。

你的修车铺，一个月挣多少？

够吗？”

出租车来了，她拉开车门，又回头看了我一眼。

“林溪，我们回不去了。”

车开走了。

我步行回家，走了五公里，到家时已经凌晨一点。

孩子们都睡了，桌上放着沈曼青留下的文件——是拟好的离婚协议，比之前那份更详细，规定了探视时间、抚养费数额。

我坐在客厅里，开了瓶白酒。

墙上是我们的结婚照，黑白照，她穿着白衬衫，我穿着中山装，两个人笑得都有点傻。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见1975年那条河，冰很薄，我在河里走，背上是十六岁的沈曼青。

她搂着我的脖子，热气呵在我耳边。

“林溪，你累不累？”

“不累。”

“要是累了就说，我自己走。”

“不用，我背得动。”

河水很冷，但我背上很暖。

快到岸边时，她忽然说：

“你会一直背着我吗？”

梦里我没回答，因为醒了。

窗外天还没亮，我走到孩子们房间，林河踢了被子，我给他掖好。

林雪抱着小熊玩偶，那是她三岁时我给她缝的，眼睛掉了，我用纽扣重新缝了一对。

我忽然想起沈曼青怀孕时，我们没钱买婴儿床，我自己找了木板做。

刨花满屋飞，她坐在旁边打毛衣，说要做件最暖和的小衣服。

做好后她拿给我看，针脚歪歪扭扭的，但很密实。

“好看吗？”

她问。

“好看。”

我说。

她笑了，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十二月初，沈曼青正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我收到了传票，要求我出庭。

律师是她请的，姓陈，戴金丝眼镜，说话彬彬有礼但字字带刺。

“林先生，我建议您接受调解。

沈女士的条件已经很优厚了，您可以得到一笔补偿款，足够您生活。”

“我要孩子。”

我说。

陈律师推了推眼镜。

“根据《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法院判决抚养权时会考虑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恕我直言，您目前的情况……不太有利。”

我拿出修车铺的账本，半年的流水，平均每月净收入五千以上。

“我能养活孩子。”

“这不只是钱的问题，”陈律师耐心解释，“还有教育环境、未来发展。

沈女士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送他们去好学校，甚至出国留学。

您呢？”

我沉默了。

窗外的梧桐树叶子掉光了，光秃秃的枝桠指着灰白的天空。

“林先生，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爱。”

陈律师最后说。

我没立刻答复，说要考虑考虑。

走出律师事务所，我去学校接林河和林雪放学。

林雪先跑出来，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又黯淡下去。

“爸，妈说以后我们可能不跟你住了。”

她小声说。

“你想跟谁住？”

我问。

她低下头踢石子。

“妈说可以送我去私立学校，有外教。

同学都说那学校特别好。”

林河走过来，背着书包，肩膀垮着。

“爸，我不想换学校。”

“为什么？”

“同学都熟了，老师也好。”

他顿了顿，“而且……离你的铺子近，放学我能去帮忙。”

我心里一酸，揉揉他的头发。

“先回家。”

那天晚上，沈曼青来了，说要和孩子们谈谈。

她穿了身职业套装，很干练，但眼妆有点花，像是哭过。

“林河，林雪，妈妈想跟你们说件事。”

她在沙发上坐下，努力让声音平静，“爸爸妈妈要分开了。

以后你们跟妈妈住，周末可以来看爸爸。”

林雪咬着嘴唇不说话。

林河忽然站起来：

“我要跟爸爸。”

“小河，别闹。”

沈曼青声音严厉起来。

“我没闹！”

林河眼睛红了，“爸每天给我做早饭，送我上学，晚上检查作业。

你呢？

你一个月在家吃几顿饭？

我开家长会你都忘了！”

“妈妈工作忙，是为了给你们更好的生活！”

“我不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就想要一家人在一起！”

林河吼出来，转身跑进房间，砰地关上门。

林雪看看我，又看看沈曼青，小声说：

“妈，我能两边都住吗？”

沈曼青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

“小雪，你还小，不懂。

等长大了你就明白，妈妈是为你们好。”

“可是爸爸也很好啊。”

林雪说，“我上次发烧，是爸爸背我去医院的。

你不在家。”

沈曼青站起来，拿起包。

“林溪，你给孩子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什么都没说。”

我说。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点点头。

“好，那就让法院判吧。

看看孩子会选谁。”

她走了，高跟鞋的声音在楼道里渐行渐远。

我走进林河房间，他趴在床上，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坐在床边，拍他的背。

“爸，我不想你们分开。”

他闷声说。

“有些事情，不是想不想就能决定的。”

我说。

“为什么？

别人家爸妈都不离婚，为什么你们要离？”

我想了想，说：

“就像你的自行车，骑久了，有些零件会磨损，修不好了，就得换。

但车还是那辆车，你还是能骑它。”

“听不懂。”

林河翻过身，眼睛红红的，“我就知道，你要是跟妈离婚，我就再也不理她了。”

“别说傻话。”

我给他擦眼泪，“她是你妈。”

那天夜里，我给沈曼青发了条传呼信息：

“我们谈谈，不带律师，就我们俩。”

她没回。

十二月中旬，法院安排了第一次调解。

调解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姓周，说话很和气。

她先单独跟沈曼青谈，又单独跟我谈。

周同志问了我很多问题：收入，住房，工作时间，对孩子教育的想法。

我一五一十答了。

最后她问：

“林同志，你真觉得你能照顾好两个孩子？

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很辛苦的。”

“我习惯了。”

我说，“我从小就得照顾妹妹，照顾家里。”

“时代不一样了，”周同志叹气，“现在养孩子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教育，要培养。

沈女士的经济条件确实比你好很多。”

“我知道。”

我说，“但钱不是一切。”

周同志看着我，眼神有些怜悯。

“可没钱，很多事都办不了。”

调解结束，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走出法院时，沈曼青叫住我。

“林溪，我们非得这样吗？”

“是你非要这样。”

我说。

“我只是想给孩子最好的！”

“你认为的最好，不一定真的是最好。”

我们又沉默了。

风吹起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

沈曼青拢了拢大衣领子，忽然说：

“你还记得大学时，我们最穷的时候，两个人分一碗牛肉面？”

“记得。”

“那时候虽然穷，但挺开心的。”

她声音很轻。

“嗯。”

“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

她像是在问自己。

我没回答。

有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答案太多，不知道该说哪个。

调解员建议我们暂时维持现状，给孩子一个缓冲期。

沈曼青同意了，我也同意了。

但我们都清楚，这只是暂时的休战。

回家路上，我去菜市场买了条鱼。

准备晚上炖汤。

卖鱼的老板认识我，边刮鳞边聊天：

“林师傅，听说你要离婚？”

消息传得真快。

我点点头。

“哎，可惜了。

你爱人多能干啊，女强人。”

老板把鱼装袋递给我，“不过啊，太能干的女人，家里男人就难做。

我老婆要是能挣那么多钱，我天天给她端洗脚水都行。”

我笑了笑，没说话。

提着鱼走回家，想着晚上怎么跟孩子们说，让他们别担心，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了，但都爱他们。

可是“爱”这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尤其是当爱变成责任，变成负担，变成互相指责的理由时。

回到家，林河在写作业，林雪在看电视。

我系上围裙开始做饭，鱼下锅时，油星溅起来，烫到了手背。

我冲冷水，看着那个小红点，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沈曼青第一次学做饭，也是被油烫到，疼得直跳脚。

我给她涂牙膏，她眼泪汪汪地说再也不做饭了。

后来她还是学会了，做得还不错。

但再后来，她就不需要做了，公司有食堂，应酬有饭店，家里请了钟点工。

我把鱼炖上，走到阳台上抽烟。

楼下有对年轻夫妻在吵架，声音很大，女的哭着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男的说“不过就不过”。

很快有邻居出来劝，声音渐渐小了。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只是有些人念着念着，把经书撕了。

抽完烟，我回到厨房，汤已经滚了，白色的蒸汽升腾起来，模糊了窗户。

我调成小火，靠在灶台边，等汤慢慢煨。

这场景很熟悉，像是过去十几年里无数个傍晚的重复，但又不一样了。

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傍晚，可能不多了。

沈曼青的律师下午又打来电话，说如果我能主动放弃抚养权，沈曼青愿意把现在住的房子留给我，再给一笔钱。

“林先生，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上法庭，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

我说我要想一想。

其实没什么可想的。

我不会放弃孩子，也不会要她的房子和钱。

但这话说出来，对方不会懂。

他们觉得所有人都可以被钱摆平，摆不平只是价码不够高。

汤煨好了，我叫孩子们吃饭。

林雪帮我摆碗筷，林河盛饭。

三个人围坐在小圆桌旁，像过去很多年一样。

只是桌子那边空了一个位置，那里本来该坐着沈曼青。

“爸，”林河扒拉着饭，忽然说，“我长大了要挣很多钱，让你过好日子。”

“我现在日子就挺好。”

我说。

“不够好。”

林河很认真，“我要给你买大房子，买汽车，你想修车就修，不想修就出去玩。”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头喝汤。

“好，爸等着。”

林雪小声说：

“爸，其实妈妈也很累。

我上次去她公司，她一直在打电话，中午饭都没吃。”

“我知道。”

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能原谅她呢？”

我看着女儿清澈的眼睛，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成年人的世界太复杂，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

是两个人走在不同的路上，越走越远，远到看不清对方的脸了。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林河去写作业，林雪继续看电视。

我把厨房收拾干净，擦了灶台，刷了锅，一切井井有条。

这是我的习惯，也是我的生活——把杂乱的东西理顺，把坏掉的东西修好。

可是有些东西，一旦坏了，就再也修不好了。

就像1975年冬天那条河，冰破了，水流过去，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

你只能往前走，不管愿不愿意。

晚上九点，我给孩子们检查完作业，催他们洗漱睡觉。

等他们都睡了，我坐在客厅里，打开电视，声音调得很小。

屏幕上在放连续剧，男女主角爱得死去活来，最后大团圆结局。

现实不是电视剧。

现实是，沈曼青下周要去深圳谈一笔大单子，要去半个月。

现实是，法院的第二次调解安排在一个月后。

现实是，我的修车铺这个月生意不太好，因为天气冷了，骑车的人少了。

但我还是得开门，每天早上七点，准时。

这是我的生活，我得继续过下去。

窗外又下雪了，这是1990年冬天的第三场雪。

我关了电视，走到窗前看雪。

雪花在路灯的光晕里飞舞，像很多年前青石镇的那些雪。

时间过得真快，十五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就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另一条河边。

这次，没有人会背我过去了。

我得自己蹚过去，不管河水多冷，冰多薄。

我发现锦绣商贸的问题，是从一张税单开始的。

1991年开春，法院的第二次调解定在三月底。

沈曼青从深圳回来后，整个人更忙了，说是接了个大单，要和香港那边合资。

她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回来，也是深夜，带着一身烟酒气。

孩子们已经习惯了她不在家的日子。

林河每天放学来修车铺写作业，写完就帮我打下手，拧螺丝，递工具。

林雪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每周二四训练，我骑自行车去接她，她坐在后座，搂着我的腰，哼着刚学的歌。

表面平静，但我知道沈曼青没放弃要孩子。

她的律师每周都打电话，语气一次比一次强硬。

陈律师说，沈女士已经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据，证明我的修车铺“工作环境恶劣，不适合未成年人成长”，还找了几个邻居作证，说我经常让林河帮忙干活，“影响学习”。

我找李会计商量。

李会计是我店里的常客，六十多岁，退休前在税务局干了一辈子。

他常来修他的老自行车，有时坐下喝杯茶，聊会儿天。

“林师傅，你这事不好办。”

李会计听完，摇摇头，“女方经济条件比你好太多，法院肯定会考虑这个。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能证明，她的经济来源有问题。”

李会计压低声音，“或者，她有什么不适宜抚养孩子的情况。”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

李会计喝完茶，站起来，“我也是瞎说。

你当我没说。”

他推着修好的自行车走了。

我坐在工作台前，看着墙上贴着的孩子们的画，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第一个证据收集场景，发生在三月中旬。

沈曼青让我去她公司签一份文件，关于孩子抚养费的。

“既然你要共同抚养，那就把账算清楚。”

她在电话里说，声音很冷。

我去了锦绣商贸。

公司占了写字楼半层，装修得很气派，玻璃隔断，真皮沙发，员工都穿着制服。

沈曼青的办公室在最里面，大落地窗，能看到半个城市的风景。

她没在办公室，秘书让我等。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墙上的营业执照和各种许可证。

锦绣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五十万，法定代表人沈曼青。

经营范围为服装、纺织品进出口。

茶几上放着几本企业宣传册，印刷精美。

我随手翻开，里面是各种服装照片，还有公司发展历程：1988年成立，当年营业额二十万；1989年八十万；1990年突破两百万。

门开了，沈曼青进来，身后跟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

“林溪，这是张律师，专门处理我们家事的。”

她介绍，然后对张律师说，“你把协议给他看看。”

张律师递过来一份文件，密密麻麻十几页。

我翻到抚养费那部分，上面写着：沈曼青每月支付每个孩子一千元抚养费，直至大学毕业。

“看清楚了？”

沈曼青在老板椅上坐下，“签了字，以后别再说我不管孩子。”

我没动笔。

“锦绣商贸去年利润多少？”

她愣了一下。

“你问这个干什么？”

“按这个支付标准，你一个月要出两千。

加上你自己的开销，公司运营成本，够吗？”

沈曼青脸色沉下来。

“林溪，你什么意思？

查我账？”

“我只是想知道，你的钱从哪里来。”

我说，“五十万注册资本，你爸给了三万，剩下的四十七万，哪来的？”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张律师咳嗽一声：

“林先生，这和抚养费无关。”

“有关。”

我看着沈曼青，“如果你公司的钱来路不正，将来出了事，孩子们怎么办？”

沈曼青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声音压得很低：

“林溪，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好好跟你商量，你非要撕破脸是吧？”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真相就是，我能给孩子最好的生活，你不能。”

她指着门，“现在，要么签字，要么滚。”

我站起来，往外走。

到门口时，我回头说：

“我会查清楚的。”

“你查什么？”

她冷笑，“你一个修车的，懂什么是生意？”

我没回答，拉开门走了。

走廊里，我听见她办公室里传来东西摔碎的声音。

第二个证据收集场景，是三天后。

李会计来修车，闲聊时说起最近税务检查的事。

“我们这些老同事聚会，说起现在有些私营企业，做账做得那叫一个花。

两套账，三套账，虚开发票，偷税漏税。”

我正给他换车胎，手停了一下。

“李叔，要是想查一个公司的税务情况，怎么查？”

李会计看了我一眼。

“你要查锦绣商贸？”

我没否认。

“难。”

他摇头，“税务信息是保密的。

除非你有确凿证据，向税务机关举报，他们才会立案调查。”

“什么算确凿证据？”

“比如，他们开给你的发票有问题，或者你发现他们有明显偷税行为。”

李会计想了想，“不过啊林师傅，我劝你别掺和这事。

做生意的人，有几个账完全干净的？

你前妻能把公司做这么大，肯定有她的门路。

你跟她斗，没好结果。”

车胎换好了，李会计推车要走，又回过头：

“你要是真想知道，可以看看他们公司公开的信息。

工商年检报告什么的，虽然都是表面的，但也能看出点东西。”

那天晚上，我去了市图书馆。

阅览室里有近几年工商年检的公开资料，按行业分类。

我找到商贸类，翻到锦绣商贸的档案。

年检报告很简单：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我看不懂那些专业术语，但数字还是认识的。

1990年，锦绣商贸主营业务收入二百一十万，净利润三十五万。

资产总额从八十九万的八十九万增长到一百四十万。

看起来很正规，没什么问题。

我正要合上档案，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1990年的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的名字，我好像在哪见过。

陈卫东。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陈卫东，我的高中同学，当年拿了保送名额去县一中的那个。

他后来考了财经学院，和沈曼青一个学校，但不同专业。

大学时我们见过几次，他总是一身名牌，说话趾高气扬。

毕业后听说他进了会计师事务所，没想到是这家。

我抄下审计事务所的名字和电话。

离开图书馆时，天已经黑了。

我走在回修车铺的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

陈卫东为什么给锦绣商贸做审计？

他和沈曼青一直有联系吗？

回到铺子，我给大学同学老赵打了个电话。

老赵在财政局工作，也许知道点什么。

“锦绣商贸？

有点印象。”

老赵在电话那头说，“去年好像被抽查过，但没什么问题。

怎么了林溪？”

“帮我打听个人，陈卫东，在信达会计师事务所。”

“行，我问问。

不过你得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了？”

“私事。”

我说，“回头请你吃饭。”

挂了电话，我坐在黑暗的铺子里，点了支烟。

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缓缓上升，像很多解不开的谜。

第三个证据收集场景，是最关键的。

三月下旬，沈曼青要去广州出差一周。

临走前，她来修车铺看孩子，带了很多礼物。

林河拿到新款的随身听，眼睛都亮了，但看了我一眼，又放回盒子里。

“妈，这个太贵了。”

“贵什么，妈挣钱就是给你花的。”

沈曼青摸摸他的头，“好好学习，下次考试进前十，妈给你买电脑。”

林雪收到一条连衣裙，粉色的，有蕾丝边。

她试了试，在镜子前转圈，笑得特别开心。

我在厨房做饭，沈曼青走进来，靠在门框上。

“林溪，我们别斗了。

对孩子不好。”

我没回头，继续切菜。

“是你先开始的。”

“我只是想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用不正当的手段？”

她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

“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一个女人，在这个圈子里打拼，不靠点手段，怎么活？”

“所以你就偷税？”

我转身看着她。

沈曼青脸色一变。

“你胡说什么？”

“陈卫东给你的公司做审计，你们的关系，从高中就开始了，对吧？”

我把菜刀放在案板上，“当年那个保送名额，也是你们家操作的吧？”

“林溪！”

她声音尖起来，“你别血口喷人！”

“是不是血口喷人，查查就知道。”

我说，“我已经向税务局实名举报了。

锦绣商贸1990年的账，有问题。”

她瞪着我，眼睛里有震惊，有愤怒，还有一丝……恐惧？

我不确定。

“你疯了？”

她声音发抖，“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公司要是倒了，对孩子有什么好处？”

“如果公司是靠违法手段做起来的，那它本来就不该存在。”

我说，“我不能让孩子们将来知道，他们的好日子是这么来的。”

沈曼青盯着我看了很久，忽然笑了，笑得很冷。

“林溪，你还是这么天真。

你以为举报了就能怎样？

我告诉你，陈卫东的舅舅在税务局，我每年打点关系的钱，够你修十年车。

你举报？

看谁理你！”

她说完，转身要走。

到门口时，她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

“林溪，我最后问你一次，签字，还是不签？”

“不签。”

“好。”

她拉开门，“那我们就法庭见。

看谁能赢。”

她走了，高跟鞋的声音消失在巷子里。

林河和林雪站在客厅，看着我们，脸上都是不安。

“爸，妈，你们别吵了。”

林雪小声说。

我走过去，搂住他们。

“没事，爸爸在。”

卡点钩子：

三天后的深夜，我接到老赵的电话。

他的声音很急：

“林溪，你让我查的陈卫东，我打听到了。

他确实在信达所，但上个月已经被停职了。”

“为什么？”

“涉嫌协助企业做假账，虚开发票。

现在税务局正在调查他们事务所。”

老赵顿了顿，“还有件事，你得有心理准备。”

“你说。”

“我托人查了锦绣商贸的税务记录，发现他们从1989年开始，每年都有大额出口退税，但对应的出口报关单……好像有问题。”

我的心跳加快了。

“什么问题？”

“报关单上的货物数量，和实际生产能力对不上。”

老赵压低声音，“而且，我查到锦绣商贸的主要出口地是香港一家公司，叫华荣贸易。

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你猜是谁？”

“谁？”

“陈卫东的父亲，陈建国。”

我握着电话的手开始发抖。

陈卫东的父亲，当年青石镇供销社的副主任，后来调到县里，再后来……下海经商了。

“还有更蹊跷的。”

老赵继续说，“华荣贸易从锦绣商贸进口的服装，报关价格比市场价高出三倍。

这意味着，锦绣商贸可以拿到更多的出口退税，而华荣贸易那边，可以通过虚高的进口成本，把资金……”

“洗出去。”

我接上他的话。

“对。”

老赵叹气，“林溪，这事太大了。

涉嫌骗税，洗钱，金额恐怕不小。

你前妻她……怕是脱不了干系。”

我挂了电话，坐在黑暗里，浑身发冷。

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那些光点在我眼里模糊成一片。

我忽然想起1975年冬天，沈曼青趴在我背上，河水那么冷，她的手臂那么紧地搂着我的脖子。

她说：

“你把我背稳点，我要是掉下去，你就得娶我。”

我以为那只是一句玩笑话。

现在，十五年过去了，她真的掉进了一条更深的河。

一条满是金钱、谎言、犯罪的河。

而我，该不该伸手去拉她？

第二天一早，沈曼青从广州回来了。

她直接冲到修车铺，眼睛红肿，像是哭过。

她把门摔上，盯着我，声音嘶哑：

“林溪，税务局的人今天早上来公司了，封了所有的账。

是你干的，对不对？”

我没说话。

“你知不知道，这样一来，什么都完了？

公司完了，我完了，孩子们将来怎么办？”

她声音在发抖，“你就这么恨我吗？”

“我不恨你。”

我说，“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真相？”

她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好，我告诉你真相。

陈卫东的父亲，陈建国，当年帮过我爸爸的忙。

我开公司，他出了三十万。

条件是，我要帮他儿子——就是陈卫东——洗钱。

把他们在国内非法挣的钱，通过贸易合同，弄到香港去。”

我看着她，她脸上的妆花了，露出眼角的细纹。

十五年，我们都老了。

“那陈卫东呢？”

我问，“你们一直有联系？”

沈曼青沉默了很久，然后点点头。

“大学时就在一起过。

后来分手了，但……一直没断干净。

他帮我做账，我帮他洗钱。

各取所需。”

“所以当年你说喜欢我，是真是假？”

她抬起头，眼睛里全是泪水。

“林溪，我当年是真的想跟你好好过日子。

可是……穷日子太难了。

你一个月挣几十块，我爸妈看不起你，我同学笑话我。

陈卫东能给我钱，能帮我开公司，能让我过上好日子。

我……我没得选。”

“你有的选。”

我说，“你只是选了容易的那条路。”

她蹲下来，捂着脸哭了。

哭声压抑，像受伤的动物。

我站在她面前，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很久，她抬起头，擦干眼泪，站起来。

“林溪，现在你什么都知道了。

公司完了，我可能要坐牢。

孩子们……你能照顾好他们吗？”

“能。”

“那就好。”

她深吸一口气，“我会去自首。

但在这之前，我想求你一件事。”

“什么？”

“我们再去看一次青河。”

她说，“就我们俩。

像当年那样。”

我看着她，她眼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像是绝望，又像是解脱。

“好。”

我说。

我们约了第二天早上。

她先走了，说要去处理一些事情。

我站在铺子门口，看着她开车离开，那辆黑色的桑塔纳消失在街角。

下午，我去学校接了孩子们，给他们做了晚饭。

林河察觉到不对劲：

“爸，妈今天来电话，声音怪怪的。

她没事吧？”

“没事。”

我说，“快吃饭。”

晚上，我辗转难眠。

脑子里全是沈曼青说的话，还有老赵电话里的内容。

骗税，洗钱，这些词离我的生活太远了，可现在，它们就发生在我前妻身上。

凌晨三点，电话响了。

是沈曼青的秘书，声音惊慌失措：

“林先生，沈总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她说……她说您看了就明白。”

“什么东西？”

“一个档案袋，放在公司前台。

她说密码是……”

秘书顿了顿，“是19751217。”

1975年12月17日。

那天，我第一次背她过河。

“她还说什么？”

“她说……”

秘书的声音在发抖，“她说对不起。”

电话挂了。

我坐在床上，看着窗外漆黑的夜，心里涌起一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一早，我送孩子们上学后，去了锦绣商贸。

公司大门贴着封条，几个员工在门口张望，窃窃私语。

前台没人，桌上果然放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封口很严。

我拿起档案袋，手指碰到封口时，感觉到里面厚厚的纸张。

密码是日期，但这里没有锁，不需要密码。

我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文件。

第一页是一封信，沈曼青的字迹：

“林溪，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应该已经走了。

不是逃避，是去面对我该面对的。

档案袋里是锦绣商贸所有的真实账目，还有陈卫东父子洗钱的证据。

我留了一份副本，原件给你。

你可以交给税务局，或者……随你处置。

我知道，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当年那条河，你不该背我的。

如果重来一次，我会自己蹚过去，哪怕冻死。

孩子们就交给你了。

告诉他们，妈妈爱他们，只是……走错了路。

最后，回答你昨天的问题：当年那句话，我是认真的。

如果掉下河就要嫁给你，那我宁愿掉下去。

可惜，我掉进了另一条河，再也上不来了。

沈曼青，1991年3月28日”

我的手在抖。

翻过信，下面是厚厚一沓财务报表、银行流水、合同复印件。

每一页都触目惊心：虚假出口合同，虚开发票，伪造报关单……

涉案金额，我数了数零，七百多万。

在最后几页，我看到了更惊人的东西：几张照片，是沈曼青和陈卫东的合影，看背景是在香港，时间标注是1990年夏天。

还有一页手写的记录，记录着每次“操作”的分成比例——沈曼青拿三成，陈卫东父子拿七成。

但真正让我浑身发冷的，是最后一页的一行小字，用红笔圈了出来：

“1990年11月，陈卫东提出新方案：通过锦绣商贸进口一批‘特殊设备’，实际是走私医疗器械。

沈拒绝，陈威胁要曝光所有账目。

沈妥协，但要求这是最后一次。”

走私。

医疗器械。

我靠在墙上，感觉呼吸困难。

事情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

我收起档案袋，离开写字楼。

阳光很刺眼，街上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

没有人知道，我手里的这个纸袋，装着足以让多人入狱的秘密。

我该交给税务局吗？

那沈曼青肯定要坐牢，而且刑期不会短。

孩子们将永远失去母亲。

我该销毁吗？

那这些罪行就被掩盖了，陈卫东父子会逍遥法外，也许还会害更多人。

我走到青河边。

十五年了，城市扩建，河道被整治，修了水泥堤岸，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土坡和冰面。

但河还在，水还在流。

沈曼青已经到了。

她站在河边，穿着简单的衬衫和长裤，没化妆，头发扎成马尾。

风吹起她的头发，她看起来像很多年前那个十六岁的女孩。

“你来了。”

她说。

“嗯。”

“东西拿到了？”

“拿到了。”

我们并肩站着，看着河水。

过了很久，她说：

“林溪，如果我现在跳下去，你还会救我吗？”

“会。”

“即使我做了那么多坏事？”

“你做了坏事，但你还是林河和林雪的母亲。”

我说，“而且……你选择把证据交出来，说明你还没有完全坏掉。”

她笑了，眼泪流下来。

“你知道吗？

我最怀念的，不是后来挣大钱的日子，而是大学时，我们俩分一碗牛肉面，你总是把肉挑给我。”

“我也记得。”

我说，“你每次都说不爱吃肉，但其实你最爱吃。”

我们沉默了。

河水哗哗地流，像时间一样，一去不回。

“林溪，”沈曼青忽然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关于陈卫东，还有……那个走私案。”

“你说。”

她深吸一口气，转向我，眼睛里有一种决绝的光。

“其实那批医疗器械，不是普通的走私。

陈卫东父子真正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个渠道，把一批……”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

她拿出来看了一眼，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谁？”

我问。

“陈卫东。”

她的声音在发抖，“他说……他知道我把证据给了你。

他现在就在附近，要我们交出去，否则……”

她的话没说完，因为我看见，不远处，一辆黑色的轿车正缓缓驶来，停在了河堤边的空地上。

车门打开，陈卫东走了下来。

十五年没见，他胖了，穿着名牌西装，戴着金丝眼镜，但眼神还是当年那种傲慢。

他朝我们走来，身后跟着两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沈曼青抓紧了我的胳膊，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林溪，快跑。

他们……他们手里有东西。”

陈卫东已经走到我们面前十米处，停下脚步，脸上挂着那种熟悉的、令人厌恶的微笑。

“老同学，好久不见。”

他的目光落在我手里的档案袋上，“把我家的东西还给我，咱们还可以好好说话。”

我站着没动。

河水在身后流淌，像很多年前一样冷。

陈卫东的笑容消失了。

“林溪，别逼我。

你手里的东西，关系到很多人的命。

包括……”

他看向沈曼青，“你前妻的命。”

沈曼青浑身一颤。

陈卫东往前走了一步，声音压低了，却更让人毛骨悚然：

“你以为她只是帮我们洗钱？

太天真了。

1990年冬天，青石镇卫生院那批‘捐赠’的医疗设备，你还记得吗？

你妈当时用的呼吸机，就是从那批货里拿的。”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1990年冬天，母亲病情加重，镇卫生院突然收到一批捐赠设备，其中就有新的呼吸机。

医生说真是雪中送炭，母亲用了之后，病情确实稳定了一段时间。

“你什么意思？”

我的声音在抖。

“意思就是，”陈卫东的笑容变得狰狞，“你妈能多活那几个月，全靠我们走私进来的那批货。

而你前妻，是知情的。

她不但知情，还亲手签的接收文件。”

他看向沈曼青，一字一顿地说：

“告诉他，曼青。

告诉他，你为了挣钱，连走私的医疗设备都敢接。

告诉他，你明知那批设备来路不明，可能有问题，还是签字接收了。

因为你急需那笔分成——三十万，够你公司周转了，对吧？”

沈曼青的脸色惨白如纸，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陈卫东又转向我，语气近乎嘲讽：

“所以林溪，你现在还觉得，她是无辜的吗？

她还配当孩子的母亲吗？

一个连救命设备都敢走私的女人——”

“那批设备，”我打断他，声音嘶哑，“有什么问题？”

陈卫东的笑容僵了一下。

“你说那批设备可能有问题。”

我盯着他的眼睛，“什么问题？”

沈曼青忽然挣脱我的手，往前走了两步，挡在我和陈卫东之间。

她的背影在颤抖，但声音异常清晰：

“陈卫东，你够了。”

她转过身，看着我，眼泪汹涌而出，“林溪，那批设备……是二手翻新的。

而且……而且其中一部分，是国外医院淘汰的，可能……可能携带……”

她说不下去了，但我知道了。

我母亲，1991年1月去世的。

死因是肺炎引发的心力衰竭。

但医生说，她的免疫力突然变得很差，像是感染了什么。

我手里的档案袋，此刻重如千斤。

陈卫东冷笑：

“现在你明白了？

你前妻，不但洗钱，骗税，还走私可能携带病原体的医疗设备。

她自己都干净不了，你还想保她？”

他伸出手：

“把东西给我。

我可以保证，她和孩子们的安全。

否则……”

他身后的两个男人往前走了一步。

沈曼青忽然转身，对我大喊：

“林溪，跑！

带着证据跑！

别管我！”

但已经来不及了。

那两个男人已经冲了过来。

其中一个伸手要抢档案袋，我猛地往后一退，脚下是河堤的斜坡——

我摔了下去。

档案袋脱手飞出，纸张在空中散开，像一场大雪。

我滚下斜坡，河水越来越近。

最后一瞬间，我看见沈曼青扑了过来，她伸手想拉住我，但自己也失去了平衡。

我们一起掉进了河里。

河水冰冷刺骨，像1975年那个冬天。

我在水中挣扎，看见沈曼青在不远处沉浮。

她的眼睛看着我，嘴巴张着，像是在喊什么。

我朝她游过去。

水很急，把我往下游冲。

我抓住她的手，她死死地抓住我，指甲掐进我的肉里。

我们被冲到一处回水湾，勉强能站住脚。

水没到胸口，浑身湿透，冷得牙齿打颤。

岸上，陈卫东和他的手下在追那些飘散的纸张。

但大部分已经被水浸湿，顺着河流往下漂。

沈曼青靠在我身上，喘着气，嘴唇发紫。

“林溪……对不起……我真的……对不起……”

我搂着她，往岸边拖。

每走一步都艰难，水流的阻力，河底的淤泥，还有彻骨的寒冷。

终于到了岸边，我推她上去，然后自己爬上去。

我们瘫在水泥堤岸上，像两条搁浅的鱼。

档案袋没了，证据大部分没了。

陈卫东和他的手下在远处捡到了几张，但更多的漂走了，或者湿透了。

陈卫东走过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

他手里拿着几张湿漉漉的纸，脸色难看。

“你们真行。”

他说，“不过没关系，大部分都毁了。

剩下的这几张，说明不了什么。”

他把那几张纸撕碎，扔进河里。

“沈曼青，我给你最后的机会。

回来，按我的计划做，把剩下的账抹平。

否则……”

他蹲下来，凑近沈曼青，声音阴冷：

“否则，我不但会让你坐牢，还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母亲。

走私医疗设备，害死了你前婆婆——这话传出去，你的孩子们，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沈曼青浑身一颤。

陈卫东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西装。

“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

三天后，要么回来继续合作，要么……咱们就鱼死网破。”

他带着手下走了。

黑色轿车消失在街道尽头。

我和沈曼青坐在河堤上，浑身湿透，在早春的冷风里瑟瑟发抖。

阳光照在河面上，波光粼粼，刺得人睁不开眼。

过了很久，沈曼青开口，声音沙哑：

“林溪，你走吧。

带着孩子们走，离开这个城市。

陈卫东不会放过我的，也不会放过你。”

“那你呢？”

“我……”

她笑了，笑得很凄凉，“我该去我该去的地方。”

“自首？”

她点点头。

“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

虽然证据没了，但我这个人证，还能说点什么。”

我看着她，这个我爱过，恨过，现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女人。

十六岁那年冬天，她趴在我背上，那么轻，那么暖。

现在，她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

“曼青，”我说，“那批设备……我妈的事，你真的……”

她闭上眼睛，眼泪流下来。

“我当时不知道……陈卫东只说设备是二手的，便宜……我真的不知道可能有问题……林溪，你相信我吗？”

我没回答。

因为我不知道。

她睁开眼，看着河面，轻声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没说。”

风掠过水面，泛起一圈圈细碎的波纹，像被揉皱的心事。夜色把河水染得深黑，只有远处几点微弱的光，在水面上晃来晃去，明明灭灭，像极了我们之间这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我站在她身侧，指尖微微蜷缩，喉咙发紧，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你不说，我也不问。”她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要被风吹散，“我就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愿意主动告诉我。等一天，等一个月，等一年……我都等过。”

我心口猛地一抽，酸涩瞬间涌上来。原来那些我以为藏得很好的犹豫、躲闪、欲言又止，她全都看在眼里，只是从没有拆穿。

“我不是怪你。”她转过头，眼底没有怨，只有一片平静的温柔，“我只是怕，怕你心里装着事，却不肯让我分担；怕你走得太远，我伸手都抓不住；更怕……你早就做好了离开的打算，只是不忍心说出口。”

河水静静流淌，带着无声的时间向前而去。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没有”，想说“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可话到嘴边，却只剩下沉重的沉默。我的确迷茫过，犹豫过，甚至退缩过，却从没想过真的要丢下她。

她轻轻叹了口气，重新望向河面，声音淡得像一层薄雾：

“我不逼你现在给答案。你慢慢想，想清楚了，再告诉我。”

“只是你要记得——”

她顿了顿，语气轻却坚定，

“不管你最后选哪条路，我都希望，你别再一个人扛着。”

风又起，吹乱了她的发，也吹乱了我早已不平静的心。

我望着她单薄的侧影，忽然明白，有些话再难，也该说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