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在，但名字很少被提起；宗庆后走了，娃哈哈变了样。

施幼珍在一九四九年出生在杭州，年轻时候去了黑龙江下乡，她在燕窝岛养猪又养牛，还当上畜牧副排长，后来回到杭州进了商业系统，干着普通职工的活儿，那段日子过得挺苦，可她没有喊过难，她性格里有种东西，是后来娃哈哈能顶住风浪的根基，这不是运气好，是她早年就练出来的忍耐和实在。

1980年代初她与宗庆后结婚，那时宗庆后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家里吃鱼时，她特意把菜做咸一点，省下钱来买别的东西，这不是因为小气，而是真的没有钱，她知道过日子不能等着机会来，要靠自己精打细算，后来宗庆后打算承包校办工厂，一个十万瓶饮料的任务没人敢接，她对宗庆后说：“你了解市场情况，这事能做成。”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实际上等于把全家都押在这事上了，她不光是在鼓励丈夫，是真的认定这件事能够成功。

创业头几年,她直接辞掉工作,跟着宗庆后下乡卖冰棍、跑文具店,晒得特别黑,瘦得变了样,但二十二万二千元利润就是这么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1989年技术员张宏辉差点离开,她主动让出三居室,搬回十平米的老房子住,外人觉得这是贤惠,其实她是用居住条件换来技术稳定——当时娃哈哈刚刚起步,一个技术员能顶半个工厂,她心里明白,资源必须用在关键地方。

娃哈哈公司发展壮大后，宗庆后安排她管理几家子公司，后勤、人事和供应商的工作都由她负责跟进，公司账目不多，人手也紧张，但她能让事务正常运转，只是这些事从不对外提起，连内部文件里都很少出现她的名字，她就像个开关，平时看不见，一关整个系统就停了。

女儿宗馥莉从国外学习回来，她坚持让女儿从基层岗位做起，而不是直接进入管理层，这不是出于偏爱，而是担心女儿跳过这个过程，以后遇到事情扛不住。2018年更换代言人，从王力宏换成陈坤，她私下里劝宗馥莉说，换人可以，但别伤了老员工的心，也别让老顾客觉得公司变了味，她想的是信任怎么一点点建立起来，又怎么容易破碎。

宗馥莉已经四十多岁还没结婚，她心里着急，却从没催过，也没安排相亲，她清楚知道，如今这一代人接班靠的是真本事，而不是联姻，所以她宁可自己憋着心事，也绝不插手女儿的事。

2023年宗庆后查出肺癌，她马上停下所有事情，天天陪在医院里，亲手做喂药、擦身、记录用药时间这些事，这不是临时决定，而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因为两个人的生活早就紧紧连在一起，2024年2月25日宗庆后去世，追悼会上她站得笔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哭出声音，眼睛一直看着遗像，那时大家以为她很冷静，其实是她把情绪压得太久，一时释放不出来。

没过多久，她就辞掉所有职务，退出董事会，连股权分配都没参加，有人说这是放手，我觉得更像是确认宗馥莉的路得自己走，她退得很干净，不是没有能力，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让位。

我们很少听说施幼珍的事迹，是因为过去讲企业故事时，总习惯说男人在外闯荡，女人守着家里，但她其实一直默默帮着填补漏洞、调整节奏、稳住人心，像她这样的角色在海尔和格力也有，只是媒体很少专门提她们的名字，相比之下，日本企业里，比如松下幸之助的妻子，在传记中都会清楚写到她的贡献，而我们这边，功劳往往都归到“一把手”身上，那些幕后的人，连影子都变得模糊不清。

2025年的一份家族企业报告里提到，在68%成功交接的案例中，母亲辈的非正式协调发挥了关键作用，施幼珍就是一个例子，只是没人仔细研究过，她没有站在台前，但娃哈哈的每一步发展，都有她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