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设浙江一流创新生态？智库专家这样说…

— 编者按 —

2月9日全省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此次大会既是总结过往，更是庄严承诺——“加快培育一流创新生态，让创新人才竞相涌现、让创新主体茁壮成长、让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浙商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浙商》杂志联袂推出大型融媒报道“看见浙江新生态”，对话与会浙商，知名浙商代表，专家学者及全国浙江商会会长，讲述浙商与浙江双向奔赴的美好故事。

刘亭

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特邀委员

新春伊始，省里召开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大会，要求以一流创新生态的成效，纵深推进创新浙江建设，持续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的最突出的亮点，就在于有效激活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动力。浙江未来的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创新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大发展，关键还是要靠激活民营企业和广大浙商内生的蓬勃创新动力。这也是具有浙江特色的建设一流创新生态的重中之重。

一方面，浙江作为沿海经济大省，要为稳进全国经济“挑大梁、作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在浙江布局的重点大学、大院、大所、大室（重点实验室）和大师等高端科创资源，事实上又严重不足。“两难”的困境怎么办？正确可行之道就是，切实把浙江经济市场化改革领先和民营经济活跃的优势进一步夯实、提升、放大，去有效弥补浙江历来国家高端科技要素布点甚少、相对贫乏的短板，杀出一条血路来，走出一条生路来！

一是像当年“泥腿子上岸”、农村工业化勃发之际的“星期日工程师”那样，搞活我们招才引智的“人的环境”，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二是像当年农村“大包干”改革那样，参照“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单位）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三句话，搞活我们科创人员的收入分配。三是像当年邓公对待傻子瓜子雇工“剥削”的态度那样，为“科技型、创新范”的民营小微企业，营造一个“一有雨露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的创新创业环境。四是借鉴国际惯例，搞好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让创新项目和团队能更及时、更便利地得到最可宝贵的创新创业资金。

总之，浙江当年是如何从一个平平常常的中游省份，一跃崛起成为“第一方阵”的传家宝和金名片，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擦亮、发扬光大。这也正是“八八战略”中蕴含的最明智、最管用，也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优势论”。事在人为，路都是人走出来的，既然过去经济小省可以成长为经济大省，未来谁又能说浙江就不会从科创小省成长为科创大省？！关键的关键，是要在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推进相应的制度和人文创新，打造一流的创新生态，把创新创业创富人才的内生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出来，激活起来；形成气候，蔚为大观！

吴高峻

浙商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安邦护卫集团原董事长

我认为，浙江在建设一流创新生态与营商环境上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独特的实践体系。浙江的优势并非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由高能级平台、企业主体地位、精准政务服务和代际传承活力构成的生态系统。

一是创新策源能力强。区域创新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之江实验室、浙江大学等平台集聚。人工智能等领域涌现出如深度求索大模型等标志性成果。

二是企业主导地位突出。全省约80%-90%的研发投入、人员、机构和专利来自企业，形成了“五个80%”的格局。

三是政务服务精准务实。湖州“亲清直通车·政企恳谈会”等机制，以“会上谈、会后办”的闭环解决企业实际问题。“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等改革提升了跨域办事便利度。

四是代际传承注入新活力。新生代浙商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成为创新生力军，正推动产业代际更新。

在看到优势的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与国内先进地区相比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战略科技力量能级。国家级高新区数量仅为江苏的一半。

二是研发投入强度。虽然达到3.3%左右，但与北京（6.73%）、上海（4.34%）等相比仍有提升空间。

三是创新资本耐心。针对早期科创项目的“耐心资本”培育和退出机制，较之北京、上海等地仍有差距。

四是成果转化效率。高校院所与县域企业间存在“供需错配”，职务科技成果“不敢转、不愿放”的现象仍然存在。

针对以上不足，建议从“软环境”和“硬支撑”两端协同发力：

一、深化“耐心资本”改革。完善国资创投“长周期”考核与容错机制，借鉴省“4+1”专项基金经验，扩大对早期科技项目的扶持，并拓宽私募基金份额转让等多元化退出渠道。

二、升级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在全省推广科技成果“转移支付”理念，通过“先用后转”、分级赋权等制度创新，破解转化堵点，特别要促进创新资源向山区海岛县定向“滴灌”。

三、系统性培育新生代浙商。将新生代企业家培育深度融入创新生态建设，通过“导师帮带+实战历练”弥补其能力短板，推动代际平稳交接与产业升级协同。

总之，浙江需保持“外热内冷”的清醒，在巩固现有“热带雨林”式生态优势的同时，精准补齐短板，方能在新一轮竞争中持续引领。

虞晓芬

浙商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

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

浙江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其最大优势：浙江政务服务高效给力。依托数字政务，浙江打造快速、高效、廉洁政务系统，从 “最多跑一次” 到 “浙里办”“亲清在线”，实现政策无感兑现、一类事一站办；开设“一次办不成兜底窗口”等机制提升了服务的确定性，获得企业广泛好评。

为加快培育一流创新生态，有如下建议：一是深化弘扬企业家精神，借助世界浙商大会等平台，通过主流媒体讲好企业家创新创业故事，将优秀企业家纳入人大代表、政协代表、特约监督员等推荐范围，增强企业家荣誉感与使命感，营造全社会尊重企业家的文化氛围。二是加大新生代企业家培育，国有创投资本中安排一定比例支持青年企业家，建立高校、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与青年企业家结对开展产学研合作机制。通过多种途径引导教育青年企业家传承 “四千精神”。三是健全“亲清政商”关系，细化正面、负面、倡导清单，落实领导干部常态化联系企业机制，既保障干部主动服务，又划清交往边界，持续营造尊商、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让政务服务优势与营商环境优势相互赋能。

徐梦周

浙商智库新锐百人会研究员

浙江省委党校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

创新要素、创新主体、创新网络和制度环境是观察一个地区创新生态结构与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在浙江建设一流创新生态的过程中，最核心的优势恰恰来自于其高度活跃的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展现出极强的市场敏锐度、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和灵活高效的应变能力。这种深植于民营经济土壤中的创新活力，具有更强的内生动力与环境适应性。

在落实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任务中，浙江需要进一步强化全球高端创新要素的集聚功能，持续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前沿科技和优质资本落地。与此同时，也要更加注重对本土创新要素的系统培育与有机整合，深度融入长三角地区创新网络，不断提升本地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制度环境作为创新生态的根本保障，其稳定、透明和可预期性直接关系到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能否被有效激活。应加快构建国际化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着力营造包容、开放、互利共赢的科技合作新格局。

在延续以往以“引进来”为主要特征的内向型开放创新基础上，还应更加重视“走出去”的外向型开放创新模式。通过支持本土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创新网络，不断提升其服务国际市场和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实现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开放创新与科技合作。

吴可人

浙商智库新锐百人会研究员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浙江建设一流创新生态的核心优势，在于浙商“敢为人先、务实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与浙江各级政府尊重群众首创、解放思想主动构建的民营经济发展制度环境深度融合，形成了“市场驱动—企业主体—政府支持—要素协同”的良性生态，这是浙江创新活力的核心源泉。

立足这一基础，浙江需持续聚焦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制度环境优化和生态升级进一步巩固增进民营经济创新动能。

一是迭代优化企业创新支持政策。紧扣《民营经济促进法》、国家民间投资13条等要求，升级民营经济32条，围绕科创支持、市场准入、场景开放制定针对性举措，强化与全省创新生态建设同向发力。

二是强化民营企业创新要素保障。积极回应民营企业对于人才、技术、服务等要素的迫切诉求，支持民企牵头或参与重大科技项目、深度融入“人工智能+”发展，加大算力、数据使用补贴并推进公共数据授权，扩大民企人才自主认定范围、提升其在省级人才计划中的占比。

三是精准培育民营科技企业。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打造高水平创新共同体与开放式孵化生态，推动民企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核心主体，培育更多创新生力军。分层分类培育民营科技企业梯队，提高龙头民企创新引领作用，将自身优势转化为行业 “创新基础设施”，助力中小民营科技企业协同创新。

张旭亮

浙商智库新锐百人会研究员

浙江大学国研院副院长、研究员

核心优势与独特经验：全球坐标系下的包容与开放。浙江建设一流创新生态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刻在骨子里的“全球基因”与极度的“包容开放”。不同于内陆省份，浙江的视野从未局限于省域或国域，而是始终置身于全球坐标系中找定位。这种独特的实践经验体现在浙江不仅仅是把“门”打开，更是构建了一个无缝接入全球创新网络的生态系统。无论是“地瓜经济”提能升级，还是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浙江都展现出一种“不问出身、只问创新”的包容气度。这种环境允许各种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此试错、成长并走向世界，形成了“世界市场为我所用，全球资源为我所聚”的开放高地。

短板与不足：人才评价需“去水分”重“实绩”。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深水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创新生态中人才评价体系仍有优化空间。目前，部分领域“人才帽子”仍存有水分，人才价值尚未完全实现按“实际贡献”精准衡量。我们有时过分依赖“头衔”、“论文”等显性指标，而忽视了人才在产业化落地、技术攻关中的实际产出。这种“唯帽子论”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使得部分科研成果停留在实验室的“书架”上，未能转化为市场的“货架”。创新生态的闭环，急需从“身份本位”向“贡献本位”转变，让真正突破关键瓶颈、创造市场价值的人才脱颖而出。

意见与建议：强化公平竞争，从“政策红利”转向“制度红利”。优化营商环境的终极目标是强化更公平的发展环境。建议浙江在未来工作中，将“竞争中性”原则贯穿始终，打破隐性壁垒，确保民企、国企、外企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政府采购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我们要从依靠资金奖补的“政策红利”，转向依靠法治化、市场化的“制度红利”。具体而言，应建立以市场评价为核心的创新激励机制，让市场来筛选谁是真正的“创新者”。只有在一个绝对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中，各类经营主体才能心无旁骛地通过创新去赢得未来，这才是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李蓉

浙商智库新锐百人会研究员

浙江工商大学未来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浙江当前最突出的核心优势在于“市场活力+数字赋能+制度创新”的深度融合。相较于许多地区，浙江不仅拥有活跃的民营经济基础和“敢为人先”的浙商精神，更通过“最多跑一次”“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等改革，将营商环境优化内化为系统性生态能力。独特实践经验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动态协同，政策不替代企业创新，而是通过场景开放、数据赋能等方式激发内生动力；二是全域创新与特色集群双向互促，形成杭州数字经济、宁波智能制造、温州民营经济等多极联动格局；三是人才生态与产业演进耦合共生，以工程师红利和技能型人才梯队支撑产业链升级，形成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良性循环。

浙江仍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基础研究策源能力有待强化，高能级科创平台、顶尖高校的数量和质量与创新驱动发展需求不匹配，源头技术供给存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不足”风险；二是要素开放与全球链接深度不足，尤其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研发合作、高端人才跨境执业等方面，制度型开放的压力测试和系统性突破仍需加强；三是区域创新协同存在梯度断层，山区海岛县与科创极核城市之间的资源流动通道不够通畅，全域创新网络的韧性和均衡性需进一步提升。

未来浙江需聚焦三个方向攻坚：一是构建“热带雨林式”创新治理体系，推动政策从“给优惠”转向“给场景”，以“数据得权”“知识赋权”等制度创新，激励企业开展高风险原创探索；二是打造“全球化研发协作节点”，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创新前哨”，同时探索国际知识产权跨境交易、科研人员跨境兼职等便利化机制。在“政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上下功夫，大力推进“高校+平台+企业+产业链”结对合作，进一步打开链接通道；三是深化“山海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通过“科创飞地”“双向飞地”等模式，将山区县的产业空间优势与都市圈的智力密集优势动态耦合，形成“全省域创新一盘棋”。

吴波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执行院长

从杭州六小龙崛起的角度来看，浙江营商环境的核心优势在于：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这种“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亲清政商环境的底层逻辑就在于浙江“重商”的制度化认知及其所带来的“浙商”的天然合法性。这种“重商”的制度化认知，根源于浙江的“浙学传统”，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浙商“义利兼顾”“包容创新”式发展所形成的群体性积极认知。

浙江创新生态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发展、未来产业合理布局。但是，当前传统产业受制于价格内卷和利润微薄，难以拥有足够资金开展新质化焕新升级；战略新兴产业受制于新质生产力要素获取问题，特别是垂直行业大数据要素支持不足，导致交易成本提升而难以壮大发展；浙商创新发展面临试错风险巨大，亟待建立风险社会共担机制。

一是加速传统产业并购重组，推动传统产业浙商新质化跃迁发展。二是发挥国企优势，建设行业垂直大数据平台商，推进浙商高端化智能化跃升。三是积极建构、有序开放新兴场景，建立浙商创新风险社会共担机制。

魏李鹏

浙商智库新锐百人会研究员

浙江经略规划咨询集团董事长、正高级经济师

浙江建设一流创新生态、打造最具竞争力营商环境的核心优势和相较于国内其他省份的实践经验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体现在亲清政商、四千精神、地瓜经济、“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等方面，用一句形象的话来概括，就是始终走好“蓄水—活水—热水”高温传动创业路。蓄水，就是百川汇聚，助涨创业总量；活水，就是服务在线，助增创新能量；热水，就是影响放大，助兴协作质量。

从一流创新生态建设的短板和不足看，敢闯敢创、投早投小的科创氛围全面形成，但创新生态不仅仅是从无到有、从0到1，还有从大到强、从1到100，也要做优大企业裂变创新、产业链联合创新、企业家协作创新等科产生态。

来源：《浙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