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潜伏敌营19年，官职甚至比毛人凤还高，暴露后用一块木板逃走

如今再提起“范纪曼”这个名字，可能许多人联想到的身份应该就是原上海戏剧学院的教授。不过，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曾是国民党少将，甚至一度官职比毛人凤还要高。

但在这些身份背后，有个身份，才是范纪曼一生真正的坚持：共产党员。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那段历史，看看这位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故事吧。

1906年，范纪曼生在四川梁山（今梁平区）和林乡的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省法政学堂毕业的读书人，家里藏着不少旧书，但他小时候最惦记的，是十里外学堂里那个“稀罕物”：地球仪。

15岁那年，他听说县城学堂有这么个能看遍世界的球，揣着几块干粮，走了十几里山路，蹲在学堂窗外看了一下午，直到先生把他叫进去，让他摸了摸那个冰凉的球面。

那天晚上，他躺在山坡上，第一次琢磨“怎么让摸到的‘中国’这块地方好起来”。

19岁这年，他揣着家里凑的几块银元，一路扒火车到了武汉，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那会儿的军校宿舍挤得很，他和罗瑞卿挤一张木板床，晚上就着煤油灯聊《共产党宣言》；陈赓总爱找他讨教外语，说：“以后打鬼子，得知道敌人在说啥”。

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像在雾里摸到了灯，以前觉得救中国是喊口号，现在知道，得有真法子。

1926年，经倪玫皋、杜仪介绍，他秘密入了党。入党那天，没有仪式，就在军校后山的树林里，几个人握了握手，说：“以后就是同志了，活着要干，死了也不能让党吃亏”。

没过多久，北伐战争打响，他被分到叶挺独立团当排长，在汀泗桥战役里，子弹擦着胳膊过，他还是抱着炸药包往前冲，最后腿被弹片划伤，躺在担架上还问“阵地守住了没有”。

范纪曼腿伤还没好利索，“四一二”政变就来了。上海的枪声传到武汉，组织让他脱下军装，换了一身青布长衫，去上海搞地下交通。

临走前，他给家里写了封解除婚书。那时候他已经有了个未婚妻，叫冉正南，是同乡，他怕自己出事连累人家。给父亲的信里只写了一句：“等革命成了，我回来给您磕头。”

到了上海，他住在法租界的小弄堂里，白天是“做买卖的范老板”，晚上就去接头点传情报。

1930年，叛徒出卖了他，巡捕闯进家门时，他正把一份党员名单往煤炉里塞，手被烫出了泡也没停。在苏州监狱里，敌人把老虎凳加了好几块砖，他也还是咬着牙说：“我就是个跑买卖的，不知道啥叫共产党”。

几个月后，因为没证据，亲友凑钱把他保了出来，可等他回上海，原来的地下组织已经被抄了，联系人要么牺牲要么转移，他成了“断线的风筝”。

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也没回老家，反而去了北平，考上北平大学。

冬天没炭火，他裹着棉被在图书馆学俄语、德语、日语，单词记不住就写在手上，吃饭时也盯着看。同学于伶笑他 “快把外语吃进肚子里了”，可没人知道，他是在为找组织铺路。他想，多会一门外语，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了呢。

还真让他等着了。1932年，同乡曹策（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被抓进北平草岚子监狱，曹策的妻子找到范纪曼，哭着求他帮忙。

他想起黄埔同学陈恭澍在军统北平站当站长，就硬着头皮找过去。陈恭澍说“救你‘表弟’行，但你得帮我翻译美国使馆的材料”，他不知道，范纪曼要的就是这个机会。

那些材料里，藏着蒋介石和日本的军事密约。范纪曼每天躲在出租屋里，白天给陈恭澍翻译，晚上就抄一份，偷偷交给中共北平市东城区委书记冀丕扬。

有一次，他译出日军要突袭苏联张鼓峰的情报，连夜送到冀丕扬手里，情报转去延安后，苏联红军提前部署，打退了日军。冀丕扬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外语，比枪还管用”。

抗战胜利之后，范纪曼的潜伏生涯就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但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

在旁人的介绍下，他进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当上了驻沪国际组少将代理专员。这个时候的毛人凤，还在武昌行营管档案，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叫一声“范专员”。

谁也不知道，这个穿着将军府，嘴里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国民党高官，其实早就把心扎在共产党这边了。

他在上海霞飞路的洋房里办公，桌上摆着国民党的机密文件，抽屉里却藏着给地下党的情报。为了不引人怀疑，他故意装成“混日子的官”，开会时要么打瞌睡，要么说“这点小事不用我管”。

可一碰到关键情报，比如国民党的兵力部署、特务计划，他就暗暗记在脑子里，回家后连夜写在薄纸上，卷成细条，塞在毛笔杆里，第2天让妻子送到接头点。

1948年辽沈战役前，他截获了蒋介石的密令：要把廖耀湘兵团的美式装备全调往辽西。那天晚上，他借口家里有事，提前下班，把密令内容抄在烟盒纸上，裹在香烟里，送到四川路的一家书店。

书店老板是地下交通员，对方接过烟时，范纪曼说：“这烟得快点抽，别放坏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情报紧急，必须连夜送出去。后来他才知道，这份情报让东北野战军抢了先机，廖耀湘兵团的装备刚运到辽西，就被解放军截了。

除了送情报，他还救过不少同志。1947年，抗联副总指挥杨树田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组织让他想办法营救。他和另一位潜伏同志李时雨，穿上将军服，拿着半真半假的“提人手续”，大摇大摆走进监狱。狱警看他们军衔高，没敢多问，杨树田就这么被他们“提”了出来，上车后才知道，救他的是国民党少将。

1949年3月，上海的春天还没暖透，范纪曼栽了。有叛徒告密，说他是共产党，他在17号码头交接蒋介石逃台计划时，被军统特务当场抓住，关进了威海卫路147号的看守所。

特务没少折磨他，甚至用铁钉撬他的脚镣。毛人凤亲自来审他，说：“只要你招了，少将照当，还能送你去台湾”。他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就是个翻译，懂什么情报？”

其实他心里清楚，敌人手里有份名单，写的是“范纪满”，和他的名字就差一个字，可敌人没证据，却还是判了他死刑，行刑日期定在4月11日。

他不能死。从1930年和组织断线后，他的党籍就没了，这些年他没重新入党，就是等着有一天能恢复原来的党籍。

在监狱里，范纪曼每天装得奄奄一息，其实在偷偷观察：厕所旁边有堵矮墙，墙角堆着块烂木板，大概两米长，够不够搭个斜坡？他还藏了根铁钉，是之前修木桌时偷偷留的，藏在裤腰的夹层里。

行刑前一晚，机会来了。他抱着肚子喊疼，说：“要上厕所”，看守被他磨得不耐烦，在门口打盹。他蹲在厕所里，用铁钉一点一点磨脚镣的锁芯，手心全是汗，锁“咔嗒”一声开的时候，他差点激动得手都忍不住颤抖。

接着，他把烂木板卡在厕所和围墙的夹道里，试了两次，木板终于稳住了。

他纵身一跃，左小腿被墙头的铁刺划开一道十几厘米的口子，血顺着裤管流，浸透了布鞋。他没敢停，沿着弄堂跑，上海的巷子他熟，哪里有拐角，哪里有后门，他闭着眼都知道。

等看守所发现人没了，吹着哨子搜捕时，他已经躲进了码头的仓库，用煤灰抹了脸，装成搬运工。第2天一早，上海解放的枪声响了。他在仓库里听到广播，蹲在地上哭了，终于活着等到这一天了。

后来地下党找到他，交通员见了他又惊又喜，他还开玩笑：“阎王爷嫌我话多，把我撵回来了。”

上海解放之后，范纪曼并没有闲着，他还是在帮组织清查潜伏的特务，还破了军统特务焦建和的案子。

可党籍问题，却成了范纪曼心里一直都惦记的一个“大疙瘩”。当年介绍他入党的倪玫皋、杜仪等同志都牺牲了，能证明他身份的人没几个，组织上只能说 “再等等，找证据”。

1955年，“潘杨事件”爆发，他也受了牵连，被判了20年刑。监狱里的日子苦，他没抱怨过，每天在纸上写“我是共产党员范纪曼”，写了厚厚一摞纸。

1975年出狱时，范纪曼头发都白了，第一件事就是去组织部，手里攥着当年的入党介绍信复印件，那是他从老家找出来的，纸都发黄了，不过字还能看清。

这时候，老战友们没忘了他。刘逸樵从北京寄来亲笔信，里面夹着1932年他们一起搞情报的老照片；徐淡庐找遍了国防部的旧档案，翻出当年范纪曼传递情报的登记册；甚至日本外务省的旧电报原件里，都有“范纪曼翻译情报”的记录。这些材料堆在一起，有十几厘米厚。

办案人员后来回忆：“光那些亲笔信和老照片，就够证明他的身份了。”

1984年12月30日，组织部的人上门，给了他一张党籍恢复通知书。他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到“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25年入团时算起”，突然哭了。

那天晚上，他把通知书放在枕头边，一夜没睡，就像当年在监狱里，盯着那块烂木板一样，盯着这张纸，这是他一辈子的念想。

1990年12月，范纪曼躺在上海的医院里，已经说不出太多话了。他紧紧拉着女儿的手，指着家里的书柜，比划着“捐出去”，那里是他一辈子的收藏。女儿也明白他的意思，那些东西要捐给学校，让孩子们知道，现在的日子来得不容易。

他走的时候，枕头边放着一枚党徽，是 1984 年恢复党籍时发的，他天天都戴着。范纪曼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带兵打过什么辉煌的仗，也没有当过多大的官，但他的贡献，却一点都不比那些将军、干部们少。他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