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央调整李敏待遇，孔令华写信嘱托妹妹：请帮我们交给组织

1996年，孔令华突然接到总政治部的电话，说中央决定从7月1日起，让李敏享受副军级待遇。

孔令华挂了电话，一路跑回家，拉着李敏的手说：“中央没忘记咱们，娇娇，以后日子能好点了！”李敏看着丈夫激动的样子，眼眶湿了。这么多年，她从没盼过什么特殊待遇，可这份关怀，让她觉得心里暖暖的。

为了感谢中央，李敏和孔令华一起写了封感谢信，还特意嘱托孔令华的妹妹孔淑静，一定要亲手交给江泽民主席。1997年春节，孔淑静在中办团拜会上，把信交到了江主席手里。

有人问李敏，现在享受副军级待遇了，要不要改善改善生活？李敏却摇摇头，还是穿以前的灰布衣，袖口领口磨得发白了也舍不得扔：“衣服还能穿，扔了可惜，爸爸以前比我还节俭。”

她口中的“爸爸”，不是旁人，正是我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1936年的陕北，长征的脚步还没完全停歇，贺子珍在志丹县生下了一个女婴。孩子又瘦又小，邓颖超见了忍不住心疼地说：“这娃真是个小娇娇啊！”

就这么一句随口的感叹，成了孩子的小名“娇娇”，她就是毛主席和贺子珍唯一健康长大的女儿，后来我们熟知的李敏。

那会儿革命形势紧张，贺子珍没来得及多陪女儿，1937年8月就远赴苏联养病，把才1岁多的娇娇留在了延安。毛主席整日忙着处理军政大事，根本抽不出时间照顾孩子，只能把她送到延安保育院。

娇娇在保育院里的日子，和其他革命后代没两样，每天跟着老师学唱歌、认生字，可一到周六，看着别的小朋友被父母接走，她就会悄悄站在保育院门口，伸长脖子往远处望，盼着能看到爸爸或妈妈的身影。

可大多数时候，她等来的只有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还有保育员阿姨轻轻揉她头发的手：“娇娇乖，爸爸在忙大事，都是为了咱们老百姓。”

娇娇4岁那年，毛主席看着女儿孤零零的模样，又想起远在苏联的贺子珍正因丧子之痛难过，便决定把娇娇送到苏联。当保育员把她抱上前往苏联的火车时，娇娇还不知道，这一去就是8年，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主席。

到了苏联，娇娇终于和妈妈贺子珍团聚，还有毛岸英、毛岸青两个哥哥陪着。那时候苏联物资紧张，一家人常靠土豆充饥，可娇娇却觉得很幸福，自己也终于有了“家”了。

贺子珍很少跟她提爸爸，国际儿童院的礼堂里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老师只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娇娇每次路过都会多看两眼，却从没想过这就是自己的父亲。

直到有一次，毛岸青指着画像小声跟她说：“妹妹，这是咱们的爸爸。”娇娇当时就愣住了，摇摇头说：“哥哥你别骗我，咱们只有妈妈。”她心里满是疑惑，却也把这句话悄悄记在了心里。

1947年，11岁的娇娇跟着妈妈回到中国，住在哈尔滨。看着街上的中文招牌，听着周围人说的中国话，她觉得既陌生又亲切。

日子久了，她对“爸爸”的疑惑越来越深，终于在妈妈的鼓励下，用不太熟练的中文，夹杂着俄文，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爸爸，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您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爸爸呀？要是的话，您就给我回封信吧。”

毛主席收到信时，正在忙着解放战争的事，可一看是女儿写的，立马放下手里的文件，连饭都顾不上吃，就让工作人员帮忙整理措辞，写了回信，还特意发了电报，就怕信寄得太慢。

没过多久，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就牵着娇娇的手，来到了北京香山别墅，毛主席当时住在这里。

远远看到毛主席的那一刻，娇娇有点紧张，她觉得领袖应该是严肃的，可眼前的人穿着灰布军装，鞋底沾着点泥土，脸上满是笑容，一点都不吓人。毛主席快步走过来，一把把她抱进怀里，声音特别温柔：“我的小娇娇，你可算回来了！”

娇娇再也忍不住，小声喊了句“爸爸”，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从那以后，毛主席逢人就夸：“我家有个洋宝贝，会说俄文，还长得可爱。”

刚开始跟爸爸生活，娇娇的中文不好，毛主席每天饭后都会拉着她在院子里散步，教她认汉字、说中文，晚上还会给她讲古诗词。那时候李讷已经在毛主席身边长大，突然多了个姐姐，有点不适应。

毛主席看出了端倪，就跟娇娇说：“你以前没跟妹妹一起过，当姐姐的要多让着她。”又跟李讷说：“姐姐刚回来，你要多陪她玩。”没过多久，姐妹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小矛盾也会自己解决，从不让爸爸操心。

娇娇上初中那年，毛主席把她叫到跟前说：“爸爸给你取个大名吧，就叫李敏。”娇娇有点疑惑：“我不是叫毛娇娇吗？怎么姓‘李’呀？”毛主席笑着解释：

“革命年代我用过‘李得胜’这个化名，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敏’呢，是从《论语》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来的，爸爸希望你少说多做，踏踏实实做人。”

娇娇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从此“李敏”这个名字，就伴随着她走过了一生。

上学第一天，毛主席特意叮嘱她：“到了学校，可不能说你是我的女儿，跟其他同学一样，好好读书就行。”

那时候李敏和李讷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毛主席让保健医生王鹤滨带她们去报名。填表格时要写父母信息，毛主席就说：“你就填你的名字，当她们的‘王爸爸’。”就这样，在学校里，没人知道这两个穿着普通校服、挤公交上下学的女孩，是毛主席的女儿。

那几年正好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学校食堂的饭菜很简单，李敏经常吃不饱，回到家跟爸爸抱怨。毛主席没有心疼地给她开小灶，反而耐心地说：“现在全国老百姓都在吃苦，爸爸是国家领导人，咱们家更不能搞特殊，要跟大家一起扛过去。”

李敏听了，再也没提过吃不饱的事，每天照样背着书包去学校，跟同学一起啃窝头、喝稀粥。

有一次放长假，李敏想让爸爸陪她去上海看妈妈，可毛主席实在太忙，她就说：“那让警卫员送我去吧？”没想到毛主席摇摇头：“你已经长大了，要学会自己出门，锻炼锻炼。”李敏虽然有点委屈，还是自己买了火车票，一个人坐火车去了上海。

1958年，李敏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也就是在这一年，她遇到了要相伴一生的人：孔令华。两人其实早在八一学校时就是同学，只是那时候不太熟。

上了大学后，中学同学组织了一场联谊会，李敏在台上跳《采茶舞》，台下的孔令华看着她轻盈的舞步，心里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那之后，孔令华经常托人给李敏送书和杂志，他知道李敏不爱打扮，就爱看书。李敏也渐渐对这个细心的男生有了好感，两人慢慢走到了一起。毛主席察觉到女儿的心思，就问她：“那个小孔的爸爸是做什么的？家里情况你了解吗？”

李敏愣了一下：“我没问过，我们就是聊学习、聊爱好。”毛主席有点严肃地说：“谈恋爱不光是两个人的事，也要了解对方的家庭，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李敏听了爸爸的话，第二天就问了孔令华。孔令华说，他爸爸叫孔从洲，以前是杨虎城部下的炮兵旅长，后来起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一听“孔从洲”这个名字，立马笑了：“原来是他的孩子啊！我认识他，是个好同志。”

1959年8月29日，李敏和孔令华的婚礼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毛主席亲自主持婚礼，还特意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酒席，邀请的都是亲戚和亲近的战友。婚礼特别简单，没有婚纱礼服，没有贵重礼品，大家吃着家常菜，聊着家常话，气氛特别热闹。

毛主席平时不怎么喝酒，那天却频频举杯，把李敏的手交到孔令华手里时，眼眶都红了：“以后你们就是夫妻了，要互相体谅，好好过日子。”饭后，毛主席还请大家在春藕斋看了一场电影，就像普通人家嫁女儿一样，满是不舍和祝福。

婚后，李敏和孔令华住在中南海，陪着毛主席。后来儿子孔继宁出生，家里更热闹了，毛主席一有空就抱着外孙，逗他玩，脸上的笑容比以前更多了。

可没过多久，李敏觉得总住在中南海不方便，就跟爸爸说想搬出去住。毛主席虽然舍不得，还是尊重了她的决定：“搬出去也好，过自己的小日子，就是要常回来看看我。”

可谁也没想到，搬出去后，见爸爸变得越来越难。每次想去中南海，都要打报告、等审批，有时候等了好几天也批不下来。

有一次毛主席生病，李敏急得跑到中南海门口，跟警卫员说：“我想看看我爸爸，他生病了，我放心不下。”可警卫员也是按规定办事，只能让她再等消息。李敏站在门口，看着里面熟悉的建筑，眼泪忍不住往下流，她怎么也没想到，见自己的爸爸，会这么难。

1976年9月8日，李敏接到通知，说毛主席病重，她一路哭着跑到病房。病床上的毛主席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听到她的声音，艰难地睁开眼睛，拉着她的手小声说：“娇娇，你怎么好久没来看我了？”

李敏哽咽着说不出话，只能紧紧握着爸爸的手，怕一松手就再也握不到了。这是父女俩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毛主席就永远离开了。

毛主席去世后，李敏的世界仿佛塌了一半。她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意出门，连以前喜欢看的书都放一边了。那时候贺子珍也卧床不起，孔令华要上班，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他身上。

更难的是，从1977年开始，李敏就没有了工作，全家只靠孔令华的工资生活，还要给贺子珍寄零用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就算是这样，李敏也从没向组织提过要求，她记得爸爸说的“不能搞特殊”，就算再难，也要自己扛。

1981年，北京军区司令秦基伟偶然听说了李敏家的情况，很是感慨，就把孔令华调到了离家近的北京卫戍区政治部，这样孔令华就能多照顾家里。李敏特意给秦基伟打电话道谢，语气里满是感激。

可命运好像总在考验这家人，1984年，贺子珍去世，孔令华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决定“下海”经商，却从没利用过“毛主席女婿”的身份谋过一点好处，只是踏踏实实做小生意。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直到1996年，孔令华突然接到总政治部的电话，说中央决定从7月1日起，让李敏享受副军级待遇。这个消息让夫妻俩都十分高兴，他们还写了封感谢信送到中央。

不过，就算是生活有所改善，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过得多么“奢侈”，家里的饭菜也还是简单的萝卜、白菜，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买点肉，剩菜剩饭热一热也会吃，从不浪费。李敏一直都记得爸爸的嘱咐，要节俭。

可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1999年，孔令华在广州参加“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后，返回途中遭遇车祸。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却在后来的手术中因为心脏病去世。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李敏没有崩溃，也没有大张旗鼓地追究医院的责任，只是低调地办完了丈夫的后事。有人说她太老实，李敏却只是说：“人都走了，追究再多也没用，爸爸教我要宽容。”

晚年的李敏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大多时候都待在家里，看看爸爸的照片，读读爸爸写的书，偶尔会去韶山看看，那是爸爸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