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高解读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铜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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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3日上午10时，中国考古博物馆“中华文明溯源系列学术讲座”第七十期暨“文物探中华”专题首场讲座顺利开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以《文物探中华・铜牺尊》为题，围绕馆藏镇馆之宝铜牺尊，从出土背景、造型工艺、历史价值及背后承载的中华礼乐文明等方面展开系统深入阐述。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研究员主持本次讲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主讲

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研究员主持讲座

作为中国考古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邓仲牺尊（编号M163:33）不仅是西周青铜铸造工艺的代表作，更承载着商周时期的社会礼制、审美风尚与文化信仰。这件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前771年）的青铜酒器，因器身自铭“邓仲作宝尊彝”而得名，全器通长40.5厘米，通高38.9厘米，壁厚仅0.3厘米，尊盖长12.5厘米、宽9.5厘米、高12.7厘米。

邓仲牺尊及其铭文拓片

从器物结构来看，邓仲牺尊由兽身、兽颈上立虎、兽胸前立龙、兽臀立龙、器盖及器盖上立鸟六部分构成。其铸造工艺采用西周成熟的块范法，造型奇幻，装饰精美，多层雕塑，制作工艺复杂，直观反映了西周时期青铜铸造的科学技术水平。

鸟兽造型牺尊在殷墟前期初现雏形，殷墟晚期逐步发展，至西周时期进入鼎盛阶段，呈现出数量增多、种类丰富、分布广泛的时代特征。这一演变趋势不仅是铸造技术进步的体现，更与商周时期的社会礼制变革、地域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典型例证包括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妇好鸮尊、陕西眉县杨家村的盠驹尊（器身长篇铭文记载了周王举行执驹礼并赏赐盠两匹马驹和驯教马匹的用品之事）、湖南湘潭猪尊、岐山贺家村牛尊、宝鸡茹家庄（弓鱼）国墓地貘尊与象尊等。这些分布于不同地域的鸟兽尊，共同印证了商周先民丰富的想象力与对这类器物的特殊情感寄托。

商周时期典型的鸟兽造型牺尊

邓仲牺尊饰有三层精美图案：首层为遍布器身的云雷纹底纹；次层于底纹之上，饰有半浮雕的兽面纹、夔龙纹、虎纹；顶层则以立体雕塑呈现卷尾龙、凤鸟与卷尾虎纹，令人感受到神秘震撼之美与庄严灵动之态。龙凤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龙、凤、虎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寓意着和美、勇敢与前程远大。邓仲牺尊的龙凤意象表达了古人对出嫁女儿及新婚夫妇的美好祝福和期望。

邓仲牺尊的现世，堪称商周文物遗存中的“幸存者”奇迹。从历史背景来看，两周之际戎狄入侵关中地区，该区域墓葬遭遇了大规模盗掘破坏，能侥幸完整保存下来或盗后仍有重要遗物残留的墓葬，实属凤毛麟角。

邓仲牺尊出土的M163墓葬，其留存本身便充满偶然性。作为西周早期墓葬，其上叠压有晚期的铸铜作坊，这一特殊的地层堆积意外形成了保护屏障，使得该墓葬在历史上的盗掘浪潮中得以部分幸存，成为关中地区少有的未被彻底盗扰的西周墓葬遗存之一。即便如此，M163墓葬仍有明显扰动痕迹，出土文物已非完整原貌，残存的器物包括编钟、尊类礼器、车马器等青铜器，以及部分玉器，邓仲牺尊便是这部分幸存文物中的核心重器。

M163号墓邓仲牺尊及编钟出土位置

徐良高研究员强调，解读邓仲牺尊的深层历史价值，需回归其所处的宗周王畿核心语境。在灭商之后，周人逐步营建了周原、丰镐和成周作为都城。其中，利簋铭文记载的“武王征商，唯甲子朝”为西周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而丰镐二京自文王建丰、武王都镐后，终西周一代始终是王朝都城核心。

利簋铭文记录西周王朝的建立

在西周王畿的贵族墓葬体系中，丰镐遗址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是典型代表，而邓仲牺尊便出土于该墓地的M163号高等级墓葬中。作为西周王朝的重要贵族家族，井叔家族墓地的布局与墓葬等级，深刻反映了西周血缘宗族制度的核心特征。墓地内四座带墓道的大墓，规模宏大、位置显赫，印证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与家族的尊贵地位。

M163号墓的学术价值非常突出。该墓位于M157号墓东侧，与M157号墓西侧的M161号墓并行分布，虽无墓道，但墓室规模与随葬品等级均显示墓主人地位尊贵。结合西周贵族墓地盛行的夫妻并穴合葬习俗，可推测M163号墓主人为M157号墓主的妻子，即一代井叔的夫人。这一推测与M163号墓出土的邓仲牺尊铭文记载相吻合，而墓中出土的井叔钟铭文“井叔采作朕文祖穆公大钟”，进一步明确指向M157号墓主人为名为“叔采”的一代井叔，解决了井叔家族墓地核心墓葬的墓主人身份问题。

徐良高研究员表示，张家坡井叔家族墓地是典型的血缘宗族墓地，核心组群由多座高等级贵族墓葬构成，除M157号墓（井叔“叔采”之墓）与M163号墓（邓国女性墓主，叔采之妻）外，东侧并列的三座单墓道“甲”字形大墓（M152、M168、M170）亦为井叔家族成员墓葬。其中M152号墓头厢出土的带盘鼎（M152:15，铭文“井叔作”）、带流鼎（M152:51，铭文“井”）及铜板（M152:36，铭文“王赐达驹，达拜稽首”），结合棺内40岁左右男性骨骼鉴定结果，可推测墓主为名为“达”的一代井叔。这些高等级墓葬的布局与遗存，完整呈现了西周血缘宗族墓地的核心特征。

张家坡墓地出土其他青铜器铭文拓本

西周社会制度的核心在于以宗法制为基石的政治与血缘共同体建构，而井叔家族的来源、世系脉络及其相关青铜铭文与考古遗存，正是解析这一体系的典型范本。作为姬姓贵族，井叔家族与邢侯家族同源同宗，实为邢侯家族分支——先有邢侯封国，后有邢氏（即井氏）分支，井叔家族正是周公后裔的重要一脉。这一身份渊源，使其得以在西周“世卿世禄”制度下身居要职、尊享尊崇地位。

徐良高研究员结合多组井氏相关铜器铭文与考古发现，将作为周公后裔的邢国（井国）分支的家族世系进行梳理。井侯（邢侯）组铜器结合河北邢台葛家庄邢国墓地遗存，印证邢国为西周早期重要诸侯国，麦尊、臣谏簋等铭文更记载了邢侯初封谒见周王、抵御戎狄的关键史实；井伯组铜器（如康王时期井白甗、穆王时期长甶盉）则彰显了井氏分支在西周早中期的核心执政地位，相关铭文显示其常以“右者”身份参与王室重大事务，部分还担任“司马”等要职，是穆王前后王朝的核心执政大臣；井叔组铜器（曶鼎、免组器等）印证了西周中期井叔家族的权势巅峰，铭文详细记载了井叔执掌司法裁决、见证王室册命等重要权责；丰井叔组铜器中，陕西扶风出土的丰井叔簋推测为张家坡井叔家族所作媵器，直观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宗法礼制与贵族联姻关系，而张家坡井叔墓地核心墓葬的铭文遗存，更印证了墓主与周王室的紧密关联；奠（郑）井叔组铜器（如康鼎）则体现了西周中晚期井氏家族随政治格局调整，在郑地食邑发展的分支脉络；井季组铜器包括季口簋和井季口尊，簋铭为“季口肇乍厥文考井叔宝尊彝”，说明井季一支是井叔后代中的一支。

井（邢）侯家族及其分支

西周时期，强宗大族或受封于外地战略要点建立外服诸侯国，或留居畿内任官并拥有采邑，诸侯需定期朝觐周王以接受考核，内服官员亦会前往外服检视诸侯情况、宣告王命；大小宗通过宗法制度确立政治等级与血缘从属关系，异姓方国及宗族则以婚姻建构血缘联系，形成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合一的“家国同构”“宗政合一”政体，贵族兼具政治负责人与宗族族长双重身份，侯、公等政治称谓与伯、叔等宗法称谓互见。鲁国与周公庙遗址、曾国与盂鼎铭文、琉璃河燕国遗址、杨家村铜器窖藏、井叔家族墓地等考古发现，均印证了这一宗法政治体制与世袭制度；作为宗法制度核心意识形态的祖先崇拜，为各级贵族权力地位提供合法性依据，成为商周官方信仰，宗庙成为重大政治活动中心，青铜礼器与乐器则成为权力等级的核心象征，凸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特征，共同构成商周社会独特的政治文化面貌。

宗法制度与家国同构

西周时期奉行“同姓不婚”原则，异姓贵族间及周王室与异姓诸侯国间的联姻并非单纯私事，而是“合两姓之好”、强化政治纽带的重要手段，与宗法制度相辅相成，共同维系贵族家族世袭统治，周人亦通过与姜（羌）、嬴、曼等族群的联姻巩固统治根基。井叔家族的联姻实践是这一制度的典型例证：其与曼姓邓国联姻，M163号墓墓主（井叔夫人）随葬的邓仲牺尊作为“媵器”，印证了此次异姓婚配，而邓国作为周之南土封国，见于《左传》等文献记载，公元前678年为楚所灭，相关30余件有铭铜器多出土于湖北襄阳、孝感一带，其都城具体地望虽存争议，但此次联姻无疑加强了姬姓王室对汉水流域的控制。

与邓国相关的青铜器铭文

同时，宝鸡（弓鱼）国墓地茹家庄的（弓鱼）伯与井姬夫妻异穴合葬墓，证实了井氏女子外嫁古蜀族群后裔（弓鱼）国的史实，进一步体现了西周通过异姓联姻联结不同族群、巩固统治疆域（如周人经营南方）的政治战略。

（弓鱼）国墓地茹家庄出土的井姬鼎

讲座尾声，徐良高研究员总结表示，文物既是历史的产物，亦是实证历史的核心载体，“小器物见证大历史”的理念在邓仲牺尊身上得到充分彰显。这件代表性文物造型精美、工艺繁复，既集中体现了西周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准与审美风尚，更承载着西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键历史信息。以出土邓仲牺尊的井叔家族墓地为观察切入点，可管窥西周时期建立于血缘社会组织之上的宗法制度、世卿世禄制、异姓联姻等重要政治制度，以及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宗教信仰与礼乐文化体系。西周时期形成的“家国”观念、族群融合模式、宗法制度、祖先崇拜传统与礼乐文化，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及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塑造影响深远，其核心精神绵延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

讲座现场气氛热烈

在讲座最后，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表示，作为中华文明溯源的学术传播平台，中国考古博物馆 “文物探中华”系列讲座始终坚守实证研究与公共普及相结合的路径，该系列讲座将以深入解读馆藏核心文物为切入点，深入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特质，为深化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与传播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