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高毅博
哈尔滨的冬天冷得很有诚意。宿舍暖气片里的水哗哗响着，我看着手机地图上代表黑龙江哈尔滨与陕西延安的两个小点：2000多公里，直达列车要30个小时左右，或者先乘飞机再坐动车折腾一整天——这就是我和家之间的距离。
我得回去过年，这念头不容商量。家里有些东西拽着我。
第一个拽着我的，是声音。准确来说是“一片响声”。延安的腊月，是被声音唤醒的。进了腊月二十，一种闷闷的、沉厚的鼓点，开始在黄土高原干燥的空气里隐隐震动。那不是舞台上的表演，是邻居赵伯在自家窑洞前的平地上活动手脚，是我爸在单位的排练厅或者屋外的空地上系上他那早已褪色发白的红腰鼓。
我爸，安塞腰鼓的非遗传承人。这个头衔对我来说，意味着整个童年背景音里的“咚咚”声。小时候觉得吵，捂耳朵；青春期觉得土，躲着走。直到我离开了家，听不到这个声音了，心里忽然空出一大块。
记忆里，爸爸的鼓并不只是为了喜庆才敲的。秋收后，他对着堆成山的谷穗敲，鼓点昂扬；天旱时，他去山梁上敲，鼓点焦灼。春节前的鼓最特别，急促地踢打、疯狂地旋转、竭尽全力地腾跃，像要把旧年里所有的疲惫、辛苦、不如意，统统抖落干净，给新的日子腾出地方。我想回去听那声音，站在那坚硬又温热的黄土地上，让鼓声从脚底板震上来，经过膝盖、胸膛，直抵天灵盖。
第二个拽着我的，是味道。我家的春节，从厨房弥漫出的第一缕烟炝味儿就开始了。滚油泼在辣子面上，妈妈炸油馍馍、丸子和酥肉……它们告诉我：你的坐标在这里，你的味蕾归这里管，你被这片土地用最古老的方式认领了。
你问我为什么要跨越2000多公里回家过年？
因为我的家在敲鼓，我得回去听，因为我的年有专属的味道，我得回去尝。
(作者为哈尔滨理工大学学生，本报记者贾丰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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