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镰刀，这样挥向全球

每当美元走势疲软、市场对其内在信用产生疑虑之时，国际新闻的头条似乎总会被某些关键地区骤然升级的冲突所占据。

这是巧合吗？美元超过半个世纪的强弱轮回里，其起伏曲线与全球地缘政治的热点爆发，存在着一种过于规律性的呼应。

似乎，美元的周期并不是单纯的市场供需或经济周期所能解释的。

事实上，美元的强势或弱势，一方面常常是美国将其金融实力与全球政治军事战略深度结合、进行主动调控的结果。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金融市场，而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政治-金融复合体”。

当地缘政治成为这个复合体工具箱中一件关键的“非传统金融工具”时，现代货币霸权最为核心也最为现实的运作逻辑，便清晰地浮现出来。

眼下，我们正目睹这一逻辑的显性化运作。

2025年美元因内部财政赤字扩大、政策不确定性高企而承受巨大压力。几乎同步，从东亚到中东，从南亚到拉美，一系列高强度地缘冲突接连爆发。

与此同时，黄金价格在避险驱动下飙升至历史高位后，又因美国国内政策风向的微妙变化而剧烈震荡。

这些同时发生的现象并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当美元依靠传统经济手段维系吸引力变得困难时，外部的地缘震荡便被有意识地用作危机调节，通过制造全球性的不确定性与安全焦虑，来驱赶资本流动，为美元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撑。

1.枪炮声为何总在美元走弱时响起？

美元指数自1970年代浮动以来，已历经四轮清晰的涨跌周期。仔细观察其强势阶段的起点与持续过程，一种令人深思的“巧合”反复出现。

第一轮强劲上升始于1970年代末，那正是保罗·沃尔克执掌美联储，以霹雳手段暴力加息的时期。

高利率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试图将全球资本吸回美国。

而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攻势陡然升级，在阿富汗，美国支持的反苏抵抗战争如火如荼；在太空与战略层面，“星球大战”计划高调推出，将冷战对峙推向新的高峰。全球被笼罩在核阴云与代理人战争的巨大安全焦虑之中。

这种全球性的恐惧，无形中放大了资本对于“安全港湾”的渴求，为美元资本回流创造了远超利率数字本身的心理环境。

到1990年代，克林顿执政下的美国享受着“新经济”的繁荣红利，美元开启了第二轮长周期上行。这一轮繁荣看似由科技创新独立驱动，但其周期的巅峰时刻，却再次与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动紧密交织。

1999年，欧元诞生，被视为对美元霸权最具潜力的挑战。

仅仅两个月后，科索沃战争爆发，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长达78天的空袭。这场发生在欧洲腹地的战争，不仅重创了欧洲的投资环境与信心，更在欧元襁褓时期就向其展示了区域安全的不稳定性，资本出于避险本能向大西洋对岸流动。

随后，2001年的“9·11”事件与紧接着的阿富汗战争，则将全球恐慌情绪推至顶点，国际资本如潮水般逃离被视为高风险地区的新兴市场，涌入当时看来是“绝对安全堡垒”的美国。这波恐慌性回流，有力地缓冲了互联网泡沫破裂带来的内伤，将美元指数送到了历史次高点。

最近的第三轮美元上行期（2008-2022年）模式更为清晰。

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通过量化宽松艰难复苏。

为了维系全球资本对美元体系的信心，地缘政治的“补强”工具使用得愈发频繁且直接。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在东亚制造安全紧张；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西方与俄关系彻底破裂，欧洲再次被推入地缘对抗的前沿；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为热战，整个欧洲资本惊慌失措，美元与美债的“避险天堂”属性被极致放大，推动美元指数冲上二十年新高。

纵观这十余年，每当经济复苏乏力或内部矛盾凸显时，外部的紧张局势总能“适时”地为美元注入一剂强心针。

这些跨越数十年的“巧合”串联起来，得出的结论就是，美元的强势周期，与美国对外军事及地缘政治干预的活跃期，存在着高度的时间耦合性与战略逻辑上的共生关系。

这不是单一的市场自发形成的规律，相反，充满了权力运作的痕迹。

那么，这种共生关系的基础何在？

我认为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有关，彼时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自此，美元的信用基础就不再依赖于金库中冰冷的黄金储备，而是锚定于一个更加抽象但也更加庞大的概念——美国的“综合国力”。

这个国力，不仅包括经济与科技，更核心、更硬核的部分，在于其无可匹敌的全球军事投送能力、对关键能源与海上通道的控制力，以及维系一个庞大政治军事盟友体系的号召力。

当黄金之锚被抛弃，武力与战略影响力，便成为了美元信用暗藏却坚实的底层支柱。

于是，我们看到关键历史转折点上，“危机”如何被巧妙地“货币化”。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飙涨。全球突然陷入对美元流动性的极度饥渴，因为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这场危机在客观上为沃尔克同时推行的超常规加息政策，创造了完美的外部条件——全球对美元的需求暴增，资本回流的阻力大减。

再看2001年，“9·11”恐怖袭击固然是美国本土的悲剧，但它引发的全球性安全恐慌，瞬间重塑了世界资本的避险地图。

资本如惊弓之鸟般从新兴市场逃离，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涌入美国市场，这波庞大的资金流入，有效地对冲了国内科技股泡沫破裂带来的通缩与衰退压力，用一种残酷的方式，巩固了美元的周期峰值。

这是历史上反复磋磨的规律，当支撑美元的传统经济基本面——无论是财政纪律、贸易平衡，还是纯粹的生产率优势——开始出现裂痕、显得力不从心之时，地缘政治的“工具箱”便会悄然打开。

通过制造、介入或升级关键地区的危机与冲突，美国能够主动在全球范围内调节“风险”与“安全”的分布图谱。恐慌与不确定性成为驱动资本流动的无形之手，将国际资本驱赶回它被认为最安全、流动性最强的目的地——美元资产。

这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性的“补强”机制，用外部的地缘震荡，来弥补内部经济信用的消耗，维系着美元在金字塔尖的王者地位。

2.恐惧、航道与盟友，危机如何撑住美元？

那么，它这个机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

风险溢价驱动，是最直接的。

全球金融市场本质上是一个庞大的风险定价机器。

当地缘危机爆发——无论是中东的导弹袭击、关键航道的封锁威胁，还是对产油国政权的突袭——这台机器的“恐慌指数”便会瞬间飙升。投资者和机构的第一反应是规避风险：他们会迅速抛售在新兴市场、欧洲或其他被视为“不稳定区域”的资产。

此时，全球资本需要一个能够快速容纳巨量资金、且被普遍认为安全的“避难所”。美元，以及以美元计价的美国国债，便成为几乎唯一的选择。

这并非因为美国经济永远健康，而是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深、流动性最强的金融市场，以及无人能及的军事霸权所带来的、一种隐含的“终极安全承诺”。

正如多年以来的那样，美元长期被视作核心避险货币，而地缘危机正是激活这一属性的最强催化剂。当下，无论是美以联合打击伊朗核设施，还是跨境抓捕委内瑞拉总统，这些行动都在持续向全球市场释放高压电击，刺激着避险神经，驱赶着资本向美元资产汇集。

另一方面，危机通过重塑全球供应链与贸易流，从实体经济层面加固美元的垄断地位。现代全球化贸易如同一张精密编织的网络，极度依赖关键航道（如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的稳定与安全。

一旦这些节点因冲突或争端陷入不确定性，全球贸易的成本与风险便会陡增。此时，贸易商和金融机构为了确保交易能够完成、货物能够抵达、款项能够支付，会不自觉地更加依赖那个被认为最可靠、覆盖最广的支付结算系统——即以美元和美国银行体系为核心的网络（如SWIFT）。

混乱，反而强化了秩序制定者的地位。

比如，巴拿马运河争端中，强行变更港口特许经营权，就不只是一个商业事件。

对全球航运和贸易公司的影响也殊为重大，其意是即使有最国际化的基础设施，其“安全”与“可通行性”最终仍可能被单一国家的政治力量所定义。

为了降低未来的风险，企业在安排融资、购买保险、选择结算货币时，会倾向于更紧密地绑定美元体系，因为这意味着与最终的“规则执行者”站在一起。

这便在无形中巩固了美元作为全球贸易首选计价和结算货币的地位，即便在动荡中，其需求也可能不降反升。

再者说，这一机制还通过绑定盟友体系，编织了一张难以挣脱的“安全 金融”套索。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同盟网络。

当危机发生在美国的盟友周边——例如欧洲的东部边境（乌克兰）、东亚的敏感海域、或中东的产油区——这些盟友在安全上的脆弱感会急剧上升。他们不得不更加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与安全承诺。

这种安全依赖，会迅速转化为金融与政策上的协调压力。

盟友需要向美国证明其“忠诚”与可靠性，这往往表现为在重大国际金融议题上与美国保持同步：维持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高比例，配合美国主导的金融制裁，在关键投票中支持美国的立场。

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它不仅在军事上激活并强化了北约，更在金融上促使欧洲资本大规模跨过大西洋，同时迫使欧洲在能源、防务乃至对俄金融切割上与美国深度协调。

近期美以联合行动，直接威胁伊朗，这无疑让能源供应严重依赖中东的欧洲国家神经紧绷，进一步将自身的能源安全与对美政策绑定。

这种绑定，在战略上压缩了盟友在金融主权上的独立空间，确保了美元在西方阵营内部的储备货币地位难以被实质性挑战。

最后，也是最具压迫性的一点，那就是对“石油美元”循环的暴力维护。

自1970年代以来，美元与全球石油贸易的强制绑定，构成了美元霸权最关键的实物基石。任何试图绕开美元、用其他货币结算石油贸易的行为，都被视为对美元根本体系的挑战。

所以，维护“石油美元”不只是经济协议，更是必须用政治和军事手段保障的霸权核心利益。突袭委内瑞拉并控制其石油出口的行动，堪称这一逻辑的具体演绎。

其深层目标，是物理上夺取该国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堵塞任何一个可能出现的、绕过美元进行石油交易的潜在缺口。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确保石油贸易的血液必须继续在美元制造的血管中流动。

同样，中美国海事管理局发布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指南，实际上，也是将这一全球能源咽喉要道的通行规则“军事化”和“美国化”。

本意，我想是希望表达出，这条通道的“安全”定义权与规则制定权在美国手中。

全球能源进口国为了确保油轮能够通行，不得不更加遵从美国主导的秩序，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对美元支付体系的需求与依赖。

从这几个方向而言，可想而知，地缘危机为美元“输血”完全就是一套组合机制，它在全球心理层面制造恐慌，驱赶资本；在实体经济层面制造混乱，强化美元网络依赖；在政治联盟层面制造安全焦虑，绑定盟友金融政策；并在核心利益层面，直接动用强制力维护美元计价体系的物质基础。

这套机制环环相扣，使得外部冲突成为调节美元全球需求、对冲内部经济疲软的有效战略工具。

3.当美元内伤遇上全球火点

只有了解了地缘危机为美元输血的深层机制后，我们才得以看明白当下正在发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变局。

2025年至2026年初的一系列高强度地缘事件，应被视作精密协同的操盘。

其核心目标，正是对同期因内部政策失误而遭受重创的美元信用，进行一场紧急而强力的“包扎”与“输血”。

美元在2025年的疲软，很多人都被撩拨得不上不下，其根源在于美元的信用基础中的支柱同时出现了裂痕。

政策层面上，特朗普政府重启的“对等关税”如无差别的飞斧，严重破坏了全球贸易体系的稳定预期，动摇了各国持有美元进行贸易结算的信任基础。同时，标志性的“大漂亮法案”以万亿美元规模的减税和开支，将本就堪忧的联邦财政赤字推向更危险的境地，直接侵蚀着美元作为价值存储工具的基石。

而且，美联储决策层承受的公开政治压力，一度引发了市场对其独立性的广泛担忧，而中央银行的信誉正是现代法定货币信用的核心。

在资金层面，当今流入美国的资本已由追求长期稳定的官方储备，转变为高度敏感、顺周期操作的私人资本。这类资本如潮水，来得快，去得更快，一旦对美国的政策连续性或经济前景产生怀疑，撤离速度将远超以往。

而在基本面，美国经济增长显露疲态，无法提供坚实的支撑。

这一切意味着，美元难以再像过去那样，单纯依靠经济基本面优势或常规的利率政策，来自然吸引并留住全球资本。

它需要更强的外部刺激。

故而才有了我们看到的那套熟悉的“工具箱”在2025-2026年被空前密集地开启。

若将这些事件置于美元信用修复的情况下，其内在逻辑就是它们构成了一套在空间上联动、在目标上协同的“组合拳”。

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翼，几乎同步燃起烽烟。

西边的印巴空战，不仅展示了新质战斗力，更在南亚这一重要新兴市场区域制造了持久的安全风险；东边的美以联合精确打击伊朗核设施，则将中东这个全球能源心脏与地缘火药桶的紧张局势推向临界点。

这两场冲突在地理上遥相呼应，其效果是向全球资本市场发出明确信号，从南亚到中东，大片关键区域已沦为高风险地带。

直接后果，便是驱赶该区域的国际资本以及担忧能源供应链的欧洲资本，离开是非之地，转而寻求跨大西洋的“安全”避风港。

如果说上述行动是在制造“推力”，那么针对关键节点直接出手，则是在强化“拉力”与控制力。

例如，对委内瑞拉的军事突袭并控制其石油出口，是一次毫不掩饰的“资源劫持”。

战略意图比颠覆一个政权还要大，明显是为了物理上扼杀任何可能出现的、以委内瑞拉石油为试验品的“去美元化”结算尝试，用强制手段缝合“石油美元”循环的潜在破口。

几乎同时发生的巴拿马运河争端，强行收回中资参与的港口特许权，则是对全球物流最关键通道之一的一次“主权宣示”。

它警告所有全球贸易参与者：即使是最国际化、最商业化的基础设施，其通行规则与安全性，最终仍由实力政治决定。

这两起事件，一者控制能源源头，一者掐住物流咽喉，是从物理层面强行加固美元全球循环系统的管道，震慑任何试图脱离该系统的想法。

在此背景下，美军航母战斗群进驻波斯湾、击落伊朗无人机等持续性的军事示强行为，其作用便如同维持伤口“适度紧张”的手段。它阻止紧张气氛的彻底缓和，让全球能源市场持续笼罩在风险溢价之中，使得世界各国（尤其是能源进口国）不得不持续依赖并寻求美国的军事保护伞。

这种依赖，会顺理成章地转化为在金融与经济政策上的协调与让步。

一系列操作的金融效果，在黄金市场的极端波动中得到了极致体现。

如金价在避险情绪推动下飙升至每盎司5500美元以上的历史高位后，竟能在美联储人事变动等消息面影响下单日暴跌超过9%。这种史诗级的波动，不仅仅是普通的市场调整，它恰恰是全球资本在“地缘政治制造的恐慌”与“对美国内部政策预期的博弈”之间剧烈摇摆、反复冲撞的写照。

恐慌时，黄金与美元同为避险选择；而当市场嗅到美国可能通过非常规手段（无论是地缘还是人事）重新掌控局面的信号时，资本又会迅速调整预期，部分回流美元体系。

这种波动本身，就是美元霸权利用复合工具管理全球资本情绪的明证。

4.谁在为美国的赤字买单？

美元与地缘危机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呢？

我很认同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体系始终面临一个根本矛盾：其无限扩张的欲望与内部有限市场、有限利润空间之间的冲突。

传统的解决路径是地理空间的扩张（殖民主义）与生产关系的调整。

而在今天，我们看到了一种高度金融化的“危机转移”形态。

美国国内的政治决策，例如消耗巨大的“大漂亮法案”所带来的天文数字财政赤字与债务堆积，本质上是其内部社会矛盾与分配问题在账本上的体现。

按照传统逻辑，这种无节制的赤字货币化最终将引发严重的国内通货膨胀和本币信用崩溃。然而，美国通过其独特的全球地位，找到了一条外部化成本的路径——主动在关键地区制造或升级地缘政治危机。

当世界因为中东的冲突、关键航道的争端或欧洲边缘的战争而陷入恐慌时，全球资本会涌入美元资产避险，这压低了美国的融资成本，使得其能够以极低的利息负担维持巨额债务。

同时，危机推高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引发的输入性通胀主要由全球其他经济体承受，而美元作为定价货币，某种程度上反而能从中获益。更深远的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应对安全不确定性而增加的军备开支和供应链重组成本，实质上构成了一种面向全球的“安全税”。

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美国将其内部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代价，通过地缘政治工具，巧妙地转化为全球共同承担的通胀压力、安全焦虑与发展不确定性。

世界在为动荡买单，而动荡的策源地，其货币地位却在动荡中得以喘息甚至巩固。

这一逻辑在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框架下能得到另一维度的诠释。

MMT的核心观点之一在于，一个发行主权货币的政府，其开支在技术层面不受收入的硬约束，只受实体经济资源的限制。可是，这一理论的隐含前提是货币在其“主权空间”内有效。美国的非凡之处，也是其权力的黑暗面在于，它凭借全球唯一的、压倒性的军事霸权和政治联盟网络，成功地将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资源流动（如石油、矿产）和贸易通道安全，部分地“纳入”了其主权影响力的辐射范围。

这使得美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准全球主权货币”。

地缘危机调控，实质上是这种“美元主权空间”的边界维护与暴力拓展行为。

当纯粹的经济吸引力（如高利率、高增长）不足以让全球资本自愿留在或流入这个“空间”时，美国便动用军事和政治手段，主动恶化其他地区的安全环境与投资预期，人为地重塑全球的“风险-收益”地图。

通过让世界其他地方变得“更危险”，它迫使资本别无选择，只能流向被其武力定义为“最安全”的区域——即美国本土及其控制的金融体系。

这是武力威慑下的资本定向流动。

所以，美元最深层的、最终的信用基础，并非其时常波动的GDP数据，也不是其已经突破天际的国债规模，甚至不完全是其科技创新能力。

它的终极护城河，在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有能力在任何时间、向全球任何关键地点投送决定性军事力量，并以此单方面塑造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家。

这种能力创造了一种“非对称特权”。

其他国家需要依靠经济绩效、贸易顺差或资源出口来支撑本币信用，而美国除此之外，还多了一张无可复制的王牌，它可以通过展示或使用武力，直接改变全球资本的避险计算方程式。地缘危机作为调控工具，正是这种军事霸权的金融化应用。

它将航母战斗群的威慑、隐形轰炸机的突袭、对关键设施的精准打击，转化为全球金融市场上的波动曲线和资本流向的切换指令。

不管怎么说，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现行的全球秩序下，军事霸权是金融霸权的最终担保。

美元在会议室和交易屏幕上的强弱，与远方战场上的炮火声，通过一套精密的权力转换机制被连接在一起。

这一点，是理解美元周期的钥匙，更是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全球政治经济真实运行逻辑的关键。

这是超越纯粹市场经济观念的、基于实力的秩序，其中，危机可以被制造和输出，特权则通过持续的、低烈度的暴力威胁得以维系。

5.在混沌中寻找新秩序的火种

未来，美元周期与地缘危机深度绑定的模式，其路径和效果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这套机制的“药效”面临着不可避免的递减。

当全球市场对隔三差五的危机警报逐渐产生“疲劳”，其刺激资本回流的边际效应就会减弱。更重要的是，这种将地缘风险武器化的做法，本身就在侵蚀美元体系的根基。

它促使各国，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认真思考过度依赖单一货币的安全风险，从而加速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和支付体系多极化。

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就是最直接的信号。同时，过度制造危机如同玩火，可能烧伤自身。频繁的单边行动会损耗美国与欧洲、中东等关键地区盟友之间的战略互信，迫使后者在安全与经济上寻求更多自主性。

长远看，甚至存在引发误判、导致冲突失控的潜在风险。因此，预测未来的美元走势，很可能告别过去的单边周期，进入一个更加复杂动荡的阶段，即美元指数总体将承受下行压力，但其下滑不会是平滑的直线。

每当其跌至关键位置或美国内部压力巨大时，地缘政治的“工具”就可能被更频繁、更尖锐地使用，制造恐慌引发资本短暂回流，从而拉出一个剧烈的反弹波峰。

整体图形，将呈现为“锯齿形缓慢下行”的态势，波动性成为新常态。

这对全球货币体系意味着，我们正在告别“单极稳定”的旧时代，步入一个漫长的“多极混沌”过渡期。

美元霸权不会骤然崩塌，但维持它的成本将越来越高，手段也将越来越偏离经济规律，越发依赖政治和军事杠杆。

这个过程必然充满摩擦和不确定性。

未来的关键观察点，我觉得应该在于那些可能松动美元根本定价权的领域，例如，石油、关键矿产等大宗商品贸易中，非美元结算联盟能取得多大实质性进展；又如，各地区为应对金融波动而自行构筑的货币互换与清结算安全网络能发展到何种程度。

这些分散的努力，正在缓慢而坚定地重塑货币权力的底层结构。

在这一混沌的变局中，中国的战略选择至关重要，其核心是清醒、务实且富有建设性。

首先，必须彻底规避“刀锋”风险。必须认识到美元体系与地缘暴力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海外资产布局、能源资源保障、关键海上通道安全等方面，必须建立起充分的风险对冲预案，不能将安全寄托于单一的、可能被武器化的链条之上。

其次，要坚定不移地筑牢自身的金融根基。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需要更加精准务实，应重点围绕实体经济需求展开：例如，在与友好资源国的大宗商品贸易中稳步扩大本币结算；在数字货币和跨境支付技术合作中占据主动；将人民币的使用深度嵌入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型基础设施投资与运营周期中。

中国所能提供的最重要价值，可能便是尝试塑造一种“良性替代”模式。

当前美元体系的一个内在缺陷，是其维持手段往往依赖于制造全球性的不安全感和经济割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实践，向世界证明另一种合作逻辑是可行的，一种不依靠制造危机和阵营对抗，而是基于共同发展、互联互通与共享收益的国际合作模式。通过构建更紧密的产能合作、技术共享和市场联动网络，能够逐步培育出一个更稳定、更具包容性的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循环体系。

这是为世界提供一种降低整体风险、摆脱“危机-美元”恶性循环的可能选择。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混沌期，这种致力于增进确定性与共同发展的努力，或许正是点燃未来更稳定、更公正全球经济秩序的第一簇火种。

作者 | 东叔

审校 | 童任

配图/封面来源 | 网络截图

编辑出品 | 东针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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