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在章家的温情与背叛之间

谁能想到，那个被我们全家尊称为 “冯二哥”、温文尔雅的翻译家冯亦代，竟是安插在我家最久、最隐蔽的卧底。当文史专家朱正先生把那本《悔余日录》放到我面前时，我只看了几页，便全身瘫软，连一张报纸都举不起来。

滔天巨浪，瞬间将我击倒。一连数日，泪流不止，大汗不止。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那个在我们家最落魄、最孤独时，被母亲心疼、被父亲接纳、被我当成亲人一样依靠的人；那个在饭桌上喝着黄酒、红着脸说 “你们家粮票都被我吃光了” 的人；

那个在月色里、寒风中，被我一路挽着送到公交站，谈海明威、聊张大千、像父亲又像兄长的人；竟然从踏入我家大门的第一天起，就是带着任务来的。1958 年，父亲章伯钧早已戴上 “右派” 帽子，昔日朋友避之不及。母亲在民盟看到冯亦代孤零零缩在角落，无人理睬，心生怜悯，主动开口：“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欢迎你。”就这一句话，我们全家，把一个落难之人，当成了患难之交。他来得很勤。从上午坐到傍晚，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

知道他是浙江人，母亲特意做清蒸鱼、火腿汤；饥荒岁月，高价肉、高级点心，我们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螃蟹肥了叫他，柿子熟了送他，连朋友送的萝卜糕，都特意给他留一份。父亲被时代隔绝，孤独得像一座孤岛。冯亦代的到来，让他终于有了可以说话的人。庭院乘凉，灯下闲谈，父亲评时政、说往事、掏心掏肺，滔滔不绝。他以为，这是患难见真情。他不知道，眼前这个温和恭敬的听者，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转头就写成密报，上交上去。

冯亦代在日记里写得清清楚楚：1958 年 7 月 20 日，他理发、整理材料，主动接受秘密任务。对方告诉他：要心情舒畅，要跳出右派圈子，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你。所谓 “心情舒畅”，就是要笑着走进章家，自然地聊天，轻松地套话。所谓 “不要在乎别人看法”，就是要顶住非议，安心做卧底。他做得 “极好”。在章家，他是慈祥温暖的冯伯伯；转身，他是兢兢业业的情报员。

父亲懒得写思想汇报，让他帮忙代笔，他先请示上线，再奉命抄写；父亲收藏古籍字画，他一一记下，写成汇报；父亲随口发的牢骚、对时局的看法、对生活的不满，全被他整理成材料。为了记住那些零散的话语，他甚至专门训练记忆力，阅读肃反手记、地下工作书籍。一个研究欧美文学的翻译家，把所有精力，用在了监视与告密上。更刺心的是他日记里的语气：“听了一下午废话。”“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瞎谈一气。”

我们待他如至亲，他在暗处，满是轻蔑与鄙夷。

他吃着章家的饭，喝着章家的酒，享受着乱世里最难得的温暖，却在日记里写下：“我的生命，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日益丰富。”“我是在第一线作战的保卫工作者。”背叛到了这种地步，竟成了他的 “光荣”。母亲曾直言他的字没骨头，要教他写字，送他碑帖；父亲曾点破他的翻译功底不足，让他好好打磨中文。这些真心实意的指点，在他心里，都成了刺。朱正先生说：他对章家的敌意，很深。可我们全家，一无所知。牛棚里，父亲还悄悄把母亲送来的干粮分给他：“亦代没人来看，你多带点，我偷偷给他。”

我远走四川、身陷牢狱，仍在信里一遍遍问：“冯伯伯还好吗？还来家里吗？”1978 年我出狱，他到车站接我，眼圈发红。每年父亲忌日，他都陪母亲去扫墓，说：“伯老真是好人，对我真好。”

那一瞬间，谁能怀疑他的真诚？谁能想到，那些温暖、那些眼泪、那些陪伴，背后藏着几十年的秘密任务。直到《悔余日录》出版。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所有温情，瞬间碎成齑粉。晚年的冯亦代，终于敢面对那段历史。

他出版日记，是忏悔，也是解脱。他对我說：“我人生最后一本书，由你来出版。”我知道，他想说的，太多，又说不出口。那个年代，最可怕的从不是苦难，而是人心被扭曲，信任被碾碎，温情变成武器。我们真心待他，他奉命监视；我们视他为亲人，他视我们为任务；我们以为是患难之交，原来，只是一场长达二十年的卧底。真相大白那天我才明白：有些痛，不是皮肉之苦，是裂骨锥心，是永世难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