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出狱后和杜聿明参观故宫，售票员：买票才能进，他作何回答？

那天在故宫门口，售票员看着眼前的几个人，有点惊讶。

不是因为他们长得眼熟，而是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男人接过票时，愣住了几秒，开口问：“我现在来这儿，还要买票吗？”

这个人就是溥仪。

紫禁城的最后一位“主人”。

1962年秋天，天气转凉。

沈醉和杜聿明打算找个时间去故宫看看。

北京的天总是那么干净，阳光从红墙黄瓦上斜斜打下来，空气里夹着一点秋意。

他们一合计，就顺口叫上了溥仪。

这事儿说起来简单，但要放在五年前，谁也想不到。

那会儿，溥仪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这个曾经的“大清皇上”、伪满洲国的“皇帝”，在新中国的战犯营里过了九年。

不是关着不放，也不是走个过场，而是真刀真枪地让他面对自己过去做过什么、为什么做、造成了什么后果。

他最开始不认账，说自己是被绑架的，是个受害者。

可那不是别人，是真正从战场上下来的将领、亲历过东北沦陷的人，和他一批被关进去的战犯，个个都知道伪满洲国是什么玩意儿。

那些日子，谁站在哪一边，一目了然。

慢慢地，他也不说那些话了。

调查、谈话、对照材料，改造所不是靠喊口号，而是让人心服口服。

再加上，他那会儿吃得比外面还好，三年自然灾害都没让他挨饿。

不是照顾，是有意让他明白：这个制度，是要改人而不是毁人。

1959年，中央特赦第一批战犯，溥仪也在其中。

他从抚顺出来，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做园艺工人，后来又调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专员。

工作不重，生活也安稳，偶尔还会有人悄悄认出他来，不过没人再叫他“皇上”。

那次去故宫，是沈醉提议的。

他说：“你熟啊，正好给我们讲讲。”溥仪起初不想去，说：“我闭着眼都知道哪是哪儿，有啥好看的。”沈醉笑了：“正因为你熟，才要你去。

就当陪我们转转。”

他们三人一到门口，沈醉就去窗口买了三张票。

出来后，把票一人递了一张，溥仪拿在手里，愣住了。

他低头看了看那张小纸片，又抬头看着高高的红墙，嘴里喃喃说：“我进这儿，还得买票？”

他不是生气，也不是吃惊。

那是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有点哀伤，又有点释然。

沈醉和杜聿明没说话，只是看了他一眼，谁都明白。

这地方，对他来说不是景点，是个曾经生活过几十年的“家”。

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

他们进了故宫后，沈醉和杜聿明看什么都新鲜。

看屋顶的琉璃瓦，问这是什么殿，那是什么门。

溥仪一开始不怎么说话，双手背在身后，低头走路。

走到乾清宫时，杜聿明指着龙椅问他：“坐上去舒服吗？”

溥仪扯出一个笑，说：“我三岁登基，那时哪懂这些。”话是这么说，谁都知道不可能没坐过。

可他们也没继续追问。

再往后，溥仪慢慢说得多了。

他指着东六宫说这是哪哪哪，说哪儿是慈禧住的，哪儿是他小时候读书的地方。

他记得清清楚楚，像是那些年都没过去一样。

到了御花园，他们找了张石凳坐下歇歇脚。

没想到周围的游客开始注意过来，有人小声说：“那不是溥仪吗？”人越来越多，有的想合影，有的问东问西。

沈醉有点紧张了，跟杜聿明对了个眼色，赶紧拉着他走了。

从那以后，沈醉去故宫再没叫过他。

不过过了阵子，他们去了趟景山。

那天阳光很刺，山风不大。

溥仪站在一棵歪脖子树下看了很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那棵树，就是明朝崇祯皇帝自缢的地方。

他站了十多分钟，什么话也没说。

等沈醉有点不耐烦了，坐到旁边一块大石头上抽烟，他才慢慢走过来。

坐下后，他也要了一根烟，点上了，抽了一口，说：“过去没人让我来这儿，说不吉利。

今天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棵树。”

他说完就不再说话了。

那几年，他开始写书，把自己从小到大的事，一件一件写下来。

写得很细，也写得很真。

他不再回避自己做过的错事，也不再强调什么“被迫”“无奈”。

书稿交到出版社的时候，编辑们都说：“不像皇帝写的，倒像个知青。”

1964年，《我的前半生》出版。

这本书没火起来，也没人拿它炒作。

但读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人在用笔向历史交代。

再后来，他去了医院，得了癌症。1970年代初去世，火化那天没举行什么仪式，只是家属和几个老同事送了送。

那张当年进故宫的门票，他一直留着，夹在一本旧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