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野整编时，许世友没当上兵团司令员，真跟济南战役的指挥有关？

把一场仗打得太漂亮，快到让整个战局都跟着你的节奏跑，这在功劳簿上是该记头功，还是该打个问号？

这事儿，就出在许世友身上。

1949年初，长江边上黑压压全是人，第三野战军的四个主力兵团司令名单一公布，叶飞、陈士榘、宋时轮、王建安，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可大伙儿扒拉着名单看来看去，心里都犯嘀咕：那个最能打硬仗的许世友呢？

按说，怎么也得有他一个位置。

当时他是山东兵团司令，华野里谁不知道他的威名，尤其是在胶东死守，给整个华野保住了后院，那功劳是实打实的。

可就在这临门一脚，全国都快解放了，他这员核心猛将，咋就没捞着一个兵团司令的头衔？

风言风语一下子就起来了，都把矛头指回了五个月前那场打得天崩地裂的济南战役。

有人说，就是那一仗，许世友“打快了”，把上头的全盘大棋给搅了。

时间拨回到1948年9月。

那时候，大决战的锣鼓已经敲响。

华野的剑锋，直指山东省会济南。

守济南的是国民党军里有名的儒将王耀武，手下攥着十万大军，把济南城修得跟个铁王八一样，到处是钢筋水泥的碉堡和密密麻麻的火力点。

王耀武自己放出话来，济南固若金汤，能顶住共军三十万人的猛攻。

华野的代司令粟裕，脑子里装的却是一盘更大的棋。

他摆开了一个叫“攻城打援”的阵势。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三十二万大军分成两拨，一拨十四万人，由许世友和谭震林指挥，任务就是去啃济南这块硬骨头，这叫攻城集团；另一拨更厉害，十八万精兵，由粟裕自己亲自盯着，在徐州北边摆开龙门阵，等着国民党军从南边来救济南的援兵，这叫打援集团。

你瞅瞅这兵力分配，打援的比攻城的还多出四万人。

这就让很多人琢磨开了：看来华野的真正目的，不是非要拿下济南城，而是把济南当个香饽饽吊着，把蒋介石手底下最能打的机动部队，也就是杜聿明那个集团，从徐州给引出来，然后在野地里一口吃掉。

这么一来，后面打淮海战役就轻松多了。

如果真是这么个剧本，那许世友的攻城部队就不能打得太猛，得悠着点，甚至围着不真打，装装样子，给南边打援的兄弟部队留足时间，好让他们从容地“包饺子”。

可谁也没想到，许世友压根就没按这个“慢节奏”的剧本演。

九月十六号，炮声一响，济南战役正式开打。

许世友当时正生着病，但他硬是撑着身子到了前线指挥所。

这位将军出了名的勇猛，但面对王耀武这样的对手和济南城这样的铜墙铁壁，他心里也清楚，攻城战就是拿人命去填，半点马虎不得。

十四万人打十万人，在攻坚战里，这兵力优势其实不大。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血肉横飞，每一米都得靠战士的鲜血去换。

可就在三天后，也就是九月十九号晚上，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变故发生了——守在济南城西边商埠区的国民党将领吴化文，带着他手下两万多人，不打了，阵前起义了！

这一下，王耀武精心布置的西大门洞开，整个防线瞬间就乱了套。

消息火速传到粟裕的指挥部。

这位战略大师的脑子转得飞快，他想的不是“哎呀，鱼饵要被提前吃了，援兵不上钩了怎么办”，而是立刻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九月二十号，粟裕一封加急电报发给许世友和谭震林，话说得明明白白：“既然吴化文已经起义，你们攻城的部署要马上调整，把主力转到商埠和内城方向…

加快攻城进程。”

看清楚了，电报里用的是“加快攻城进程”。

这封电报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所有认为应该“慢打”的猜测上。

它清清楚楚地表明，在华野最高指挥层那里，拿下济南城本身，就是一个硬任务，而且是越快越好。

什么“围而不攻”等着打援兵，根本就没那回事。

后面还有更说明问题的。

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粟裕看着攻城部队伤亡不小，心里也着急。

他甚至琢磨着，要不要把南边打援部队里的王牌军，也就是叶飞的那个纵队，调过来帮许世友一把，加强攻城的力量。

他还特意发电报问许世友的意见。

这时候的许世友，因为吴化文的起义，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底气十足地回电说：不用，我手里的兵力足够拿下济南，别让叶飞他们跑冤枉路了。

你想想，如果粟裕的主要目的是“围点打援”，他怎么可能主动要把“打援”的拳头部队抽调去“攻点”？

这在军事上是说不通的。

最终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了。

在许世友凌厉又果断的指挥下，攻城部队只用了八天八夜，就在九月二十四号把济南城彻底拿了下来，王耀武也被活捉了。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让国内外都震动了。

可问题也来了，南边徐州的杜聿明集团，磨磨蹭蹭，始终没敢大举北上增援，让粟裕精心准备的打援大军，铆足了劲却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正是这个结果，让“许世友打太快，破坏了粟裕歼灭援敌大计”的说法流传开来。

但只要我们把战役期间的电报翻出来，把指挥员的意图捋一捋，就能看得很明白：许世友的速战速决，非但不是过错，反而是对上级命令最出色、最完美的执行。

这根本就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城市攻坚战，是奇功一件。

那么，既然“打太快”这个说法站不住脚，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事儿其实没那么简单，是好几个因素凑到一块儿了。

头一个，也是最实在的原因，就是许世友的身体真的扛不住了。

他从十几岁就开始打仗，一辈子枪林弹雨，身上留下的伤疤数都数不清。

打济南的时候，他就是从病床上爬起来的。

这么一场高强度的战役打下来，他的身体彻底垮了，急需要长时间的休养。

接下来可是规模大得多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那种强度，他这身体确实顶不了一线指挥的重任。

再一个，是指挥风格上的事。

许世友和粟裕，一个是性格火爆、敢打敢拼的虎将，一个是心思缜密、算无遗策的帅才。

他俩在指挥风格上，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不光是济南战役，在更早的豫东战役里，许世友作为前线指挥，就跟粟裕在一些具体的打法上有过不同意见。

这在高级将领之间其实很正常，但在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需要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时候，这种磨合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济南战役打完没多久，华野就开了一次前委扩大会议。

会上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特别提了要提高对粟裕同志命令的执行力。

这话不是单单冲着许世友一个人说的，而是为了让整个大军在接下来的大决战里，能像一个拳头一样，步调完全一致。

许世友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他能听出组织上的意思。

再加上自己的身体状况摆在那儿，他选择暂时退居二线，留在山东主持后方根据地的工作，这既是身体的需要，也是一种顾全大局的姿态。

而他的副手王建安，打仗稳重，能力也很强，接替他执掌后来组建的第7兵团，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历史的大潮往前涌，一个人的进退，背后往往藏着很多复杂的道理。

许世友没能当上三野那四个兵团司令之一，不是因为他在济南城下犯了什么“过失”。

恰恰相反，那场辉煌的胜利，是他军事生涯里又一座高峰。

他后来的“缺席”，是一个功勋卓著的将军，在身体、战局和组织意志的多重因素下，做出的一个最合理的选择。

渡江战役打响时，许世友在山东，负责着新解放区的稳定和后勤保障。

而他曾经的副手王建安，则率领着第7兵团，作为东路突击集团的主力，率先突破了长江天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