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地位为何低于农民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商业就已发达，中原大地最早用贝壳作货币，后世商人的称呼也源于商朝人善经商的传统。但商周之后，商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了士农工商里最末等的阶层，哪怕腰缠万贯，也难有体面。

古代是农耕社会，粮食是国家的命根子，朝廷养军队、发俸禄、赈灾全靠种地收税。农民种粮是实打实的生产，商人却不种地，只倒买倒卖赚差价，在统治者眼里就是不事生产。而且农民被户籍绑在土地上，家当是房子、田地、农具这些搬不走的东西，遇战乱不会轻易跑路；商人的财产是金银细软、货物银票，国家有难时跑得最快。《吕氏春秋·上农》里说农民淳朴好使唤，心思单纯不自私；商人满脑子赚钱算盘，心思活络爱耍滑头，连品性都被贬低。

从商鞅变法开始，朝廷就定了士农工商的坐次，商人排最后。还有硬规矩：不准穿丝绸、不能做官、赋税更高——就是怕大家都弃农从商，没人种粮。汉朝刘邦时，贾人连穿丝织品、乘车都不行，还要交重税；到孝惠、高后时，市井子弟还是不能当官吏。儒家讲重义轻利，觉得商人逐利忘义，品德低下，和君子追求的仁义相悖。这种思想传了千年，全社会都觉得商人无奸不商，地位自然抬不起来。

可古代商人的日子，远不是腰缠万贯那么简单。运货物要翻山越岭，遇土匪、野兽、极端天气是常事。《水浒传》里的杨志，原本是殿帅府制使，押运花石纲遇风浪翻船，失陷贡品只能逃亡；石秀做羊马生意，碰瘟疫亏光本钱，只能靠打柴糊口。就算和平时期，也有倒霉的：《三言二拍》里的程宰，徽商子弟带千金去辽阳经商，因为不懂行情亏尽本钱，羞于归乡只能为人管账。还有车船损坏、货物腐烂、一关一税、信息闭塞导致商品滞销，血本无归的事多到数不清。

其实古代压制商人地位，还有个深层原因——怕权力和资本勾连。权力绝对主导的社会里，商人地位低，才能确保权力掌控经济资源，防止官商勾结破坏统治。就像现在说的当官发财两条道，古代这种制度设计，也是为了杜绝权力和资本的不当结合。

古代商人在夹缝中生存，哪怕被歧视、被限制，也还是创造了价值。他们翻山越岭运货物，在歧视中找生机，在风险中积财富，成了中国历史里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也藏着中华民族的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