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检票员吵架，吓坏路过的车夫：这不是杀害陈潭秋的凶手吗？

1950年深秋的汉口火车站，风跟刀子似的刮人脸。

站台上堆着半人高的麻袋，里头不是过冬的煤块就是待运的棉花，空气里混着煤烟和脚汗味，老远就能听见蒸汽火车“呜”的长鸣。

老周把三轮车停在出站口那棵掉光叶子的老槐树下，缩着脖子搓手这天够冷的，拉活儿的人比坐车的还多。

突然，检票口那边炸开一阵吵嚷，穿蓝布制服的检票员小李正拽着个中年男人的胳膊，脸涨得通红：“同志，车票拿出来！没票不能进！”

那男人穿件灰布棉袄，领口磨得起了毛，左手插在裤袋里，右手使劲想甩开小李：“急着赶车，票忘在旅馆了，进去再说！”

老周本来低头数着兜里的毛票，听见动静抬头就这一眼，他浑身的血好像瞬间冻住了。

那男人侧脸对着他，左眉角一道月牙形的疤，在路灯下特别扎眼。

老周攥着刚擦完车把的抹布，手心里的汗差点把布浸透这张脸，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争吵声藏着车夫老周的噩梦

老周不是土生土长的汉口人。

四年前他还在迪化（现在叫乌鲁木齐）拉洋车，那会儿城里乱得很，马家军的人在街上横冲直撞，见了穿学生装的就抓，见了说关内话的就打。

他亲眼见过这个疤脸男人，那会儿他穿军装，腰里别着枪，带着几个兵闯进南大街的杂货铺，把掌柜的捆在柱子上打，说是“通共”。

后来听说杂货铺一家三口，当晚就没了气。

“让开！”疤脸男人突然吼了一声，猛地推开小李，小李踉跄着后退两步，差点摔在地上。

周围等车的人围过来看热闹，有人小声议论：“这人谁啊，这么横？”老周的心跳得跟擂鼓似的，他想喊，想冲上去抓住那只插在裤袋里的手，可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声。

就在这时，一个穿干部服的男人挤了进来，胳膊上戴着“军管会”的红袖章。

“怎么回事？”他皱着眉问小李，小李喘着气说：“张干事，他没票硬要进站！”张干事转头看疤脸男人，眼神有点怪，没等男人说话，就拍了拍小李的肩膀：“行了，可能是急事忘带了，让他进吧，我登记一下。”

老周懵了，军管会的人怎么会让没票的人进站？他眼睁睁看着疤脸男人冲张干事点了下头，嘴角好像撇了一下，那笑容说不出的诡异。

等男人进了站，张干事也转身走了，留下小李站在原地，一脸委屈地踢着脚边的石子。

老周觉得后脖子冒凉气这里头肯定有事，那天收工后，老周没像往常一样去巷口喝碗热汤，踩着咯吱响的三轮车直奔同兴客栈。

表弟在客栈当伙计，认识的人多，消息灵通。

他把表弟拉到后院堆柴火的角落，压低声音问：“你还记得四年前迪化马家军里，有个左眉角带疤的军官不？”

表弟愣了一下，拍了下大腿：“你说马玉龙？杀人不眨眼的那个！听说他手上沾了不少共产党的血，后来马家军垮了，这人就没影了，都说跑关内了。

你问他干啥？”老周的脸瞬间白了果然是他。

表弟看他不对劲，追问起来，老周把检票口的事说了，表弟也慌了：“军管会的人怎么会放他走？这里头怕是有猫腻。”

俩人蹲在柴火堆旁，抽了半包烟，也没想出个所以然。

老周心里堵得慌，他想起迪化那个杂货铺掌柜的小儿子，才八岁，那天抱着他爹的腿哭，马玉龙一脚就把孩子踹飞了。

第二天，老周没去火车站拉活儿，揣着攒下的几块钱，去了汉口图书馆，他不识字，但知道那里有《新华日报》，表弟说报上有时候会登以前的事。

他找到管报纸的老先生，递了根烟：“大爷，我想找找四五年前后，新疆那边共产党干部被害的消息。”

老先生翻了翻旧报纸剪贴本，指着一篇报道说：“1943年，新疆军阀盛世才投靠国民党，把在新疆的共产党干部都抓了，陈潭秋、毛泽民他们，1944年就牺牲了。”

老周凑过去看照片，陈潭秋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笑得温和。

他想起四年前迪化流传的消息，说马家军的人参与了看守这些干部，有个“疤脸副官”下手最狠。

“大爷，那时候抓的干部里，有没有个‘大头头’被押着转移过？”老周问，老先生想了想：“好像有记载，1944年冬天，有批重要干部被秘密转移，路上死了好几个……”

老周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来了，那年冬天，他在迪化城外拉活，见过一队兵押着几辆卡车，马玉龙就站在最前面的卡车上，眉角的疤在雪地里都看得清。

洼地的土腥味是迟到的正义

半个月后的一天，老周在车站拉活，听见两个警察聊天，说丹水池那边发现了一具男尸，眉角有疤，身上有枪伤。

老周心里一紧，拉着车就往丹水池跑，到了洼地边，警戒线已经拉起来了，远远能看见土坑里盖着白布。

后来听表弟说，死的就是马玉龙，是被人用枪打死的，抛尸在洼地，军管会的张干事和检票员小李，第二天就被抓了。

原来小李是马玉龙的远房侄子，张干事以前在盛世才手下当过文书，俩人怕马玉龙把他们以前的事说出去，就合计着放他进站，再找机会灭口。

1951年春天，镇反运动开始了，张干事和小李在汉口公审，台下人山人海。

老周也去了，站在最后面，法官念判决的时候，他听见有人喊：“血债必须用血来偿！”他想起迪化杂货铺的血，想起陈潭秋烈士的笑，眼泪忍不住往下掉。

后来老周不拉车了，在车站附近开了个小杂货铺，每年清明，他都会带着孩子去汉口解放公园，那里有陈潭秋烈士的纪念碑。

他指着纪念碑上的照片，跟孩子说：“这个人，是好人，为我们能过上安稳日子，把命丢了。”

孩子问：“爹，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老周摸了摸孩子的头，想起1950年深秋那个冷得像冰窖的早晨，检票口的争吵声，眉角的疤，还有张干事那个诡异的笑。

他没多说，只说：“这些事，得记着，不能忘。”老周这辈子没干过啥大事，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但他总觉得，自己那天没忍住多看的那一眼，没忍住跟表弟说的那些话，好像也起了点作用，历史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被这些不起眼的人，不起眼的瞬间，悄悄推着往前走的。

现在老周的孙子都上大学了，放假回来会陪他去解放公园。

孙子指着纪念碑念介绍，老周就站在旁边听，有时候会插一句：“那时候啊，车站的风比现在冷多了……”孙子笑他：“爷爷，你又讲你那个‘检票口奇遇记’啦。”

老周也笑，心里却清楚，那不是奇遇，是一个普通人，在那个年代，能为正义做的一点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