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军师长偷袭新四军，途中却与日军交火，陶勇得知会心一笑

汪精卫这辈子，给不少人发过军装、发过委任状，但他最窝火的一次，恐怕是给一个共产党卧底发了套少将军服，还配了把锃亮的指挥刀。

这人拿着汪伪政府的军饷，养着新四军的兵，把日伪的情报机构当成了自家的邮局。

这个人，就是施亚夫。

想知道他是怎么把汪精卫、把日本人耍得团团转的，得从三样东西说起：一把斧子，一本电话簿，一个烟盒。

1937年8月，南京城头炮火连天。

老虎桥监狱里，关着一个叫施亚夫的年轻人，二十三岁，罪名是“共党要犯”。

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不算什么大事，可眼瞅着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亡国灭种的关头还被自己人关着，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就在这时，日军的飞机来了，几颗炸弹下来，监狱的墙被轰开一个大口子。

犯人们像炸了窝的蚂蚁一样往外涌，乱哄哄地只顾着逃命。

施亚夫也冲了出去，但他跟别人不一样。

在求生的本能之外，他心里还有一团火。

混乱中，他眼睛一瞥，墙角挂着一把消防斧，他想也没想就抄在了手里。

街上一片火海，一个掉队的日本军官，看军衔是个少佐，正拿着武士刀追砍逃难的百姓，嘴里还哇啦哇啦地叫嚣。

施亚夫浑身的血一下子就冲到了头顶。

国恨家仇，在那一刻拧成了一股绳。

他没多想，从侧面一个箭步冲上去，抡圆了胳膊，使出在牢里憋了许久的全部力气，把那柄消防斧狠狠地劈了下去。

那个日本少佐大概到死都没想到，会死在这么一个刚从牢里跑出来的“囚犯”手里。

这一斧子，劈开了一条活路，也彻底劈断了他和过去的牵连。

他不再是那个被关在牢里的“政治犯”，他是一个要跟侵略者死磕到底的中国人。

掂了掂手里还沾着血的铁斧，施亚夫把它扔进路边的瓦砾堆，转身消失在南京城的浓烟里。

从南京死里逃生，施亚夫回到了老家南通。

眼看着家乡遍地都是日本兵和汉奸，而党组织又被破坏得七七八八，联系不上。

他一咬牙，决定自己干，拉队伍！

他扯起一面旗，叫“唐闸工人守土团”，听着挺像那么回事，可实际上就是个空架子。

要人没人，要枪没枪，兜比脸还干净。

怎么办？

总不能干等着。

一天，他对着一本厚厚的南通城电话簿发呆，一个念头突然蹦了出来。

没兵，那就“造”兵！

他把电话簿上的人名一个个抄下来，当成是自己的兵；把电话号码抄下来，当成是枪支的编号。

一本普普通通的电话簿，就这么被他硬生生变成了一本内容详实的“官兵花名册”和“武器登记簿”。

这事听着挺离谱，但在那个乱世，胆子大就能撑起一片天。

他还真就靠着这股“虚张声势”的劲头，慢慢打开了局面。

他先是瞅准机会，缴了一小股国军溃兵的械，弄到了二十来条枪和两千多发子弹，队伍总算有了点真家伙。

接着又带人摸进南通纺织学院，把里面的军火库给端了。

队伍一天天壮大，为了迷惑敌人，他今天挂“国民政府游击队”的牌子，明天又自称“地方保安团”，番号换得比唱戏的换脸还快，搞得日伪军晕头转向，始终摸不清他到底有多少人马，是哪路神仙。

就在这时，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找上了门。

这人叫段银宝，是施亚夫在老虎桥监狱的狱友，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汪伪政府在南通的“办事处主任”。

段银宝看施亚夫“混”得风生水起，就想拉他入伙，一起给日本人干。

这对施亚夫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

是继续在外面打游击，还是钻进敌人的心脏？

他当机立断，秘密跑到新四军一师的司令部，见到了粟裕和叶飞。

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假意投诚，打入伪军内部，把这支队伍变成插在敌人后方的一颗钉子。

粟裕和叶飞听完，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兴奋。

这想法太大胆了，但也太有用了！

粟裕当场拍板：“就这么干！

我们正缺一个能在敌人内部站稳脚跟的据点！”

接受汪伪政府的“招安”后，第一个难题就是“验兵”。

汪精卫那边派来一个叫严济南的专员，点名要看看施亚夫手底下那号称一万五千人的部队到底什么样。

这时候，那本电话簿又派上了大用场。

施亚夫找了两个会写字的先生，关起门来照着电话簿连抄带改，不眠不休搞了好几天，硬是编出了一本厚得像砖头一样的《官兵花名册》。

严济南到了南通，施亚夫压根不提去军营的事。

他拉着严济南，白天逛园林、听评弹，晚上大摆宴席，美酒佳肴轮番上阵。

几天下来，严济南被伺候得舒舒服服，早就把查兵员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

临走前，施亚夫才“不经意”地把那本花名册递了过去。

严济南翻了几页，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和编号，字迹工整，分门别类，心里佩服得不行，认定施亚夫手下兵强马壮，是个实力派。

回到南京一汇报，汪精卫大笔一挥，委任状、少将军服、指挥佩剑，全套行头很快就送到了施亚夫手上。

他就这样，靠着一本电话簿，成了汪伪陆军第七师的少将师长。

当上这个伪军师长，施亚夫就成了新四军安在日伪心脏里最重要的情报员。

日伪军在南通地区的“清乡”部署、各个据点的兵力调动、甚至是日本特高课准备安插到新四军内部的特务名单，这些要命的情报，都通过他的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苏中军区。

最悬的一次是1942年冬天。

日军得到密报，新四军一师的高级干部要在南坎开会，粟裕、叶飞、管文蔚这些头面人物都会参加。

日本人策划了一场“斩首行动”，准备在会议结束后，利用已经收买的内奸提供的情报，在领导们返回的路上设伏，一网打尽。

这个阴谋要是得逞，整个苏中根据地就得瘫痪。

施亚夫拼了命才搞到这份情报。

时间太紧了，用密码联络根本来不及。

他急中生智，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哈德门”香烟，抽出一张卷烟纸，用铅笔在上面飞快地写下“南坎会议有变，敌人已掌握你们返程路线，速改道”等关键信息，然后把纸条揉成一团，塞回烟盒里。

他叫来最信任的骑兵，命令他：“天亮之前，就是跑死马，也得把这个烟盒送到粟裕司令手上！”

当那个烟盒几经周折送到粟裕手里时，他打开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立刻下令，动用一切手段，追上并通知已经分头出发的干部。

最后，除了管文蔚的队伍跟一股敌人遭遇，险些出事外，其他领导都安然无恙。

一个小小的香烟盒，在最关键的时候，保住了新四军的指挥中枢，还顺着线索揪出了内部的叛徒。

纸终究包不住火。

施亚夫这边送出的情报屡屡让日军的行动失败，日军指挥官小林信男起了疑心。

1944年初，日伪开始内部清洗，屠刀眼看就要落到施亚夫头上了。

他知道，潜伏的日子到头了，该亮出真本事了。

1944年1月5日夜里，在和新四军一师师长叶飞商定好计划后，施亚夫在通州、如皋一带的防区，以三声炮响为号，率领手下两千多名官兵举行起义。

黑夜里，部队打着灯笼，浩浩荡荡地向新四军的防区开进。

在接应口，新四军的战士们早已等候多时，一口口大锅里煮着热气腾腾的面条。

那一口热汤下肚，驱散了冬夜的寒气，也洗刷了他们身上伪军的尘土。

起义后，施亚夫给已经当上伪国民政府主席的陈公博写了一封信。

信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一句话：“你是中共一大代表，当知民族大义。”

这封信寄出后，施亚夫被任命为“苏北人民抗日自卫军通如纵队”司令员，他的番号再一次改变，旗帜换成了鲜艳的红色。